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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月琴 孙艺凌:转型期宗教慈善发展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更新时间:2015-01-18 20:00:26
作者: 崔月琴   孙艺凌  

    

   摘要:宗教与慈善存在价值层面的一致性,这不仅使宗教慈善组织成为历史上慈善活动主要的担纲者之一,而且使其对于当代慈善发展亦有特殊意义。然而,由于宗教慈善组织身份的二重性、政府对于宗教意识形态化的管理以及公众对于宗教组织的认知偏见,宗教慈善组织在我国慈善事业恢复和发展的进程中面临诸多困境,未能发挥其应有作用。加强宗教慈善组织自身社会身份的建构,建立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关系以及推进慈善活动专业化发展则是我国宗教慈善组织走出困境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宗教慈善;发展困境;发展路径

    

   无论从历史传统还是当代发展来看,宗教与慈善事业都存在密切关联。有学者以“宗教为慈善之母”喻指二者关系,认为宗教在理念与事实上都是慈善的源头。[②]随着我国慈善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一度销声匿迹的宗教慈善开始为国家重视。如何发挥宗教慈善的积极作用也成为转型期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议题之一。2012年初,民政部、发改委等六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旨在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推动宗教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然而,我国目前的宗教慈善事业虽然呈现出较为良好的发展趋势,但也面临诸多困境。因而,辨析宗教与慈善的深层关系,反思宗教慈善发展的困境,有助于探索激活宗教慈善组织活力以及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可行路径。

    

   一、宗教慈善是慈善事业的有机组成

   宗教活动与慈善事业的关系不仅表现为宗教组织作为慈善活动实际的担当者,而且根植于宗教与慈善相通的价值理念。慈善事业对个体利益的超越在本质上同大多数宗教所蕴含的“社会性”是一致的,许多宗教的箴言与教义往往同慈善的理念目标极为相似。历史上各类宗教组织也常常是慈善事业的重要载体,即便是在慈善活动日益理性化、制度化的现代社会,宗教因素仍然在慈善事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宗教与慈善价值理念相通

   宗教与慈善的关联首先体现在二者相通的价值理念。慈善事业所包含的利他、无私等价值诉求或多或少都可以在宗教中发现,其原因在于,宗教与慈善都是人类“社会性”的表现。在涂尔干看来,“宗教反映着社会的所有方面”,“宗教力就是人类的力量和道德的力量”。[③]可以说,宗教与慈善是水乳交融的关系,在互相交融中共同发展,它们之间的这种吸引力就来自于价值上的一致性。

   首先,宗教教义中的价值取向与慈善的价值追求存在一致。虽然各类宗教千差万别,但教导人们怀善念、从善行,服务他人的价值取向,都能在各大宗教的经典中找到相关经文。贫弱者有衣食的天下大同往往也是宗教家的理想社会,而施舍财物、助人拔苦也常常是教徒修行或是抵达彼岸的必由之路。《圣经》中有:“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④]《古兰经》中也能找到类似的表述:“你们应当只崇拜真主,并当孝敬父母,和睦亲戚,怜恤孤儿,账济贫民,对人说善言,谨守拜功,完纳天课。”[⑤]宗教教义在信仰与崇拜之外,让人们做一个乐善好施的“好人”,也是宗教的目标之一。而佛教的慈悲观念、民间道教的劝善思想则构成了我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的思想基础。[⑥]

   其次,宗教徒的实践伦理体现了诸多慈善精神。“对信仰虔诚的教徒来说,积极参加社会服务、向慈善事业捐赠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是对宗教信仰和道德原则的最好实践。”[⑦]宗教不仅从精神层面教导人们,还对人们的世俗生活进行具体规定,这些规定与社会道德融合,共同规约人们的行为。妇孺皆知的“出家人慈悲为怀”即是指佛教徒应该具有慈善怜悯之心。佛教徒修行的重要法门——四无量心更是包含了丰富的慈善理念,将佛教徒的自我修行与大众利益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⑧]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佛教“六度”中的布施不仅强调对他人财物的舍予,还包含了对他人超越物质层面的关爱。这样的慈善理念不仅具有宗教的一面,其对于转型期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总之,宗教与慈善的关系首先是价值理念的相通,宗教所蕴含的丰富的慈善观念对于当代慈善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仍有其借鉴意义。而宗教与慈善这种天然的联系使得宗教组织在古今中外慈善事业发展史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宗教组织参与慈善活动的传统也一直延续至今。

   (二)宗教组织有从事慈善的传统

   在世界历史上,以基督教、佛教以及伊斯兰教为代表的传统宗教都以各自的方式开展了大量的慈善活动。英国常被视为现代慈善发源地,而宗教因素的影响一直贯穿于英国慈善事业发展始终。“中世纪英国的修道院具有重要的救济功能,具体执行机构是隶属于修道院的施舍所,这种施舍所是英国乃至欧洲最古老的慈善救济机构之一。”[⑨]即使到了19世纪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私人慈善事业得以发展,教会依然在慈善活动中担当重要的角色,个人将财物捐给教会,再由教会组织慈善救济。[⑩]

   我国的宗教慈善活动同样由来已久,同家族慈善、官办慈善共同构成了历史上慈善的主要类型。[11]早在汉代,佛教就开始从事一些慈善活动,“中古时期的中国寺院,实兼宗教与慈善团体于一身,其所兴办之慈善公益事业,对当时和以后之社会民生,均有极大的贡献”。[12]此后历朝历代,宗教组织都有开展兴办义学、开设义庄、造船义渡、修桥铺路等多种领域的慈善活动。佛教对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其直接参与的慈善活动中,其“功德”与“业报”的理论对于中国人的慈善行为也有着深刻的影响,“行善积德”的观念可谓深入人心。

   相对于基于血缘的家族慈善,或是基于国家权力的政府慈善,宗教慈善因其价值性和理想性而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在慈善的动机方面,宗教慈善虽然有其宗教扩张的一面,但从慈善的本质上来看,其同宗教的价值诉求有着更多的一致性,即对于宗教组织来说,从事慈善活动乃是其成员自觉的行为。此外,从慈善活动的具体展开来看,宗教组织的慈善实践活动,不仅包括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同时也关注对服务对象精神层面的抚慰。这样一种传统在当代宗教组织中得到了很好的延续。例如,有着佛教背景的“慈济基金会”在灾害救援中就坚持“安身、安心、安生”的理念,使受灾对象的衣食与心理都能得到救援。

   (三)宗教因素对当代慈善事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宗教随着现代性的扩展而无可避免地世俗化,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在不断弱化,但对于现代慈善事业的影响却不曾减弱。以美国为例,基督教传统对美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发挥着无形的、不可忽视的作用,美国近代塞奇夫人、卡耐基、洛克菲勒等著名的慈善家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13]布鲁克斯的研究也发现,无论在宗教性慈善行为还是非宗教性慈善行为评估中,信奉宗教的美国人比世俗论者更慈爱,捐赠更多,花费更多时间做义工。[14]

   宗教组织在我国慈善事业恢复进程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伴随中国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各类宗教慈善组织作为慈善事业的重要力量,主要表现为宗教在日常活动中对人的精神的关怀和社会公共服务的投入和参与;此外,在重大灾害发生时,宗教组织在捐助救灾的同时,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救助活动。在汶川“5·12”地震中,许多宗教团体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对灾民的救助,用宗教仪式告慰亡灵,安抚人心。台湾“9·12”地震中,有31个宗教团体参与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宗教团体所募集的救灾资金占到了总额的一半以上。[15]不仅如此,一些宗教慈善组织还不断探索新的慈善模式,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注入了活力。开创我国社区服务社会化先河的上海罗山市民会馆,就是一个政府与基督教青年会的合作项目。

   总之,宗教对于慈善事业发展的意义不仅表现在理念层面,而且也是慈善实践的重要担纲者。宗教组织参与慈善活动既有其历史传统,同样也是当代慈善事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

    

   二、转型期中国宗教慈善发展的困境

   我国的宗教慈善事业有着较为久远的历史传统,但也同其他慈善活动一样都曾一度被中断。宗教慈善的功能和意义直到近些年才为社会各界所认同,在其成长与发展中仍面临诸多困境。这些困境既来自宗教慈善组织定位的张力,也来自外部环境的阻力和障碍。辨析这些障碍性因素,则有助于探索激活宗教慈善组织活力,寻求我国慈善事业繁荣发展的可行路径。

   (一)宗教慈善组织双重身份的内在张力

   与一般的公益慈善组织相比,宗教慈善组织具有双重身份:一是从事社会服务的“社会身份”,二是以信仰为基础的“宗教身份”,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宗教慈善组织发展的特有困境。

   宗教慈善组织与其他慈善组织相比,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即它是以宗教信仰为纽带形成的组织;而它的善款来源和服务对象,又超越其信仰,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分信仰的社会大众(既包括有相同信仰的,也包括有其他宗教信仰的,或无宗教信仰的)。这就使宗教慈善组织既与特定宗教的团体有关联,又与之有明显的区别。[16]

   宗教慈善组织的特殊性也造成了其慈善活动开展的困境,在一些宗教慈善组织注册时就遇到了组织命名的难题。例如,天主教背景的“盛京仁爱社会服务中心”和佛教背景的“慈济基金会”在官方的命名体系中都被隐去了其宗教的属性。然而对于宗教慈善组织宗教属性的遮蔽实际上会影响到宗教组织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毕竟宗教慈善的基础主要来自于宗教徒对于宗教信仰热情及其通过慈善的方式对信仰的践行。

   另一方面,对“宗教身份”与“社会身份”的不同倾向,导致不同宗教组织对慈善事业的不同态度。然而即使是积极认可自身“社会身份”的开放宗教组织,在实际从事慈善事业时,也会出现双重身份之间的角色冲突问题。其原因在于宗教界是以信仰为纽带从事慈善事业的,而具体的慈善行为是对信仰的实践。因此,宗教界从事慈善活动时,难免会或多或少带有自身宗教特质,不管是logo、口号,还是志愿者的语言风格和行为特征,都显现并蕴含了相应的“宗教身份”,通过这些细节潜移默化地将宗教带入了公众的视野,从而提高了宗教的形象、扩大了宗教的影响力。McCarthy的研究指出,目前国内一些宗教慈善组织实际上是以一种“化为己用”的方式来开展宗教慈善活动的,即通过对于宗教信仰变通的解释来实现宗教信仰与社会服务的统一。[17]然而,这样的方式往往因裹挟了太多宗教因素而偏离慈善活动本身所需要的专业性,宗教信仰尽管是宗教慈善的基础,但在一些情境中,宗教因素却又违背了慈善活动的本意。

   总之,宗教慈善以宗教信仰为基础,但宗教信仰的神圣性与慈善活动的世俗性之间的张力在现代社会尤为明显。在慈善事业较为成熟的国家,宗教慈善组织宗教身份与社会身份的分离是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方式,将传教的目的从慈善活动中分离出去。然而由于管理体制的滞后以及慈善事业发展的不成熟,目前我国一些宗教慈善组织还难以做到这一点,因而造成了其发展的困境。

   (二)国家制度层面的制约

受历史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建国以来我国宗教组织的发展一直受到严格的管理和限制。从1982年颁布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不难看出政府对宗教问题的慎重。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对宗教问题一定要采取如列宁所指出的“特别慎重”、“十分严谨”和“周密考虑”的态度。并且在文件最后还提出:“通过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逐步消除宗教得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绝大多数公民就能自觉以科学态度对待世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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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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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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