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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庞朴与80年代传统文化的复兴

更新时间:2015-01-14 17:10:43
作者: 王学典  
就在于这场运动发端于“文化”领域的“反传统”取向。而且这一“反传统”取向贯彻“文革”之始终,如同大家都清楚的,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最后又终结于由“批林批孔”所引发的“评法批儒”事件中。以反孔始,以批儒终,“反传统”就这样伴随着“文革”走过了十年的历程。

   按照“物极必反”、“寒来暑往”的逻辑,“反传统”的“文革”在结束之后,迎来的应该是传统的复兴。但事实是,“文革”结束之后,迎来的却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反传统”和“新启蒙”风暴。这一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呢?

   现在看来,这一现象由以发生的思维机制在于:“文革”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顽强“反传统”的同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却把自己完全“传统化”了、完全“封建化”了、完全“宗教化”了。政治上,高度集权、不容拂逆,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因发出了一点不同声音而得不到保护,毫无民主法治可言;经济上,一切官营官办,不仅“盐铁官营”,连针头线脑也官营;文化上,“罢黜百家”,毫无言论自由可言;社会生活上,全面体制化,“民间”已不复存在。这种种现象,使得“文革”结束之后,人们接受了一个普遍结论:“文革”是一场“封建大复辟”,是一场“封建蒙昧主义运动”。于是,在“文革”结束之后,出于对“文革”的痛恨和反省,人们毫不犹豫地举起了“反封建”的旗帜,展开了“清算封建主义”的批判运动。在当时,“反封建”和“反文革”是一回事。如果事情仅止于此,也就和“传统文化”没有太大关系了。可是两大因素把“反封建”导向了“反传统”特别是“反传统文化”。

   一是上层出于对舆论的把控引导,出于对愈演愈烈的“反封建”思潮的担忧,于是扭转了人们从批判封建主义的角度来清算“文革”的做法。人们当时担忧什么呢?因为当时理论界已经提出了“封建社会主义”的概念,所忧者是把“反封建主义”引向“反社会主义”。但是,在当时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解放大潮中,你可以不允许人们“反封建”,但无法阻止人们反思“文革”的发生。你不准他谈现实,他就谈历史;你不准他谈政治,他就谈文化,你不准谈封建,他就谈传统。这样,从1984年起,人们不约而同地开始集中力量清算“传统”和“传统文化”,而在当时的语境中,“反传统”实际就是“反封建”的别名。一场铺天盖地的“文化热”于是不期而至。人们这时认为,“文革”就是“封建思想”亦即“传统文化”的产物,“文革”“是中国几千年累积下来的封建文化观念对现代化的拼死抗拒”,“今天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将从根本上铲掉‘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文化基础”,这场反思是“思想文化领域……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传统”、“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就这样作为“封建”的替身和“文革”的影子被推向批判和否定的前台。

   当然,我们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反传统”完全是政治主导的结果,更不能因此说,“文革”和“传统”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文革”和“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反文革”走向“反传统”,绝非偶然。如同前面所说,“文革”的总体倾向是“反传统”,但是,“文革”并非笼统地反一切“传统”,为“文革”所反的“传统”,仅仅是正统的“传统”,主流的“传统”。换言之,“文革”矛头所向的“传统”,主要是“儒学”、“儒家”和所谓的“孔孟之道”。法家的传统、江湖民间的传统,则为“文革”所欣赏、所继承、所光大。“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是这一点的明证。在“评法批儒”时期,“四人帮”公开明确以“法家”和“法家”继承人自居,说明“文革”并不笼统地“反传统”!“文革”最响亮的口号是“造反有理”,而“造反有理”的另一面是“替天行道”,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而“造反有理”和“替天行道”,则是典型的陈胜吴广、“绿林赤眉”的传统,是江湖民间的边缘传统,是反秩序反权威乃至反社会的传统。而法家的传统和民间的传统有一个共同点:都主张杀戮、暴力,反对“温文尔雅”,反对“温良恭谦让”,都放弃了“仁爱”等儒家的基本价值,都走向最极端的黑暗政治。所以,“文革”结束之后,当整个社会走向秩序重建,走向“人权”、“人道”之后,人们当然也会从“文革”与“法家学说”的联系、与民间传统特别是农民起义的传统的联系来反思“文革”;从“反文革”走向“反传统”,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总之,“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儒家学说”,在受到“文革”的疯狂打压之后,又在“文革”之后的十几年间,继续承受“反传统”思潮、“全盘西化”思潮的挤压和冲击。在此期间,“狂人”的崛起,《河殇》的热播,“走向未来”丛书的流行,“新启蒙”丛书的畅销,共同把“反传统”思潮推向顶点。而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以庞朴、李泽厚和汤一介先生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弘扬派”隆重登场,并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的“反传统”的80年代赢得了一席之地,从而为后二十年传统文化的复兴奠定了最初的起点,更为今天国学复兴大潮和儒学的重新正统化与主流化,立下了汗马之功。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传统文化”的“弘扬派”为什么能与“反传统”的“新启蒙”派在“文革”之后的“80年代”同时出场?这也是本文“启蒙的悖论”所指涉的问题。

    

   传统的弘扬派与新启蒙派同时出场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必须回到“文革”结束之初的特定情境之中。这个特定情境就是当时整个社会和上上下下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当时人们反思和批判“文革”是从三个不同的思想路向上同时进行的,这就是反思派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思、自由主义者的反思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反思。

   所谓反思派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思,主要是指以政治思想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反思,所谓“思想解放”主要指此。这一反思的指向,是对几十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一系列基本理论观点和基本理论是非的“拨乱反正”与“正本清源”,而“反思”赖以进行的基本依据是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的原意。把“文革”期间颠倒了的理论是非再颠倒过来,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阶级斗争”、“人道主义”和“异化”等问题上,“告别毛泽东,回到马克思去”,是这一时期周扬、黎澍、于光远等一批反思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目的。主要在这一思想流派的努力下,“文革”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被解构掉了,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宣布了“文革”的非法性。

   如果说反思派马克思主义者从政治观念上解构了“文革”,自由主义者们则试图从制度设计上分析“文革”赖以发生的原因,他们的方案是“走向西方去”。当年的年轻人,主要是在读的和刚出校门的大学生、研究生们,几乎都是用“自由主义”和“现代化”的理论资源来“反文革”和“反传统”,他们由此走向了“全盘西化”。而“全盘西化”,在当时看来就是全盘现代化,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全盘西化”是“80年代”一代青年的主流取向。庞朴先生早在1984年就指出:“在那些喜欢考虑问题的青年人中间,许多都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二十多年后,李泽厚多次回忆说:“八十年代”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反传统”和“全盘西化”。“80年代”有四大丛书编委会,其中有两大编委会都是主张“全盘西化”的,那就是最有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而“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金观涛,则被尊为“四大青年导师”之一,影响力极一时之盛。在激进“反传统”和“全盘西化”方面,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是被称为“狂人”的刘晓波及《河殇》编创人员,他们在否定和批判“传统文化”上走得最远。刘晓波当时宣布,“必须彻底埋葬孔孟之道”,只有“在孔孟之道的废墟上”才能“建立现代中国文化”,而“传统文化给予我的只有绝望和幻灭”,“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早应该成为“绝户头”。《河殇》编创人员也呼应刘晓波说:“传统文化已经终结。”由上可知,反思派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分别从现实和历史两个维度、上层和民间两个方向解构了“文革”,并把矛头指向了“传统”和“传统文化”。庞朴等人所进行的“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一开始也同样纳入了“反文革”的统一战线之中。换句话说,“反传统”派与“复兴传统”派起初并不是对立的。不仅不是对立的,“复兴传统”派甚至也是以“新启蒙”的面目和身份出现的。这就进入了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中。

   “守护传统”为何也能以“反传统”的“新启蒙”面目出现?或者说,“守护传统”为何也能被视为“启蒙”?要回答这个问题,看来同样必须首先回到“文革”结束之初的特定情境之中去。

   这个所谓的特定情境就是“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而这个“拨乱反正”的对象,对思想史而言,就是“文革”结束前夕的“评法批儒”,就是对所谓“孔孟之道”或“孔孟学说”的完全否定。因此,从表层来看,打破禁锢,突破禁区,消解教条,质疑迷信,就是“启蒙”,因为它们都属于“思想解放”的范畴。而弘扬传统文化,重新评价孔子的思想,之所以在当时也部分地具有“新启蒙”的性质,根据就在于他们的矛头也指向了“个人迷信”。“文革”的总体倾向既然是“反传统”,因此,实事求是地分析乃至部分地肯定传统的价值,在当时也就进入了“反文革”的统一战线之中,从而也就部分地具有了“新启蒙”的性质。庞朴先生1978年就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重新认识“传统”和“孔子”的《孔子思想再评价》一文,这篇文章在声讨“四人帮”的旗帜下,对孔子思想首次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肯定。这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正面评价和肯定孔子价值的第一声。台湾官方《陆情月报》以《中共对孔子思想的重新评价》为题对此文做了摘要,认为该文是“当前华派重新评价孔子的代表作”。此后不久,庞朴又在新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上推出《中庸平议》一文,对在“评法批儒”期间备受责难的“中庸之道”,给予全面的“平反昭雪”,很少保留。而高度肯定“中庸之道”,实际上就是抛弃所谓的“一分为二”、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抛弃所谓的“斗争哲学”,高度肯定儒家和儒家学说。这是一次对“评法批儒”的最大颠倒,这是对“儒学”态度上的最大一次思想解放,同时这也是对“文革”的最深刻的批判。

    

   庞朴与“新启蒙派”的分道扬镳

   从表层上看,庞朴在“文革”结束之初,似乎也置身于“新启蒙”的阵营之中,但从实质上看,庞朴其实早已和“反传统”的“新启蒙”分道扬镳了。为了透彻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再一次回到“文革”期间的“反传统”倾向上来。

   在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和态度上,如同上文所说,“新启蒙”好像是“文革”的继续,而“文革”则被认为是“五四”的继续。实际上,同为“反传统”,但“文革”与“新启蒙”的“80年代”以及“旧启蒙”的“五四”完全不同。“五四”和“80年代”实际上是用“现代化”和“自由主义”来“反传统”,所以,这两者的最终指向都是“全盘西化”。而“文革”用以“反传统”的资源和工具则是“异端文化”。

   长期以来,我们事实上一直生活在两种传统之中,即正统的主流的传统和异端的边缘的传统。“文革”与“五四”和“80年代”一样,都反对主流的传统,即儒家学说,但“文革”又与“五四”和“80年代”根本不同,“文革”是用“造反有理主义”来“反传统”,鼓励、纵容和推崇的是“异端”的“传统”,并力图把“异端”正统化和主流化,在一段时间之内,“异端”也确实被正统化和主流化了。陈胜吴广以来造反的农民起义领袖和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长期以来被置放在中国历史的先贤祠中,实在不是偶然的。

庞朴与“新启蒙”派在“反文革”的同时,之所以又分道扬镳,原因就在于,“新启蒙”派是用“自由主义”和“现代化理论”来反“文革”,而庞朴等人则是用中国的“正统文化”、“主流文化”来反“文革”,所以他们走向了“文化保守主义”。更进一步地说,庞朴等人所力图复兴的“传统文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泛泛而论意义上的“传统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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