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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英:“解禁集体自卫权”与“超越”宪法解释

更新时间:2015-01-16 22:43:16
作者: 陈道英  
日本是不享有集体自卫权的。例如2004年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回答参议员藤末健三关于集体自卫权的政府见解的质问时在答辩书中就明确承认,政府对于集体自卫权一向持否定态度,同时本届政府也将尊重政府关于在宪法第9条下不得行使集体自卫权的一贯立场。[28]

   但是,2000年10月美国发表阿米蒂奇报告之后,日本政府在集体自卫权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修改关于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的问题不仅成为了日本财政各界的热门话题,自民党国防委员会甚至提出了行使集体自卫权的三种措施:修改政府见解、修改宪法、国会通过决议。[29]而此次安倍内阁采取的就是第一种措施。日本政界主张集体自卫权的理由是:集体自卫权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会员国的权利,由于日本同样也是联合国会员国,因此日本也应享有集体自卫权。

   虽然《日本国宪法》第9条对自卫权未置一词,只是宣称日本放弃“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但是从条文表述出发,可以得出日本连同自卫权一起放弃了的结论,[30]部分学者从自卫权构成“国家固有的权利”出发,认为自卫权是不可能放弃的,因此主张第9条并未放弃自卫权。即便如此,由于第9条声称放弃战争、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此即使承认自卫权,也只能是不以武力行使为内容的自卫权。[31]换言之,根据第9条,即使是承认单独自卫权,也只能是“剥离了其核心内容”[32]的自卫权,至于集体自卫权,则根本没有容纳进来的可能性。可以看到,即使是日本以往的政府解释也从未主张日本得进行自卫战争和保有自卫“战争力量”,而只是主张以非战争的形式抵抗对日本的入侵和保持必要最小限度的“实力”。因此,对于允许在没有发生针对本国的军事威胁时动用武力的集体自卫权,也是不可能从宪法上予以承认的。[33]应该认为,虽然集体自卫权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会员国的权利,但是日本已经通过宪法第9条放弃了这一权利。正因为如此,日本内阁法制局曾明确表示:“宪法上难以承认集体自卫权的行使。如果要对其予以明确的话,只能通过修改宪法的手段”。[34]

  

   三、宪法解释的界限及其超越

   成文宪法由于强调宪法规范的安定性而往往会引发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偏离,这就是宪法稳定性和适应性之间的矛盾。而化解这一矛盾的途径有二:宪法解释和宪法修改。当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发生偏离的时候,首要的就是通过宪法解释的途径来消除这一矛盾,只有当宪法解释无法完成这一任务时才得启动修宪权,以宪法修改的方式来协调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虽然在宪法解释上存在多种解释方法,因此对于一个宪法条文的解释可能导致多种结果,但是宪法解释并不是不加任何限制的、完全自由的行为。换言之,宪法解释有其界限,一旦超越这一界限任意进行解释,那么不仅是宪法解释将会踏上歧途,甚至是宪法解释自身连同成文宪法的存在都将归于虚无。[35]

   在日本,由于宪法第9条与自卫队和安保体制的存在之间存在巨大偏离而使得宪法解释无论是在政府层面上还是在学说层面上都非常活跃,因而围绕着宪法解释也就产生了多种学说。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民法学者来栖三郎就发表了《法的解释与法律家》一文,提出“解释=认识论”与“解释=实践论”之分,[36]严厉批判了将法解释认同为对法规范客观存在的唯一意义的认知的学说,认为这一认识是概念法学的残渣。

   来栖三郎认为,法解释存在多种可能性,它并非客观的认识,而是与解释者的政策判断、主观的价值判断直接相联系。[37]来栖三郎的论文引发了“法解释论争”,这一争论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现在已经很少有学者赞同“解释=认识论”了。尽管对于有权解释机关到底是在创造规范还是在选择规范仍存在不同见解,但是大多数学者对于法律解释是将法律条文置于法的整体之中作为规范予以妥当的确定以及这一行为并非纯粹客观的认识行为还是可以达成一致的。[38]由此,有权解释机关在宪法解释上无疑具有一定的自由度,但是这绝非意味着有权机关能够绝对自由的、随意的进行宪法解释。

   就目前的日本宪法学界来说,围绕宪法解释,尤其是第9条的解释主要存在着严格解释论与宪法政策论两种宪法解释方法之争。自1970年代以来,严格解释论在日本就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支持。根据这一学说,宪法解释必须符合宪法条文字面上的涵义,不得偏离对条文的常识理解,并且必须重视该条文在整部宪法中所具有的旨趣。从严格解释论出发,宪法学者们均认为自卫队的存在是违宪的,继而驻日美军、安保条约、海外派兵等均是违反第9条的。例如,清宫四郎就曾经将认同自卫队合宪的解释称为“冒牌解释”,[39]宫泽俊义也认为自卫力合宪论“无论怎么考虑,也还是超越了解释的界限”,只能称之为“诡辩”。[40]此外,芦部信喜在论及合宪性法律解释的界限时也认为,法律解释的限度有二:(1)不得偏离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2)不得曲解法律条文的宗旨和目的。[41]由此可见,芦部信喜也是赞同严格解释论的。

   然而,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自1980年代以来对于严格解释论者也出现了这样的批评:严格解释论过于拘泥于宪法条文的字面表述,无视国际形式变化了的事实,对于第9条的理解过于理想化,如果由此制定国防政策将无法适应现在的国际形势。[42]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了被称为宪法政策论的有力学说。这一学说强调宪法的适应性,主张不拘泥于宪法条文的文字表述而对宪法做最大限度的弹性解释。这一解释方法被认为可以一直追溯到战前的美浓部达吉———明治宪法之下,美浓部达吉就曾从最大限度的自由主义·立宪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明治宪法条文进行解释,[43]但是这样一种“仅关注宪法的理想乃至目的”或“仅关注宪法的实际”的宪法解释方法早已遭到了宫泽俊义的批判。宫泽俊义在区分法律解释与法律科学的基础上指出:[44]

   法律解释有两个侧面,或者两个界限。法律解释首先是关于实定法的,因而人们必须知道法的“实际”。“实际”可谓法律解释的下限。法律解释又植根于法的理想。“理想”可谓是其上限。法律解释……毋宁是通过“理想”批判、指导“实际”。因而,在法律解释中,有必要注意其两个界限,但不允许仅偏向于任何一方———这就是法律解释的特殊性。

   根据宫泽俊义的上述分析,宪法政策论过于偏向于宪法解释的下限,因此是一种有失偏颇的宪法解释方法,是难以令人赞同的。如果根据宪法政策论的方法解释宪法,以调和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为宪法解释的唯一目的,则势必将宪法解释引向机会主义,并最终丧失宪法解释和成文宪法存在的意义。在宪法解释的界限上,笔者赞同这样的看法:整体而言,对于宪法,尤其是其中的人权条款部分,原则性的允许适用具有一定弹性的宪法解释方法是恰当的,但是当涉及到对宪法基本原则做出根本性变更以及创设新的国家目标时,考虑到日本为成文宪法国家并且规定有严格的宪法修改程序,应该认为不能进行宪法解释,而只能进行宪法修改。[45]

   实际上,不仅仅是宪法学界,即使是作为日本实际上行使宪法解释权的有权机关———内阁法制局在宪法解释上也一向持谨慎的立场,而并不认为自己可以对宪法随意进行解释,更不认为内阁法制局能够随意变更以往的政府见解。事实上,内阁法制局相当强调政府见解的一贯性。内阁法制局在国会答辩时屡次做出过这样的表态:“在解释法律时应综合考虑法律规定的字面表述、立法宗旨、立法者的意图以及制定法律时的客观社会情势等,据此再得出结论,(法律解释)应该是这样的工作。”[46]“一般而言,政府如果脱离了这样的考虑而随意对以往的宪法见解予以变更的话,那就只能说它不再是具有这种性质(宪法解释)的东西了”。[47]内阁法制局之所以强调政府见解的一贯性,是因为“假如政府为实现自己的某种意图而对宪法解释随意进行变更的话,那么势必会损害国民对政府的宪法解释以及对宪法规范自身的信赖。”[48]

   由此可见,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安倍内阁所通过的承认集体自卫权的政府新见解都超越了宪法解释的界限,是一种违宪的政府行为。

  

   四、结语

   就在安倍内阁不顾议员和国民的反对强行通过阁议修改宪法解释的前夕,由宪法学家长谷部恭男等组成的国民安保法制恳谈会发表了《要求放弃承认集体自卫权的阁议决定的声明》,[49]声明指出,由于集体自卫权与单独自卫权具有本质区别,因此承认集体自卫权的阁议绝对不是位于“以专守防卫为宗旨的历来的政府解释的延长线上”,而是彻底否认了宪法第9条的作用。声明认为,“容忍行使集体自卫权是对宪法第9条规范性的否定,是抛弃了大多数国民所信仰的和平主义的重大事件。对于如此重大的事件不是进行宪法修改,而是由政府通过恣意的修改宪法解释的形式来实现,只能说是对要求统治权力必须遵照宪法来行使的立宪主义的否定。”因此,“我们,组成国民安保法制恳谈会的成员,对此种暴行表示强烈的抗议,并强烈要求内阁放弃承认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阁议决定。”

   众所周知,《日本国宪法》规定有严格的宪法修改程序。正是因为这一宪法修改程序非常严格,所以要想达到修改宪法的目的是非常困难的。基于这一背景,出现了这样的为政府扩大解释进行辩解的声音:因为宪法修改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所以要消除宪法规范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的偏离就只有进行扩大宪法解释。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如果不进行扩大解释,那么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将永远存在而无法消除。[50]但是,这一论点显然有避重就轻之嫌。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的矛盾无法通过宪法修改消除并不能构成政府对宪法规范进行无原则的、随意的宪法解释的正当理由。如果宪法第9条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严重偏离,而社会现实真的具有正当性、合理性而值得为其舍弃宪法的规范性,那么为什么日本国民反对修改第9条?如果坚持第9条是日本国民的选择,那么日本政府违背国民的意愿、做出越权的宪法解释来调解这一矛盾的正当性、合法性又何在?当今日本围绕自卫权、集体自卫权的“社会现实”与第9条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已经发展到了宪法规范所无法继续容忍的地步。在这种情势下,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交由日本国民进行决断。换言之,这一矛盾已经不是宪法解释所能解决的了。正如高见胜利早在1993年所指出的,化解这一矛盾的“正道”只有两条:消除具有违宪嫌疑的事实,恢复宪法规范的实效性;或者在修宪权的范围内修改宪法规范,使得上述事实符合宪法规范。[51]舍此别无他途。

  

   参考文献:

   [1]虽然根据日本宪法第81条,宪法最终解释权归属于日本最高法院,但宪法并未排斥其他国家机关进行宪法解释,同时在第9条的问题上最高法院始终回避做出判断,因此长期以来相关宪法解释都是由内阁法制局做出的。相应地,内阁法制局的宪法解释权也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内阁法制局的宪法解释存在着将政府政策合宪化的一面,但是内阁法制局也相当坚持宪法解释的连贯性,并且反对做出承认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为此,近年来甚至出现了废除内阁法制局、将宪法解释权交还最高法院的有力呼声。光田督良『法律案の憲法適合性審査に対する内閣法制局の機能と問題性』駒沢女子大学研究紀要第17号(2010)。另有报道称,此次新解释“全部都是安倍的个人意志”所推动,很多内阁成员和自民党党员员并不赞同。冨名腰隆『9条崩す解釈改憲集団的自衛権、閣議決定海外で武力行使容認』http://www.asahi.com/articles/DA3S11220048.html?ref=reca,2014年7月2日访问。

[2]即:(1)发生针对本国的紧迫的不正当侵害;(2)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适当的排除手段;(3)只能行使必要的最小限度的实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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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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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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