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学典:庞朴与80年代传统文化的复兴

更新时间:2015-01-14 17:10:43
作者: 王学典  

    

   中国当代著名思想史家、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庞朴先生于北京时间1月9日晚去世,享年86岁。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研究员陆扬在微博上得知消息后,评价道:现在大家津津乐道九十年代后思想家退出,学问家进入,其实庞先生就是文化热到学术热的重要人物,学术有大关怀。去年逝世的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也曾评价庞朴道:“他是一个很杰出、很有创见的学者。”

   庞朴,原名声禄,1928年10月生于江苏省淮阴县。1954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班毕业后回到山东大学任教。曾任《历史研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国际编委会中国代表,“国际简帛研究中心”主任等。2010年,被山东大学评为终身教授。

   庞朴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成就卓然。庞朴的学术领域十分广泛,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古代天文历法以及出土文献等方面尤有精到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公孙龙子>研究》、《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等。庞朴的主要学术思想和活动主要集中在“一分为三”说、“火历”说、出土文献研究以及推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研究热潮。

    

   从“录士”到学者

   1939年,日本人打到庞朴的家乡,办了“新民小学”,要他们去读。庞朴不去,到他爷爷朋友办的私塾去经书,先是《三字经》、《千字文》,然后是四书五经——五经只学了《诗经》,就结束了。庞朴说,小时候读经,“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对于长大后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立身行道,有很大的好处。”

   17岁时,庞朴跑去参加了国民党招聘人才的考试,考上后,被派到江宁、苏州等地方的税务局去当“录士”,就是抄公文。庞朴后来回忆,那时他什么都不懂,就是为了糊口,“没想到它后来一度成为我人生中洗不掉的污点”。1949年1月,他冒着风险从国统区渡江来到解放区,然后被留在了河北省华东大学(后与山东大学合并)学习革命人生观,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他什么都不学。在那里,他们进行了思想改造,心地坦诚、自觉自愿地交代“肮脏”的思想,比如“我骄傲”、“我怎么能馒头吃不了就扔掉半个呢”。

   1952年,庞朴被分配去人民大学学哲学。两年后,他毕业回到山东大学教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读《毛泽东选集》的时候,他发现里面中国的东西比马恩思想多很多,所以他决定转到中国哲学。那时候的中国,各种运动纷至沓来。庞朴作为“白专”被斗来斗去,也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号召下自觉去批判冯友兰。

   1977年,庞朴的《<公孙龙子>译注》出版,印了40万册,他觉得那是一个大笑话。“文革”前,他跟出版社签了合同,给他们写一本《<公孙龙子>研究》。交稿后,“文革”开始,一切都停止。后来出版社去庞朴劳动的乡下找到他,要把稿子里翻译的部分拿出来单独发表,就是《<公孙龙子>译注》。原因是儒法斗争的需要,当时江青说中国历史就是儒法两家的斗争,现在要把历史上所有人都分到这两个阵营里,公孙龙被分到了法家里。那时候的中国,杂志只剩下《红旗》,书只剩下《毛主席语录》,所以这一印就就是40万,全都卖掉。但庞朴并不觉得这是得宠,“因为我真正的研究恰恰是没有发表的那部分。”

    

   读“天书”读出“火历”说

   在下放劳动期间,庞朴的书都被贴上了封条。没书看,就看星星,“地上没有书可念,我就念这个天书;地上有阶级斗争,天上没有阶级斗争。”花了两年的时间,庞朴把漫天的星空都搞清楚了。没想到,这段经历引出了后来他一个重要的学术发现——火历。

   后来,可以读书了,庞朴在读《左传·昭公十七年》时,注意到里面的天官说六月初一就是正月初一,顺着这条线索,庞朴发现中国上古曾有一个火历的问题,即在以太阳和太阴为授时星象以前,古代中国人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以大火星(心宿二)为生产和生活的纪时根据。

   从“火历”的角度思考问题,可以解决很多天文学史上费解的难题。“火历”说引起了天文学界的极大兴趣。天文史学界权威席泽宗就曾公开高度评价过庞朴的这一发现,并认为庞朴的这种做法,才是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正确方法。

    

   “在文化上绝对不能搞全球主义”

   19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热潮的出现,和庞朴的文化研究以及推动有着莫大关系。早在1964年,庞朴就提出过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创新三原则。1981年,庞朴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聘,担任《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国际编委会中国代表。期间,庞朴发现中国当时极端缺乏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因此,庞朴开始在学界呼吁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1982年,庞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一文,率先发出重视文化史研究的时代呼声,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从而掀起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庞朴多次发表有关文化学和中国文化史的文章,并在各种有关会议上和国内外许多城市发表演讲,定义何谓文化,论证文化的两个属性(民族性、时代性)和三个层面(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阐明中国近代史的文化历程正是文化三个层面的展开过程,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把握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等思想。这一系列的探讨,引起学界的极大重视,推动了文化研究热潮的前进。

   庞朴曾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他特别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并认为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的最基本属性是它的民族性。他说,“在文化上绝对不能搞全球主义,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你这个民族就蒸发掉了,或者就淹没在人群当中了。”

    

   中国思维的精髓是“一分为三”

   进入到1990年代以后,庞朴开始致力于解读中华文化密码、阐述中华智慧的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黄帝与混沌:中华文明的起源》及《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等文。庞朴认为中国人的“忧乐圆融”精神,有待于以历史时代和历史人物为实例,来给予生动的说明。

   比如说,他从黄帝的传说开始,用黄帝的故事说混沌,用“伯乐相马”来谈认识论,从“庖丁解牛”谈实践论,通过一批出土文物(纺锤)来谈“玄”,运用几个上古文字来说“无”,如此种种,最后都归结到中国辩证思维。由此,庞朴归结出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最重要的就是“圆融”,在《易经》中叫做“圆而神”。儒家称之为中庸之道,中和之德;道家谓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简化来说,就是中国人的思维世界是三分统一而不是二元对立,三分法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特色,是中国思维方法的精髓。这就是庞朴诸多创见中影响最大的“一分为三”说。

    

   读经就很好,没必要恢复古礼

   从1990年代开始,尤其是近些年,当代大陆新儒家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发声,他们有的主张从恢复传统开始,把孔子诞辰定为教师节,有的从儒学乡建运动着手,而有的则希望建立儒教,甚至呼吁把儒教定为国教,也有强调和自由主义相结合的“中道自由主义”者。2004年,当代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蒋庆在贵州他所创办的阳明精舍邀请了康晓光、盛洪、梁治平、张祥龙、陈明等一些学者,举行了一次“儒学会讲”,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峰会”。

   对于当代大陆新儒家的这些主张和努力,庞朴始终坚持三句话: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他觉得儿童读经很好,也应该在教科书中增加更多古典的东西。对于试图恢复古礼的努力,庞朴则认为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恢复传统的礼节和仪式呢?“现在的中国人,就是活了一百岁的老人,去恢复清朝的礼节和仪式,都搞不清楚,遑论去恢复汉唐的了。到底以什么为准呢?汉为准?唐为准?明为准?清为准?在祭孔上不是就发生了这样的笑话嘛。恢复到哪代?大清当然没有多少东西,但汉唐都一样吗?都不一样。现在管对襟的短褂叫 唐装 ,其实那是 清装 ,清代的马褂。”庞朴说。

   庞朴虽然强调文化传统的民族特色,但也从来不会忘记时代节奏,“和尚是有统一服装的,但信佛教的老百姓是没有统一服装的。不可能说我从你的穿着上就能看出你是信佛教的人。女孩子喜欢穿裙子,让她们穿好了。怎么漂亮就怎么穿,她们爱美呀。你说这是西洋式的裙子,不行,不能穿,你非要她们穿很长很厚的裙子,把全身都包裹起来,这可是你自己找麻烦。”

   而对于尝试建立儒教的努力,庞朴能够理解、同情和尊重。他始终坚持的是中国历史上有儒学,而没有儒教。他曾善意地提醒说,“如果要重建儒教,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希望你们像梁漱溟先生学习(乡村建设运动),要立足于民众幸福、社会改善、民族存亡和世界大同”,要宽容,要和其他宗教平等。--澎湃新闻记者 徐萧

   作为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和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庞朴先生在文献学、简帛学、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儒学史乃至天文学史等领域均做出了杰出贡献。对这些贡献如何评估,我想,我们还是应该留给相关领域里的专家去做,留给学术史家们去做。这里,为我们所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传统文化复兴迄今已走过了三十多年的行程,而20世纪80年代则是这一复兴历程的起点。我们的问题是:传统文化为何能在以“反传统”为主流的20世纪80年代迈出复兴的关键一步?而庞朴在这一步迈出的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就把我们带回了时间隧道之中,带回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

    

   “80年代”在“反传统”的路上走得比文革还远

   在这里,首先要对“80年代”这个概念作个说明和解释。“80年代”作为一个时间概念其实早已被符号化了,就像“五四”被符号化了一样。换句话说,如同“五四”并不是1919年5月4日这一天的专指一样,“80年代”也不是1980年至1989年这十年的特指。被人们念念不忘的“80年代”实际上涵括“文革”结束至1989年这十多年的时间,指的是当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对这个特殊时期,笔者认为用“后文革时代”来概况可能更为准确,更具有符号和思想史意义。

   众所周知,贯穿“80年代”始终的主流思潮、主导观念是“新启蒙”或“反传统”,而弘扬传统文化为何能与“反传统”的“新启蒙”同时出场?这一问题非常值得探究,因为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庞朴等人的贡献就得不到透彻的说明。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得先解决另一个问题:在“后文革时代”,学界为何能继续延续“文革”的“反传统”做法,甚至在“反传统”的路上比“文革”走得还远?

我们知道,“文革”是以激烈的“反传统”开场的,这就是所谓的“破四旧立四新”,所谓的“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红卫兵”甚至跑到曲阜砸了“三孔”,对孔子的仇恨于此可见一斑。当年对文物、文化遗迹、古代典籍的破坏,不亚于秦时的“焚书坑儒”。一场实质是“政治大革命”的运动之所以被冠以“文化大革命”的名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2533.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