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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月琴 孙艺凌:转型期宗教慈善发展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更新时间:2015-01-18 20:00:26
作者: 崔月琴   孙艺凌  
对待人生,再也不需要向虚幻的神的世界寻求精神寄托。”对于宗教意识形态化的理解则导致了管理实践中对于宗教组织负面的判断,进一步也造成了对其发展的诸多约束。

   从政策法规来看,一方面,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由全国人大通过或者制定的处理宗教问题的综合性法律,对宗教行为的规定散见于各种法规文件、意见中;另一方面,有关文件对宗教活动的各种规定模糊不清。如在1982年的文件中规定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不能用来禁止某种宗教,只要它是正常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正常”一词作为对宗教信仰和活动的界定是模糊不清的,也无法合适地规范宗教活动。再如,2012年国家出台的《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提出: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时不得传教。然而意见中既没有科学界定何为传播宗教行为,也未给出具体的判定标准。笼统的规定宗教界从事慈善活动不得传教,可能被扭曲理解而限制宗教慈善活动,因而不利于宗教资源的利用。

   从组织监管来看,宗教公益慈善组织的登记注册面临更多难题。一直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实行双重管理制度,使得许多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很难获得法律实体地位,这给民间慈善组织开展活动、实现专业化和获得国家优惠政策造成了阻碍。在我们调研的公益慈善组织中,许多都受到注册问题的困扰。由于政府对民间性质的慈善组织采取较为严格的准入制度,大量民间的公益组织无法获得合法性身份,使得我国现有的具有合法身份的慈善组织大多是“官办”的,这压抑并阻碍了民间公益慈善组织的活力。宗教慈善组织特有的“宗教性”使其发展相对于其他社会组织更为艰难。宗教组织的活动被局限在国家认可的宗教场所内,并且宗教组织的人事管理、业务活动都在国家的管理和控制内,这不利于宗教组织独立自主地发挥作用和扩大发展。[18]

   总之,管理制度的模糊和合法身份的缺失不仅限制了宗教慈善组织对于慈善活动的参与,也使得这些组织不得不以“化为己用”的方式来生存。这样一种方式又阻碍了宗教慈善组织宗教身份与社会身份相分离,从而难以使宗教慈善发挥其应有的效能与活力。

   (三)公众对于宗教的误解

   在新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宗教一度曾被视为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旧势力而存在,“宗教是精神鸦片”的论断也被广泛接受。历史遗留的根深蒂固的误解以及个别宗教组织在当下自我定位上的错误,都影响了公众对宗教的判断、形成公众对宗教的偏见,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宗教界开展慈善活动。不仅如此,随着教育普及,公众科学素养有了很大的提升,而科学话语同宗教信仰直接的矛盾则加剧了人们对于宗教的误解与偏见。而当宗教与迷信、愚昧画上等号时,宗教慈善组织的发展则面临着更大的生存难题。调研中我们也发现,一些人一旦获知某慈善组织的宗教背景,则对其态度大为改变,避而远之。

   人们对于宗教组织的刻板印象和偏见还来自于名义名号下的失范行为。从当下社会现实来看,几大宗教组织在我国都有较大的发展,不仅各类宗教组织种类繁多,而且信教人数也在急剧增长,这难免导致与宗教有关的负面因素被放大。原教旨主义和分离势力导致的新疆暴恐事件造成了人们对于伊斯兰教教义的误读,邪教组织在宗教信仰名义下的违法犯罪活动也加深了人们对宗教的负面认知。不仅如此,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利用宗教聚富敛财,将宗教引向商业化、庸俗化的错误导向,使得宗教“被”成为“围墙”内的精神世界,“被”成为人文旅游景点,“被”成为烧香拜佛祈福的神圣场所。这种功利化的发展思路将宗教与世俗隔绝、将教徒与公众隔离,扭曲了公众对宗教的理解,不利于宗教自身的长远发展和宗教资源的充分利用。

   公众对宗教慈善认识的偏差,不仅是对宗教信徒的一种歧视,同样也不利于宗教慈善组织开展活动和扩大发展。然而,打着宗教旗号失范行为并非宗教的宗旨,正如同以慈善名义的敛财行为也非慈善。因而如何打击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的活动,为宗教慈善正本清源,消除人们对于宗教组织的偏见和错误认知,则是我国宗教慈善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三、宗教慈善组织发展的路径选择

   尽管宗教力量是重要的慈善资源,但宗教慈善组织在当下的发展中却面临诸多困境。既有来自认识层面、制度层面的因素,也有来自组织自身的因素。如何突破上述困境,推进宗教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使之成为转型期慈善事业复兴的有益力量,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另一问题。从宗教组织二重身份的矛盾以及宗教慈善管理体制滞后的事实出发,本文认为,加强自身社会身份的建构,建立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关系以及推进慈善活动专业化发展是我国宗教慈善组织走出困境的可行路径。

   (一)加强自身社会身份建构

   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社会空间的拓展,为公益组织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伴随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权力下放,社会组织的发展有了诸多契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益慈善组织的发展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应对现实中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态势,宗教慈善组织需要在慈善领域加强自身社会身份的建构,将宗教信仰活动与社会服务活动加以分离。两种身份的分离并非意在彼此取代,而是确立宗教信仰在慈善活动中的边界,使宗教信仰成为其慈善活动的基石而非羁绊。宗教信仰固然是宗教慈善开展的前提,但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中,二者的分离,不仅有助于其开展专业化的慈善活动,而且有利于规避人们对宗教偏见所带来的误解。对于许多宗教组织来说,在现行的公益活动中如何将宗教性与社会性加以分离,如何在从事公益慈善活动中避免双重身份的困境和难题,积极有效地参与到社会服务中,还有待于去尝试和探索。国内外宗教慈善组织的诸多实践与探索已经积累了一些成熟经验和可行路径:

   一是组织合法身份的获得。近年来,一些宗教组织为了获得社会的认同与合法性身份,通过设立非公募基金的方式注册基金会公益组织,拓展服务社会、利益大众的渠道与途径,涌现了一批如:爱德基金会、进德公益基金会、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仁爱基金会、庐同东林净土文化基金会、灵山基金会等有影响的慈善组织。他们通过多种形式和项目开展公益慈善活动,实现社会公益理念并建构其社会身份,获得较好的社会影响。

   二是组织活动内容和服务领域的与时俱进。从近代以来,中国的宗教慈善主要实施社会救助活动,主导于灾难和贫困的求助。伴随中国社会的变迁,慈善事业的主导由社会救助向社会公益拓展。一些宗教慈善组织确立公益服务意识,围绕社会需求开展公益服务项目。如: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开展的社区服务,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开展的医疗、教育服务、环保和垃圾分类活动等等,将济世利人精神与社会公益实践有效结合,使组织的社会性得到彰显。

   三是学习宗教慈善组织成熟的发展模式。美国宗教性非营利组织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巨大影响力,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发展模式,即不以满足宗教需求和劝人改宗为主要目标,在宗教组织直接的社会参与之外,丰富了“宗教”社会参与的途径。使得宗教信仰以要素化形式存在于这些专业从事社会服务的组织中,因而有效缓解了宗教动机与现代公益服务的专业化要求之间的压力。[19]

   这些模式和经验,对于宗教慈善组织发展的一个主要启示在于,不囿于宗教慈善组织的双重身份而裹足不前,双重身份之间并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有些时候二者甚至是互促合作的关系。因此,只要在明确了组织的最高目的和追求是社会服务的前提下,全身心投身于为这一最高指导目标,同时把宗教视为一种要素、一种外在身份,这样一种宗教慈善组织的身份定位就可以恰当地协调双重身份问题。一方面,宗教可以通过公益事业重返公共领域,获得其生存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社会的公益事业也需要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共谋。[20]

   虽然宗教组织是以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为主导,但其宗教的社会性体现正是通过社会性活动的参与来实现。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宗教的神圣性仍然发挥着一定的威力,成为许多人的精神依托。但在现实层面,人们往往是将信仰与行为融为一体,以宗教非营利组织的形式来服务社会开展慈善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去践行他们理想和追求。

   (二)建立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关系

   尽管政府对于宗教慈善组织的管理体制的变革非一朝一夕,但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治理体系创新则为宗教慈善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这不仅为宗教慈善组织在新的话语体系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也使得政府与其合作成为可能。大量的理论与实践已经表明,第三部门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其是否能够与政府部门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在第三部门的理论框架下,宗教慈善组织同样属于第三部门,同政府的合作不仅有利于增强自身发展的合法性,而且通过经常性的互动合作还有助于消除相互间的误解,建立与政府以及公众良好的信任关系。

   综观各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往往都表现为政府与宗教公益慈善组织的合作。中国香港地区政府与宗教公益慈善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发展模式。香港宗教慈善事业的发达与政府的作用是分不开的。香港政府将宗教慈善公益活动纳入社会福利体系中,并利用税收豁免、财政津贴等政策优惠,积极扶持宗教慈善公益组织的发展,形成了所说的“伙伴关系”。而在具体的运行上形成一种政府提供财政资助、宗教慈善组织提供社会服务的合作模式。[21]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与政府的合作方式给予我们很好的启示。在20世纪90年代,上海罗山市民会馆的创办,开启了政府与宗教慈善组织合作的先河。它是由政府出资主导、上海市基督教青年会具体承办的一种全新的社区托管模式。罗山市民会馆的成功创办,从更深层的意义上,为宗教公益组织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路径。一些学者已研究指出,宗教慈善组织建立与政府良好的合作关系,提供优质的社会服务,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声望。对政府来说,如果采用与优秀的非营利组织平等合作的方法,放手让他们承担社区的工作,给他们发展的空间,就可能在服务社区的工作中带出一批真正的非政府、非营利机构。[22]而我们对于慈济基金会在深圳的研究也表明,他们通过和地方政府频繁的互动合作,慈济不仅拓展了自身慈善活动的空间,也建立起和政府良好的信任关系,从而在地方慈善事业的发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宗教慈善组织与政府合作不仅能够获得自身发展的空间,拓展慈善活动的领域,而且有助于其和政府、公众信任关系的建立;从而使其能够在我国慈善事业恢复与发展的进程中担当起应有的使命。

   (三)推进慈善活动专业化发展

   在明确自身定位、积极寻求与政府合作的基础上,宗教慈善组织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专业化技能的提高是其寻求发展的可行路径。社会服务的多元化,使得同类组织之间形成竞争关系,而专业化正是各个社团组织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不仅在单个组织生存上,专业化技能的培育至关重要,从整个慈善组织甚至公益社团的持续发展上看,专业化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宗教慈善组织在选择的服务项目上加强专业化,形成领域中的优势特色,不仅有利于自身服务水平的提升,也有利于在全局上形成各个领域齐头并进的多元化发展势头,最终提升公益慈善组织的总体服务能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宗教慈善组织提高自身专业化水平,不仅指组织结构专业化,如完善指导机构、劝募宣传机构和实施救助机构等;优势强化也是专业化发展的应有之意,宗教慈善组织独具的宗教属性,即宗教教义中的慈善价值应该被转化为组织专业化的活动。例如,宗教特有的一种无偏见的爱,使得受宗教熏陶的志愿者在面对艾滋病等特殊疾病患者时,可以更好地回避恐惧心理和主观偏见,以一种平和友善的方式照顾服务对象。另外,宗教特有的安抚心灵功能,可以用在老年人陪伴、临终关怀等具有独特需要的领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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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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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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