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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 于宁: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从阶级斗争范式到权利本位范式

更新时间:2015-01-16 21:45:10
作者: 张文显 (进入专栏)   于宁  
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我们党背离"八大"确立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过分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甚至提出以下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为维辛斯基法学意识形态提供了进一步的政治支持和理论支持,维辛斯基的阶级斗争法学进一步垄断、支配着中国法学界思维方法和理论建构,成为法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与唯一范式。我们可以把它描述和概括为"阶级斗争范式"。

   (二)阶级斗争范式的基本特征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法哲学范式工具有这样一些特征:

   1.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公式成为法学的思维定势。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科学观点被严重歪曲,被曲解的阶级斗争理论又被极不适当地贯彻到法的一切方面和全部过程,贯彻到法学的各个领域,阶级斗争范式不仅不加具体分析地把法说成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法的本质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而且把法界定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或"阶级斗争的刀把子。"于是,"阶级性"成为法的唯一属性,"阶级斗争"、"阶级统治"成为法的首要功能甚至唯一功能。"阶级性"成为法学的核心范畴,"阶级性"几乎成为人们观察、认识、评价法律现象的唯一视角和超稳定的思维定势。法学的立论、推论、结论,法学理论的结构、体系,对法律资料和法学文献的收集、分析、使用,以至行文方式和语言,无不围绕着"阶级性"这个基调展开。例如,那时候对法制史资料的取舍完全决定于是否有助于说明和证明法的阶级法,凡是能够证实法有阶级性的资料被法学家视为珍宝而大海捞针,而有可能对阶级性证伪的资料则被掩盖起来。

   2.国家理论主导和代替法学理论。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公式相适应,法的理论与国家理论合而为一,称作"国家和法的理论"。"国家和法的理论"有两个根本性缺陷或错误,一是片面强调法离不开国家,没有国家就没有法,而不讲国家离不开法,没有法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的另一面,所以在这种理论结构中根本不可能存在"法治"、"法治国家"、"依法治国"等概念。二是国家理论对法的理论的统帅、主导实际上成了代替或取消,国家学说代替了法学理论,使法学失去了作为独立学科的资格、地位和价值。

   3.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社会历史类型更替的理论)简单作为研究法律产生和发展规律的主线,法律自己的历史被完全抹煞。"国家与法的理论"的逻辑体系是按照"原始社会的氏族与习惯"、"国家和法的起源"、"奴隶社会的国家与法"、"封建社会的国家与法"、"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与法"、"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与法"、"共产主义社会与国家和法的消亡"的顺序来安排的。这种按照国家和法的历史类型作为国家和法的理论的逻辑体系的做法,实际上是用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代替了对法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的研究。这种不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与法律现象矛盾特殊性结合的研究范式,不利用于对法律现象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因而不可能解决法学自身的特殊问题。

   4.泛政治化。阶级斗争范式过分注重法律的政治性,忽视法律的公理性。政治问题、特别是政治与法治、政党与法治、政策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是法学的基本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学都关涉政治。但是,在阶级斗争范式之下,法学不是把政治作为一个法理问题来研究,而是把法理总是作为政治问题来研究;不是用审视、反思、批判的态度研究政治(对正确的政治做出法学论证,对不甚正确的政治做出实事求是的评析,对错误的政治大胆提出异议和否定),而是把法学的任务简单等同于对政治路线、政策、政令的解说、宣传与辩护,致使法学成为政治的"婢女"除此之外,在阶级斗争范式之下,法学研究过分注重法律的政治性(法律的政治要素、政治基础、政治功能等),而忽视法律的公理性(法律中的正义、平等、自由、道德价值等)。由此导致法学泛政治化。

   5.陷入规则模式论。在阶级斗争范式之下,规则模式论是一种很流行的法学分析结构和观念模式。它以"规则"或"规范"为核心范畴,把法归结于统治阶级的国家制定的一套规则,好像法就是"当A(假定的条件)存在时,B(某一行为模式)就应当存在,否则,C(制裁)就会出现"的戒律或禁规。用规则模式去观察和思考法律现象,法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凭借统治阶级的国家暴力支配社会成员的力量,是限制人的框框,控制人的绳索,制裁人的武器,人成为了纯粹的法的客体,而不是主体,法成为地地道道的异在,人们对法敬而远之、畏而避之。显然,规则模式论既忽视了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和应当是法的目的这一法的价值因素,也忽视了法的运行依赖于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法人和公民等法律主体的法律意识、法律素质和法律实践这一法的主体因素,因而是对法的主体与客体关系的颠倒。这种把活生生的法律现象描述为没有活性的、封闭的规则体系的研究范式,是对法律现象的极不适当的解释,尤其是扭曲了现代法律的精神和作用。

   6.陷入义务本位的价值观。法是以权利和义务双重机制来指引人们的行为,调处社会关系的,并且是在权利和义务的互动中运行的。权利和义务各有其独特的而总体上又是互相补充的功能。权利直接体现法律的价值目标,义务保障价值目标和权利的实现。法律总是以确认和维护某种利益为其价值目标,并且以权利的宣告直接体现其价值目标。义务以其强制某些积极行为发生、防范某些消极行为出现的特有的约束机制而着眼于建立和维护秩序,权利以其特有的利益导向和激励机制而着眼于实现自由,促进发展。由于秩序和自由都是社会的基本价值目标,因而义务和权利对一个社会来说都是必需的,缺一不可的。但是,二者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制度和生活环境中所起的作用的深度和广度有所不同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法律的首要或根本价值在于维护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特权以及作为这种统治地位和特权制度化、习惯化的秩序,而在现代社会,法律的首要的或根本的价值在于保障人权和自由,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阶级斗争论的研究范式却与这种法律发展相悖。由于把法的价值定位在阶级统治和秩序上,所以在关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阶级斗争范式强调义务,主张的是义务本位。

   总之,阶级斗争范式在理论上使法学失却自己的话语,留下了无数的盲点,使我们对法律和法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如法治、人权、法律价值等)视而见或避而不谈。在实践上法学蜕化为阶级斗争学,为左的思潮和政治运动推波助澜,以至沦为侵犯人权的理论工具,造成极坏的影响和危害。

三、权利本位范式

   (一)权利本位范式的形式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否定了持续20多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做出了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同时,全会着重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给法学界提出了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如果说法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么,在阶级矛盾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不再是中心任务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却要大力加强法制建设,要依法治国,岂不自相矛盾?我们要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法学理论,那就与实践背道而驰;要么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法学理论,重新建构一个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和社会发展方向相适应的法学理论体系。法学界果断地做出了破旧立新的明智选择,并为此做出了种种努力。

   要重构法学理论体系必须进行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任何一门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总是以该学科的基本概念、范畴的形成为前提的。科学成熟的标志,也总是表现为将已经取得的理性知识的成果--概念、范畴、定律和原理系统化,构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所以,从80年代中期开始法学界开展了法学基本范畴研究,1988年在长春市召开了全国首次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这次会议,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在法学基本范畴研究方面的成果,开展了热烈、认真、充实的对话和争鸣,形成了一个共识;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和实质,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与会者并主张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范畴重构我国新时期的法学理论。会后不久、张光博、张文显二位学者在《求是》杂志发表了《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范畴重构我国法学理论体系》的长篇文章,从法学科学化、实践化、现代化三个角度对这一思想做了系统阐述。

   此后,权利和义务研究成为法学研究的热点和法学创新的理论切口。在深入研究权利和义务的过程中,人们进一步提出在权利和义务这对基本范畴(核心范畴)中何者是更根本的范畴,即何者为基石范畴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意义重大。因为任何一种理论要想自成体系,要获得成熟的标志,都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基石,而理论基石的主要表现形态就是基石范畴。例如,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它的存在形态、它的理论结晶是"剩余价值"这个基石范畴。再如,实践论是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其存在形态、理论结晶是"实践"这个基石范畴。基石范畴是某一学术领域或学科中根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集中体现,因而它是一种理论体系区别于其他理论体系的标记。法学要建构独立的理论体系,必须提炼出自己的基石范畴。对此,一些学者认为,在权利和义务这对范畴之中,权利是更根本的概念,是法学的基石范畴,并对此进行了充分论证。法学界把这种观点和理论概括为"权利本位论"。

   理论研究深入到了这一点,权利本位就不仅仅是一个涉及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观点,也是一个有关法的本体论和价值论的理论体系;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体系,也是法学研究的新方法、新概念和新视野;不仅仅是法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呼唤和推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动力。对于这样一个有多重属性和意义的权利本位现代化的动力。对于这样一个有多重属性和意义的权利本位论如何表征,曾引起法学界的苦苦思索。在大家仍处于模糊和朦胧状态的时候,库恩的"范式"给大家提供了现成的概念,一些学者对这个概念的引进使大家"眼睛顿时一亮"。于是,有了把权利本位概括为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论证,有了"权利本位范式"的明确说法。

   (二)权利本位论作为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论证

   1.权利本位论提供了法的本体论的理解系统

   法学中的任何一个重要概念或命题都可以说是一个理解系统。但是,能够成为们称之为研究范式的,只能是在本体论层面的理解系统。权利本位论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理解系统。在权利本位权论中,权利和义务是表征法的本体属性的核心范畴。

   (1)权利和义务表征法,是法区别于规律、并区别于习惯、道德、宗教等其它社会调控方式的决定性因素。

   法律与规律的区别在于法律属于"应然"范畴,规律属于"实然"范畴。应然与实然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关于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后者则是关于客观事实的描述定。法律告诉人们当某一预设的条件存在时,某种行为就可以做出、必须做出或者不得做出。规律则告诉人当一定的客观条件存在时,某种结果就会出现。

法律与习惯、道德、宗教有着机制上的区别。习惯是相依为命的人们在长期共同劳动和生活过程中自发形成、世代沿袭并变成人们内在需要的行为模式,表现为人们行为的经常性和常规性。依习惯行事,是无所谓权利和义务的。而法律不仅表现为人们经常地按照一定的方式行为,而且对按照法律规则活动的人们来说,法律规则为他们提供了权利和义务模式,并给予他人批评违反者的理由和标准。道德调整社会关系的机制是义务,它主要通过为人们指出在社会生活中的义务,在人们中间建立起以义务为纽带的道德关系而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宗教泛指奉超自然的神灵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这种意识形态相适应的规范。作为规范,宗教是以规定人对神明(上帝或各种神)的义务、以神明为中介的人对人的义务来调整社会关系的。法与道德、宗教的重大区别在于,法是以权利和义务为双重机制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这一区别随着法律与习惯、道德、宗教的分化程度的增加而越加明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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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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