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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

更新时间:2015-01-16 10:13:13
作者: 金冲及 (进入专栏)  
陶湘给盛宣怀的密报中写道:“西藏事统归英人,情形较日本之处高丽尤甚。有大臣已将约章寄到,大致谓:‘此约章系奉英皇训条办理,不能更改一字,在西藏无论巨细均英主持,无论何国均不得在藏设电杆、造铁路、开矿、驻兵’等语。中国竟无一字提及。末了却云:‘此约交中国驻藏大臣翻译遵行’。政府亦无可如何。”这又给中国人很大的刺激。

   日本打败沙皇俄国后,排除了同它争夺朝鲜的对手,于1910年正式并吞朝鲜。中朝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朝鲜的亡国,给处在异常敏感状态下的中国人极大的震动,感到等待着自己的可能是同样的悲惨命运。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第二年1月的一封信里写道:“每一个离别三载之后又回到这个国家的人,对公众对日情绪的变化都会有着触目惊心之感。这段期间里,自从朝鲜被并吞以后,人们对日本的感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西方列强的势力更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这时,他们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扩大投资放在比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更重要的地位,特别是通过建筑铁路、开掘矿藏、经营航运等手段来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如果说,1901年以前,帝国主义列强虽然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攫取了各种投资的特权,但一时还来不及直接从事大规模的投资活动;那么,到1903年以后,它们就以空前的规模来实现这种投资的特权,来消化、巩固和扩大前一阶段获得的侵略成果了。其中,铁路投资无论规模之大、获利之丰,都是投资其他企业无法相比的,于是,各国便趋之若鹜。胡思敬写道:“是时,西人习知铁道利益,倾资极力包揽,凡京津、津榆、淞沪、津张、沪宁数大支路悉归掌握。

   铁路投资对列强的回报,确实十分优厚。莫理循在1904年给姬乐尔的信中写道:“我们听说伦敦将于今年发行第一期债券,我们诚恳希望它能胜利完成。这条铁路的资产状况极好,抵押可靠,应该是世界上赢利最多的铁路之一。”不仅如此,铁路修筑权又带来沿线的开矿权和政治特权,它的重要性毫不亚于前者,引起列强间的激烈争夺,而中国本身对此如何反应历来不在他们顾及的范围之内。莫理循在1905年1月给日人龟井陆良的信中写道:“我认为你应该用信件和电报警告贵国人民注意有关德国在山东活动的新闻。俄国如同德国把它的铁路伸入山东那样,把俄国的铁路伸入满洲以后,就坚持要清廷在任命总督或巡抚时,必须事先将人选姓名通告它。后来清廷任命了一位满族的盛京将军,俄国就因为事先没有同它商量,强迫清廷撤回任命。现在德国正迫使中国将其所拟任命的山东巡抚的人选通知它,这样就干涉了这个省的内政。鉴于德国实际上垄断了这个省的铁路和采矿这一事实,而这个省的地理位置对日本又有极大的价值,你理应尽你所能使贵国人民了解到制止德国在山东的活动何等必要,否则你们在那里将会碰到德国的留难,就像你们在满洲受到俄国的留难一样。”这就把西方列强将他们控制的铁路沿线地区视为自己领土的面目刻画得淋漓尽致了。

   本来,兴修铁路对中国的近代化是很重要的,对推动社会进步也有重要作用,似乎应当受到中国人的欢迎。但由于兴修铁路是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的境遇下、国家的主权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列强的侵略野心无限膨胀并且经常背信弃义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它便成为当时爱国者们格外忧心忡忡的焦点。我们可以看看20世纪的留日学生刊物中两段很有代表性的话。《江苏》写道:“呜呼,铁路之于人国,犹筋脉之于人身也。是故一县失其权则一县死,一省失其权则一省死,况全国南北(粤汉铁道)、东西(蜀汉铁道)交通之大关键乎?”《浙江潮》写道:“经济上之竞争,其祸乃更毒于政治上。何以故?譬之是犹人也,朝割其一手,夕割其一足,其人必痛,而其警醒也易,而其反抗之力大,而其人犹可以复生也。若举全身之精血而吸之,其犹茫然皇然莫知所由,未几乃病瘵以死矣,此言其术也。若夫于政治上,则未有经济之权既占,而政治上之权乃犹能以人者也。盖其资本所在之地,即其政治能力所到之地,征之于近代,历历有明征也。”

   这种认识,比起19世纪末年,显然要深刻痛切得多了。以后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首义的导火线,并不是偶然的。

   随着内地通商口岸的相继开辟,在短短几年内,许多以前还很少见到外国人的地方,这时也闯进外国轮船,出现许多高视阔步、把中国人看作劣等民族的“洋人”。他们俨然以主子的姿态君临到中国的国土上来。而他们的势力每插到一个地方,都激起这些地方人民的愤怒和不满。

   面对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谁能够实行真正的改革,奋起救亡图存,谁就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以至拥护,否则,就要被人们所唾弃。而当时的清朝统治集团处在怎样的状况下呢?

   《辛丑条约》磋商过程中,慈禧最关注的是“惩办祸首”那一条,生怕列强要逼迫她归政光绪。传闻,“外人于北京所提条款,原有黜废太后,请皇帝亲政一条,持之甚力。李鸿章再三磋商,始允删去。”列强对这一条放过后,她便放下心来。1901年2月4日,清廷在联军提出议和大纲并经奕劻、李鸿章草签后,下“自责之诏”,说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说:“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第二年1月,清朝政府从西安回到北京,从开封到正定这一段路坐了火车。进宫那天,“当西太后乘舆经过使馆人员站立的阳台时,她在轿中欠起身,以非常和蔼的态度向他们回礼”。当接待各国使节时,“召见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这件事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乃是因为这是西太后第一次在召见中公开露面”,而不是在纱幕后面。接着,她在接待和问候外国使节夫人时,“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并且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这些,看起来是戏剧性的枝节小事,却很有象征性,显示出清朝政府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政治关系的新的变化。

   这以后,清朝政府一再传谕保护外人权益,竭力镇压民众爱国运动,聘请外国人担任财政、军事等顾问,连地方大吏的任命也要看外人的脸色行事。胡思敬的《国闻备乘》中专列“外务部媚夷”一条,写道:“堂司官坐拥厚糈,专恃媚夷为固位计,狡者作伥,钝者作媒,其能知外部为中国朝廷所设者,盖无几人。安徽争铜官山矿,部臣告皖抚曰:‘皖南北矿甚丰,此区区者何必与较?’

   恽毓鼎在1906年的日记中写道:“我国外交诸公,平日畏洋人如虎,其敢声罪致讨、争国体而平民心乎?前途概可想见矣。呜乎!(书至此,泪涔涔而下矣。)”1909年在上海出版的《民呼日报》写道:“自外部设立以后,吾国国权丧失于若辈之手者不知凡几。意旨所存,凡一般官吏无不以媚外为政策。”留日学生千余人1911年2月在日本东京集会,决定组织国民会,发表声明说:“目前,政府官员大多愚昧昏庸,不堪言状。彼等既慑于列强之威,又对列强茫然无所知,显然直如惊呆之孤儿,为人推向陷我国家于深渊之境地尚无察觉。时代要求雄才大略者,然彼等却一味苟且偷安,放弃主权,只知屈从。”

   既然清朝政府将自己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紧紧联结在一起,那么,毫不奇怪,民众自然也就将反对帝国主义同反对清朝政府紧紧联结在一起。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结论。

   陈天华在《猛回头》中写道:“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分明是拒洋人,他不说我们与洋人做对,反说与现在的朝廷做对,要把我们当做谋反叛逆的杀了。列位,我们尚不把这个道理想清,事事依这朝廷的,恐怕口虽说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违阻,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阻吗?”这本小册子流传极广,“洋人的朝廷”这个说法也就深入人心,遭人痛恨和唾弃。

   再说严重的社会危机。

   到了晚清,中国的社会矛盾本已极端尖锐。甲午战败,赔款2.3亿两白银,那时清廷的年财政收入长期在8000万两白银左右,这赔款相当于3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使整个财政经济状况陷于大破产的境地。《辛丑条约》又要赔款4.5亿两白银,这就完全无法应付了。饮鸩止渴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条是大规模举借外债,这更大大加深对外国列强的依赖和屈从;另一条是对民众加紧敲骨吸髓的盘剥,这就使国内本已异常尖锐的社会危机更大大激化了。

   前面讲到清朝的年财政收入一直在8000万两白银左右,到1911年猛增到3亿两白银。在中国这样的农业社会,财政收入如此大幅度的增加自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只能是对百姓盘剥的加紧。在财政极端拮据的情况下,增加的捐税还成为筹措新政费用的主要手段。贪官污吏乘机巧立名目、层层加码,老百姓就更活不下去了。《国闻备乘》中写道:“无政事则财用不足,不节流而急急开源,适便于小人行私,上下皆受其害。予观近时筹款之法,灼然共见者盖有数端:一曰百货统捐,创自江西;一曰烟酒增税,一曰酌提州县盈余,一曰八省膏捐,皆创自北洋;一曰铜元余利,创自广东;一曰漕粮折价,一曰推广捐例,皆创自部臣;一曰房捐,一曰米捐,一曰亩捐,一曰投效,一曰彩票,一曰盐斤加价,一曰整顿契牙各税,皆东南各督抚私自筹画。取民之法愈巧,侵蚀之术愈工。三年之间,户部再火(引注:指户部衙门两次发生火灾),天意盖可知矣!”

   到1910年,清朝财政状况已支撑不住,出现全国性的财政金融大混乱。清政府除举借外债和横征暴敛外,又采取新的措施滥铸铜元和滥发纸币,用恶性通货膨胀的办法对民众进行无休止的掠夺。铸造铜元是1902年冬袁世凯在直隶开始实行的。由于它在铸造过程中可掺亚铅,币值不断下跌,出现一泻千里之势。下层劳动民众收入低微,持有的一般多是铜元。铜元价值暴跌,遭受灾难最大的还是他们。滥发纸币的结果,还造成政府财政信用破产,在城市中出现银号、钱庄大批倒闭的风潮,引起巨大恐慌。这些都是以往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从来不曾见到过的。

   在这种情况下,下层民众中的自发反抗斗争愈演愈烈。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是抗捐斗争,一个是抢米风潮,前者如山东莱阳抗捐斗争,后者如湖南长沙抢米风潮,都是震动全国的。

   连看来温和的梁启超也在《国风报》上写道:“中国亡征万千,而其病已中于膏肓,且其祸已迫于眉睫者,则国民生计之困穷是已。盖就国家一方面论之,万事皆有可补救,而独至举国资本涸竭,驯至演成国家破产之惨剧,则无复可补救。”“就个人一方面论之,万事皆可忍受,而独至饥寒迫于肌肤,死期在旦夕,则无复可忍受。所谓铤而走险,急何能择,虽有良善,未有不穷而思滥者也。呜呼,今日中国之现象当之矣。”“愁惨之气,充满国中。呜呼,凡百险状,盖未有过此者。”

   1911年5月2日,长沙关税务司伟克非致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一封信,对局势作了这样的概括:“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就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4天后,他又写了封信说:“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现在已经公开鼓吹革命,并且获得普遍的同情,而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却尽在瞎闹。”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人们对清政府的愤怒已达于极点,“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事实。奇怪的是,有些著作或文章对这些事实仿佛都置于视野之外,或看得无足轻重,而将笔墨尽花在清朝政府某些改革措施上(当然有些措施的积极作用也是可以如实加以肯定的),并且把它极度放大,似乎如果不发生革命,对中国的现代化反倒更好些。那就离历史事实太远了。

    

   清朝政府的预备立宪和其他

   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面对覆亡的威胁,表示要进行改革,也做过一些事。最近被谈得很多、捧得很高的是它宣布预备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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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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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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