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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星:当代文化思潮中的"反智主义"

————"当代思想史"片断

更新时间:2015-01-20 17:34:08
作者: 樊星 (进入专栏)  

   摘要 :当代“反智主义”具有深远的历史背景:传统的专制主义是滋生“反智主义”的政治根源;现代革命的民粹主义思潮也具有鲜明的“反智”色彩;“文革”更是“反智主义”登峰造极的混乱时期。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1980年代知识分子物质生活水平的贫困、1990年代全社会世俗化思潮的高涨以及“后现代”“反文化”思潮的渐渐流行,都使得“反智主义”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发展。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阵营中的“反智主义”与社会上“无知者无畏”心态的交汇对于知识异化、知识分子庸俗化的激烈批判显然具有警世意义。在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年代里,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异化必然导致人文精神的危机。

   关键词:“反智主义”,“反文化”,世俗化,知识分子问题

   一

   “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一词,亦称“反智论”,是一种怀疑、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思潮。它体现了一部分具有反传统、反文化意识的人们对精英掌控社会话语权的不满与反抗。美国思想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于1962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锋芒直指当时美国政府中的反智主义思潮,在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这个词渐渐流行了开来。

   1976年,海外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余英时发表了《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的思想史论,锋芒直指当时大陆的“评法批儒”运动。文中指出:“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反智论在法家的系统中获得最充分的发展。”“在法家政治路线之下,只有两类人是最受欢迎和优待的:农民和战士”。(这议论很自然会想起当时大陆政治生活中那个取代了人民的政治名词——“工农兵”)。同时,他也指出了道家的“反智”特质。[1]在该文的余论《“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一文中,他进而指出:“现代中国的反智政治当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来自近代极权主义的世界潮流,并不能尽归咎于本土的传统。但是潜存在传统中的反智根源也决不容忽视。”[2]这样的议论足以使人产生这样的思考:在中国这么一个历来有着“崇文”传统,连普通老百姓也坚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国度,为什么“反智”的传统也根深蒂固?在“崇文”与“反智”这水火不容的双重传统深处,显然体现出了中国文化的尖锐矛盾——一方面,打天下常常靠的是武力和阴谋,因此,狂妄的武夫常常看不起甚至羞辱文化人,以至于“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说法不胫而走。统治者为了“统一思想”而“焚书坑儒”、大兴“文字狱”的悲剧也常常上演,令天下的读书人心寒!另一方面,“崇文”的读书人常常以为“知书明理”就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却在进入仕途后发现,正气、才华、“道统”常常不敌昏君的暴虐、佞臣的无耻,因此碰壁而灰心、或知难而退隐,感叹“百无一用是书生”,然后或随波逐流,或归隐田园。而那些皓首穷经的读书人因为屡试不第,到头来发现自己甚至不如没有上进心的农夫、小贩那样散淡度日,于是自暴自弃,悲叹“科举误我”的无情事实也助长了“反智”思潮的流传……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社会的专制主义、混乱世事是滋生“反智”思潮的深厚土壤。

   现代社会是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但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方式却十分奇特:一边是皇权崩溃以后,形形色色的军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在相当长的战乱岁月中,军人成了历史舞台的主角,枪杆子成了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另一边是随着西学东渐而涌现出来的一代优秀知识分子因为传播现代文明而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他们学贯中西的气象和比较优越的生活质量都显著地改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路线,并且深刻地影响了后人。尽管如此,我们不难发现,在那一代作家笔下,知识分子的形象却多显得可怜、猥琐、无能,从鲁迅的《在酒楼上》、《伤逝》、郁达夫的《沉沦》、叶圣陶的《倪焕之》到茅盾的《动摇》、巴金的《家》、《寒夜》、沈从文的《八骏图》、钱钟书的《围城》……多是病态人格、失败人生。像茅盾的《虹》那样欣赏知识分子革命热情的作品,实在太少。我们在现代文学中看不到像梁启超、李大钊、胡适、陈独秀、鲁迅那样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旺盛生命热情的知识分子形象,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有学者早就指出:“现代文学以‘阿Q’的形象概括民族性格的某些本质方面,却终于未能推出有相似分量的知识者形象”,[3]这一现象耐人寻味。平心而论,上述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小知识分子”困窘的生存状态,也深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某些“劣根性”——脆弱、颓唐、虚伪、自卑、玩世不恭。然而,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多显得可怜、可卑、可恨,或多或少体现出了知识分子本身的某些致命弱点。这一现象,一直到当代都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由此是否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中审视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批判意识呢?从这批判意识到“反智论”似乎并不太远。而在西方文学史上,讴歌知识分子英雄形象、关注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痛苦灵魂的名篇却为数不少——从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浮士德》(Faust)、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到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的《刀锋》(The Razor’s Edge)、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的《第一圈》(The First Circle)、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的《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索尔?贝娄(Saul Bellow)的《赫索格》(Herzog)……

   共产主义运动的倡导者常常是将共产主义的理念与民粹主义的主张联系在一起进行宣传的。从李大钊关于“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的论断和“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的呼喊,[4]到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的说法,[5]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虽然毛泽东也知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6]他在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中一直想将农民的小农经济思想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思想,但只要是将知识分子与工农放在一起比,他就会说:“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7]这样的看法固然有推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理想动机,更成为他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以整肃知识分子的重要理论依据。在“十七年”文学中,只有寥寥几篇描写青年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如宗璞的小说《红豆》、刘绍棠的小说《西苑草》、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和陈耘的话剧《年青的一代》等),而且,尽管这些作品的主旨是刻画知识分子走向革命、投入新生活的热情,却常常免不了因为流露出“小资情调”而遭到莫须有的粗暴批判。现代文学中写知识分子命运的传统在“十七年”文学“大写工农兵”浪潮的冲击下已经命悬一线。到了“文革”中,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在那个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的时代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甚嚣尘上,“读书无用论”流行一时。尽管“主旋律”对于“读书无用论”是持批判态度的,“为革命学习”的口号也时时可闻,可“文革”开始时的“红卫兵”焚“四旧”书、“停课闹革命”、大学停止招生、从“反动学术权威”到许多中、小学教师都普遍受到猛烈的批斗,以及“文革”中“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贫宣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入驻、管理各大、中、小学的“新生事物”,和大、中、小学学生都必须走“五七道路”、“开门办学”(即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学工”、“学农”、“学军”),“工农兵学员”经过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等等“教育革命”的“创举”,都极大地冲击了正常的教育体制,伤害了知识分子从事科研、教学的热情。因此,“文革”成为了举国“反智”思潮空前高涨的时代。“文革”期间文化、教育的全面倒退骇人听闻。那悲惨的一幕,后来在新时期“伤痕文学”的许多作品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郑义的《枫》、宗璞的《三生石》、白桦的《苦恋》……为什么“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结合”的美好设计到了现实中竟然异化为知识分子被普遍扭曲的漫长噩梦?为什么一场浪漫的革命到头来会沦落为知识分子的浩劫?历史的教训值得深刻反思。

   二

   “文革”结束,经过一段时间的拨乱反正,崇尚知识的风气重返神州。按说“反智”的思潮应该寿终正寝了吧,其实不然。与“崇尚知识”的风气并存的,是知识分子的相对贫困化状态以及与之相伴的“反智”思潮。

   1987年,苏晓康、张敏的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披露了基础教育的危机,而这危机的重要原因是:“教师的身份跌得太低了”,因为“教师的地位……名曰升,实则降”,“就是中教一、二级的老教师,月薪也不过百十块,还不抵大宾馆里的服务员。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因此,“师道”不再尊严,也使得教师成为1980年代的“弱势群体”。1988年,霍达的报告文学《国殇》继续讲述了多名高级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悲凉故事——菲薄的收入、贫困的生活,使得数学家张广厚这样的英才也没能逃脱病魔的打击。《神圣忧思录》、《国殇》都曾经在文坛上、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知识分子的贫困是1980年代最触目惊心的社会悲剧之一。那年月里,“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博士不如狗,硕士满地走”的风凉话到处流传。知识分子队伍中,“出国潮”、“下海热”此起彼伏,很大程度上也与知识分子的贫困和“自己给自己落实政策”的无奈心态有关。

   知识分子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饱受了政治上被打击的煎熬以后,又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饱受了经济上被压抑的折磨。这一切,为“反智”思潮的继续扩散提供了社会基础。所以,王朔就以不屑的口吻谈论知识分子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是现在最找不着自己位置的一群人。……他们已经习惯于受到尊重,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体面的生活一旦丧失,人也就跟着猥琐。” 王朔的成功使得调侃正经、玩世不恭的风气在文学界和社会上迅速流传开来。在谈到自己的成功时,他这么说:“我的作品的主题……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因为我没念过什么大书,走上革命的漫漫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象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给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8]王朔的这番自白,非常坦率地道出了中国一部分“反智者”的复杂情感:因为自己不得跻身于知识分子的行列而怨恨知识分子。

然而,不应忽略的另一面是,1980年代毕竟是中国的文化事业迅猛发展的年代。从1980年代初的“萨特热”到1980年代中的“尼采热”、“弗洛伊德热”,还有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新启蒙”运动、“文化热”,彼此激荡,蔚为大观。在贫困的经济条件下,无数心忧天下的知识分子、莘莘学子热烈地关心政治,积极参与改革,创造出了至今令人缅怀的文化奇迹。这一现象耐人寻味:知识分子们一面抱怨着生活的贫困,一面自强不息地为推动改革的发展呼风唤雨。这成为1980年代最令人感动的文化奇观之一。今天看来,这一奇观的出现具有复杂的社会原因:一方面是整个社会除少数人(主要是“个体户”和“官倒”)外,基本都还没有摆脱贫困的重压,因此,知识分子的贫困一时并不显得那么突出;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及他们在比较宽松的文化氛围中可以影响时代思潮发展的实力,也鼓舞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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