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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

更新时间:2015-01-16 20:18:30
作者: 夏志清  

   一、基本问题

   普实克对我的著作的长篇批评 ,实际上是他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拟定的一套“科学”研究纲要。在其中,他规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特性和功能,并推荐了一种分析和评价那些作品的客观方法。他认为我的著作完全忽略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所应遵循的“客观”方针,因而指我为主观批评家,并且是有严重政治偏见的主观批评家。看到这样一位望重的汉学家对我的著作持不接受态度,我自然感到失望。然而,既使作为文学史家的我还有不足之处,我仍不信服自己的著作就那样地一无是处。同时,我怀疑除了记录简单而毫无疑问的事实以外,文学研究真能达到“科学”的严格和精确,我也同样怀疑我们可以依据一套从此不必再加以更动的方法论来处理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因之在这篇答辩文里,我的主要任务在于抗议把这套僵硬而教条式的科学方法套用在文学问题上是否是通宜的:我认为,正因为普实克自己对现代中国及其文学为其未加细察的几个大前提所误导,他才会如此错误地对《中国现代小说史》作出最严厉的批评。

   首先要说明的是,若不是我认为自己有值得关注的更基本的事情,我本来会承担某些无疑属于文学史家应做的工作。而我认为的更基本的事情是:评价分析某一时期主要的、代表性的作家,简要介绍导致他们成功或失败的时代状况,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切。因而,我没有系统研究中国现代小说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尽管我在著作中粗略地提到过一些西方文学对现代中国小说的影响,但我并没有对这一影响做系统研究。我援引了一些可比的西方文学作品,只是为了更好地帮助人们评定要比较的作品,而非要在它们之间寻找联系或影响。情况既然如普实克所说,既使“专业的汉学家”也大部分对中国现代文学一无所知,而且既然我把读者设定为是那些对现代中国知之甚少而又对其文学感兴趣的人,那么,我在著作中将西方文学与现代小说做那样一番对比就完全是合理的。我也没有试图对现代作家的叙述技巧做对比研究,尽管如普实克的这篇书评长文及其它近期著述中所示,这样的研究对文学评价活动确有补益。

   正如普实克所认为的,理清文学传统间的影响或渊源关系,客观地比较作者的文学技巧,都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是,作为介绍现代中国小说的开创性著作,我认为它的最主要的任务是辨别与评价。只有在我们从大量可得的作品中理清了线索并将可能是伟大的作家与优秀作家从平庸作家中辨别出来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着手对“影响”与“技巧”进行研究。研讨任何早期的文学,文学史家可以假定一些经受过几代读者考验的主要作家,然而有时即使几代人的判断也有可能靠不住,所以文学史家或批评家不应完全依凭前人。就现代中国文学来说,由于中国国内的批评家本人往往也参加了现代文学的创造,难免带有偏见。他们在文学批评方面的修养也难以信赖。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就更应当另起炉灶。然而普实克之所以批评我,恰恰因为我“胆敢”另立起点,运用自己独立的判断而全然不理会中国大陆的权威批评家和欧洲少数几个响应这些权威的汉学家。

   作为客观性的范例,普实克提到黄松康的《鲁迅与现代中国新文化运动》(阿姆斯特丹1957)一书。虽然普实克早些时候曾指责该书为浅陋的文学批评著作 ,可现在和我的著作比起来,黄松康的著作却成了“完全客观的”了。而这或许只是因为不管是在对鲁迅作为一个作家和思想家的评价上,还是在对新文化运动的阐述中,黄根本就没有稍稍偏离她所参考的中国权威,做出完全属于自己的判断吧。所以,所谓“客观”,只不过是指迎合权威观点。偏离这样的观点,就不光会犯“主观”的危险,更是暴露自己的“自大”与“教条的褊狭”(dogmatic intolerance)。我怀疑恰恰是普实克自己犯有“教条的褊狭”的错误,因而对中国现代文学提不出除共产党官方观点以外的任何观点。

   在普实克文章的第一部分,他到处提示可能导致我犯“教条的褊狭”的各种内在倾向。在一处,他把我设想为缅怀胡适和林语堂而信奉自由主义的中国知识份子。但他又马上承认,我指责了胡适的“把文学作为批评社会的工具的狭隘观点。”他坚持认为我最为偏爱的作家是林语堂。他的证据是我在谈到抗战中在美国的林语堂是“畅销书作家,既展示了古老中国的魅力,又介绍了新中国的英雄主义精神。”如果普实克还记得我在更前面曾批评林语堂对“崇尚个人趣味”的崇拜,“没有严肃的文学趣味”以及其它批评的话,他就该看得出来,我在谈到林语堂在抗战中的角色时所用词语的讽刺性,应该看出来我在使用“畅销书作家”和“展示魅力”等词语时显然并非是在夸奖。普实克还把我与汉奸、叛徒联系在一起,因为我曾热情赞扬过后来成为汉奸的周作人在早期所做的文化工作,并且在《小说史》中花大量篇幅论述日占时期上海作家张爱玲和钱钟书。此处,因为我对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战时文学一般性地予以否认,普实克便指责我缺少任何国家之国民所必须有的思想感情。而普实克本人对中国人民英勇抗战及随后对共产党对中国的“解放”所抱的感情,使他得出结论说:“发生在解放区生活各个方面的种种变迁也许是中国人民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我怀疑有多少像普实克这样声名显赫而又具有“客观性”的汉学家会同意这种判断。

   我在《小说史》中曾声明,在对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中,“我所用的批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对此,普实克表示不相信,因此他接着引述我下面的话以证明我使文学标准屈从于政治偏见:“那些我认为重要或优越的作家,大抵上和他们同时期的其他作家,在技巧上,所持的态度上与幻想方面,有共同的地方。然而凭藉着他们的才华与艺术良心,他们抵制了,并在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下转化了那些浅薄的改良派和宣传分子的力量。因此自成一个文学传统,与仅由左派作家和共产党作家所组成的那个传统,文学面貌是不一样的。”这里的关键,是那些作家能否抵制或转化那些浅薄的改良派和宣传分子的力量,因而这里的标准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文学的。我认为,大多数的中国作家(包括国民党的宣传家)都因为怀抱先在的社会改良和政治宣传目的,而损害了他们在探索现实时的复杂性。在左翼和共产党作家中,我之所以单单高度评价茅盾、张天翼和吴组缃,是因为他们那些最优秀的作品,就是文学“良心”的明证。凭借这种文学良心,他们超越了社会改良主义者和政治宣传家的热情。换句话说,我轻视那种把济慈所说的“明显的图式”(palpable design)强加给我们的文学,因为这样明显的图式与现实所呈现出的丰富无法相容。因此,我更偏爱普实克加以非议的那种“无个人目的的道德探索”(disinterested moral exploration)的文学;认为这种文学比那种心存预定的动机,满足于某些现成观点而不去探索,不从文学方面作艰苦努力的文学要好得多。因而,普实克坚持以下观点时就完全错了。他说:“夏志清一再责难中国作家过于注重社会问题和不能创造一种不为这些社会问题所束缚,不被为社会正义而战所拖累的文学。”其实,当我强调“无个人目的的道德探索”时,我也就是在主张文学是应当探索的,不过,不仅要探索社会问题,而且要探索政治和形而上的问题;不仅要关心社会公正,而且要关心人的终极命运之公正。一篇作品探索问题和关心公正愈多,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又不是依照简单化的宣教精神提供现成的答案,这作品就愈是伟大。显然,我最欣赏的如茅盾的《蚀》、巴金的《寒夜》及张爱玲的《秧歌》等作品就远非只是“逃避文学” 。它们在感情与洞见上都卓有成就,它们所探索的都是广泛触及人类命运的社会哲学问题。

   为了把这些问题分析的更具体,我在《小说史》的最后一章“结论”里引用了劳伦斯的一句话:“勿为理想消耗光阴,勿为人类但为圣灵写作。”我将之用于评价现代中国小说,认为“一般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显得平庸,可说是由于中国现代作家太迷信于理想,太关心于人类福利之故了。”文学,富于想象力的文学,如果所关心的只是抽象的人,而不是具体的个人,就会失去其作为文学的特性,文学不应当仅仅装饰或肯定理想,却应当从具体的人的环境的准确性上审查理想是否正确。因此,我反对文学抽象地、理想化地、模式化地表现人,而赞成文学具体地、现实地表现个人。哈佛大学教授哈利·利文(Harry Levin)在这一点上说得很对,他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按其实际,应该称为缺乏批判性的理想主义,或者如苏联批评家所直率地指出的那样,称为革命的浪漫主义。” 与绝大多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革命小说的那种缺乏批判性的理想主义比较起来,以鲁迅及其卓越的后继者为代表的批判性的现实主义要值得赞赏得多。我毫不犹豫地认为只有后者才是中国现代小说中唯一值得认真评论的传统。

   如果在这样说明了自己的批评原则以后,我仍然显得有“教条的褊狭”,那么,我对一些拙劣作品的“褊狭”,就不应被视为政治偏见,而是对文学标准的执着,我的“教条”也只是坚持每种批评标准都必须一视同仁地适用于一切时期、一切民族、一切意识形态的文学。文学史家固然应当具备必要的语言、传记、历史等方面的知识,以便对各位作家和各个文学时期做出恰当的评定,但这种历史学的要求并不能成为放弃文学判断的职责的借口。韦勒克(René Wellek)教授对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之间的区别做过很好的区分:

   文学研究不同于历史研究之处在于它不是研究历史文件而是研究有永久价值的作品。一位历史学家必须根据目击者的记叙来重述一件早已过去的事件,而研究文学的人则可以直接接触其对象即艺术作品。……研究文学的人能够考察他的对象即作品本身,他必须理解作品,并对它做出解释和评价;简单说,他为了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先是一个批评家。……人们做过多次尝试来摆脱从这种深刻见解得出的必然的推论,不仅避免做出选择而且也避免做出判断,但是所有这些尝试都失败了,而且我认为必然会失败,除非我们想把文学研究简化为列举著作,写成编年史或纪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抹杀批评判断的必要性和对于审美标准的需要,正如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抹杀对于伦理或逻辑标准的需要一样 。

   与上述观点相反,普实克却认为,作为一位文学史家,我应该以历史家的同情心,放弃文学批评家进行文学判断的职责,因而他对我的另一项指责是我“不顾人的尊严”。当然,普实克应该很清楚,我在《小说史》中曾反复强调必须同情和尊重每一个人,但我同时指出:“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只是把他的同情心给予穷人和被压迫者,对于任何阶级、任何地位的人都可成为同情和理解的对象的想法,在他们是陌生的。”既使人们同意普实克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观点,认为现代中国进步的首要敌人是“地主、高利贷者、投机商和买办资产阶级,”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文学的任务就是要给这几种人抹黑,抹煞他们的人性。因为,沉溺于闹剧式地歪曲形象,最后必然是贬低人,也贬低了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这项专业。

然而在普实克看来,我显然是“不顾人的尊严”,因为他看到我对许多写了平庸作品的作家评价不怎么样。对那些拙劣的作品本身,普实克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实际上与我不同的倾向。但是他却认为批评家应当同情作家的意图,实行原谅的原则。他指责我说,“如果忽视了作家所抱的意图,我们就不可能对他的作品做出公正的评价。”在为赵树理的早期作品进行辩护时,他抱怨说:“夏志清完全无视创作一种为广大乡村民众服务和使他们认识自己在那发生于身边之社会变革中所处位置的文学的必要性。”普实克承认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是失败之作,但他马上又解释说,“不可否认,在最近这部作品中赵树理遇到一个难题:当作品的主要任务是描述平静的情节发展和突出被刻画人物的积极方面时,如何赋予它戏剧的紧张气氛。”同样,普实克也承认丁玲的小说《水》至少有部分败笔,但他认为批评家应该原谅她的不成功,因为对丁玲来说,“要描写非个人的,而是整个集体的生活经历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普实克不光将他的“原谅的原则”运用于评价小说,同时也用于评价理论著作。他不从正面回应我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评价,只是气急败坏地指责我对它做了“完全歪曲”的描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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