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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建平:酋邦与专制政治

更新时间:2015-01-13 22:33:59
作者: 易建平  

  

提要:在当前中国学术界影响较大的酋邦模式强调了酋邦与专制政治之间的必然联系。然而,当代文化人类学相关的经典理论与主流理论表明,酋长拥有的是非强制性的权威,而非合法武力支撑的强制性的权力或暴力;在酋邦社会的决策活动中,酋长虽然可以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但是参与或者影响决策的,通常并非酋长一人:酋邦社会的决策活动多是“集体性质”的。在早期社会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在亚洲、非洲和美洲,非专制政治包括民主政治都有广泛发现,而决不是只有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欧洲才出现过民主制度。

   关键词:酋邦;权力结构;专制政治;塞维斯

  

   在近年来中国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中,谢维扬教授的《中国早期国家》一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该书主要利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理论与其他成就,尤其是塞维斯(Elman R.Service)的酋邦理论,弗里德(Morton H.Fried)的分层学说,以及克赖森(Henri J.M.Claessen)等人组织的早期国家研究的成果,对中国学者传统的部落联盟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命题,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并且糅合这些理论,构筑了部落联盟和酋邦两种模式,用来解释中国早期国家的发生发展与整个古代世界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起源,给中国学术界沉闷的、过于单调的理论氛围,吹来了一股新鲜而强劲的气息。这的确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谢维扬的理论相当庞大,在今天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也愈益增强,全面评价它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这里只来讨论他关于酋邦模式与专制政治关系学说的内核。谢维扬告诉我们,酋邦社会整个“权力结构呈现为一种金字塔形,即有一个人拥有整个社会的最高权力”,酋邦社会因而具有专制政治的特征,当这种“具有明确的个人性质的政治权力色彩的社会……向国家转化后,在政治上便继承了个人统治这份遗产,并从中发展出人类最早的专制主义政治形式”。这一酋邦模式的核心在于,酋邦与专制政治之间的必然联系。这一由童恩正阐述在前、谢维扬发扬在后的观点,涉及国家起源道路与早期国家政体形态两大重要问题,涉及东西方发展道路异同问题,涉及东方专制主义问题,受到广泛的关注。本文即来讨论,谢维扬用做他酋邦学说基础的国外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证探讨,是否真的支持他的酋邦社会即是专制社会的理论。

  

   一、“权威”与“权力”或“暴力”

   讨论酋邦之类社会,首先应该注意到塞维斯与弗里德的理论,也就是关于这类社会的已经成为经典的并且直至今日仍然是主流的理论。谢维扬正确地告诉我们:“弗里德的理论与塞尔维斯(即本文之塞维斯——引者)的理论相互补充,成为现代人类学中关于人类社会和政治组织分类的最有影响的一种学说(应当说,两种学说——引者),同时也可以说他们的理论不断得到现代人类学观察的支持。”最后一句话虽然不敢说得那么绝对,但是,可以认为无大疑义的是,在塞维斯的《原始社会组织的演进》和弗里德的《政治社会的演进》发表以后,文化人类学界关于早期人类社会演化的讨论,的确大致都是在他们的理论架构之上进行的,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不敢忽视他们的理论的。

   那么,塞维斯和弗里德在关于酋邦社会或者级别社会领导权方面,当然主要是在与本文也即是与谢维扬酋邦权力结构理论有着关联的方面,有些什么样的论述呢?首先,集中来看看塞维斯有关酋邦社会“权威”与“权力”或者“暴力”的界说。我们知道,“权威”这一概念在酋邦学说以及新文化演进理论中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塞维斯引用了阿兰德特(Hannah Arendt)的一段界定来说明它,这里照录如下:“由于权威总是要求服从,因此大家都错误地把它当作某种权力或者暴力。然而权威排除使用外部强制力量;暴力一旦使用,权威本身即已失效。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权威又与说服不能相容;说服以平等关系为前提条件,通过辩论的过程起作用……在发号施令方与服从方之间确立的权威关系,既不基于共同的理由,也不基于前者的权力;双方共同拥有的是等级本身;双方都承认等级为正当与合法,双方都拥有自己预先确定在等级制结构中的稳定的位置。”此外,还有必要介绍一下塞维斯《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一书中关于“权力”(power)的界定。塞维斯认为,“权力”一词最为广泛使用的涵义是:某人或某集团使他人或他集团服从的相对的能力,或者反过来说,某人或某集团对他人或他集团“不必屈服”的能力。这里所谓“服从”或者“屈服”,可以包括十分不同的类型。一个人可因某人处于权威地位而服从他,比如牧师服从主教;或者因其是专业权威而服从他,因为尊重他的知识。权威的权力,最理想的状态是,完全依赖于人与人之间或者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等级关系。在这个时候,服从并非因使用某种暴力或暴力威胁的控制而获得,而是因习惯、习性、礼仪、利益,或者其他加强与合法化了权力、使得其可以接受的考虑而获得。强制性的实质权力(The physicalpower to coerce),他认为可以简单地标为“暴力”(force)。因此,必须在权威(authority)和暴力(force,也即阿兰德特的“power”)之间做出区分。

   在塞维斯看来,酋邦社会权力结构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权威;它以等级或级别为基础,而不建构在强制性的暴力之上,也即不建构在阿兰德特的“权力”(power)之上。他明确地告诉我们:“在原始社会里,我们往往发现,传统的等级制度完全不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而胜任统治。”酋邦社会的上层分子根据世袭的权威角色分成各种级别,但是,他们的“权威”并未得到垄断武力的政府的支持,酋邦缺少镇压的暴力。下面这段话比较清楚地概括了塞维斯酋邦社会的几个特点:“酋邦拥有集中的管理(centralized direction),具有贵族特质的世袭的等级地位安排,但是没有正式的、合法的暴力镇压工具。组织似乎普遍是神权性质的,对权威的服从似乎是一种宗教会众对祭司—首领的服从。如果承认这样一种非暴力的组织占据进化的一个阶段,那么国家的起源问题……就大大简化了:国家制度化的约束手段就是使用暴力。”四个特点:一是“集中的管理”,也即谢维扬所谓的“中央集权”;二是“世袭等级制”,这使得酋邦社会与前此阶段平等的游团社会和部落社会根本地区别开来;三是神权权威;四是“非暴力的组织”,或者换句话说,无正式而合法的强制性的暴力镇压工具,这是酋邦与国家的根本区别。所谓“国家垄断武力,强调使用武力,可以明白无误地宣示自己的权力”,然而,酋邦却无合法武力支撑的政府,以调解各种社会纠纷,处理各种社会问题。

   在级别社会里不存在什么强制性的权力结构,也是弗里德理论的一大重点。他在这方面的论述,与塞维斯关于酋邦社会里这种现象的描述也大体相同,只是还要强调“分散性”与“非强制性”一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级别社会里,领导可以领导,但是追随者也许不追随。命令下达了,但是有时不被服从。……几乎没有什么有效的强制手段,用来强迫人们顺从。”这是他的级别社会权力结构的一个根本特征。

   在酋邦之类社会里缺乏国家社会里那种强制性的约束力,那么,又是依靠什么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呢?塞维斯认为,酋邦社会拥有一种非正式的公共约束力,处于制度化的现代法院与原始的家族习惯之间。其中,在典型的酋邦社会里,消极的约束力,比如舆论指责,朋友不与友好,互惠关系被取消等,起了极大的作用;是它们增强了社会的整合度。

   当然,酋邦之类社会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自己正常的“强制”方式的。塞维斯告诉我们,酋邦社会的宗教同游团社会和部落社会的宗教有着明显的区别。酋邦创造了更高水平的宗教结构,它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我们知道,酋邦之类社会名义上的统治者通常是神,而实际上,神往往就是祖先,正如弗里德和弗思所言:“神即祖先,祖先即神。”比如,据说在蒂科皮亚,the Atua i Kafika是最高神祗,也是蒂科皮亚人的祖宗。这最好地说明了,在酋邦之类社会里,神祗崇拜往往也就是祖先崇拜。在酋邦社会或者锥形氏族社会中,理论上一个人的地位是根据他与始祖关系的远近决定的,因此,顺理成章,始祖嫡系后裔的长子通常就是酋长。由于与祖先这种特殊关系,酋长本人也往往获得特殊待遇,本身被视为神圣。弗里德举出了一个奥贝格(Kalervo Oberg)研究过的例子。在巴西北马托•格罗索(the Northern Mato Grosso)的卡玛尤拉(the Camayura),一个村子由百人左右组成,酋长的领导作用似乎主要表现在村里的经济活动当中。在那里,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行方式都是平等性质的,但是,由于酋长的祖先可以追溯至太阳,因此他死后拥有特殊的葬礼。一位蒂科皮亚人,在做上酋长之前,只是一位普通人(fakaarofa),做上酋长之后,则成为一个tapu人,被视为神圣,死后灵魂归化为神,受到与神相似的礼拜。因此,说酋邦的统治者是神也就是祖先,实际上是说,统治者是其代理人——酋长,也就是离祖先关系最近的直系后裔。从神也即祖先那里获得权力,以神也即祖先的名义进行统治,由此酋长多半把主持神或者祖先祭祀的责任也承担了起来。所以,塞维斯告诉我们,酋长与祭司一同兴起,有如权威的双胞胎,而往往祭司职位和世俗酋长职位都由同一家族传承;有的时候,祭司与酋长就是同一个人。“由于这个原因,许多酋邦被称作神邦(theocracy),是有着相当道理的。”这样,我们看到,在酋邦社会里,主要是超自然的神祗支撑着现存的社会结构,而祭司们知道怎样运用恐吓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祭司们告诉大家,应当好好地祭祀祖先,因为祖先高兴,就会护佑风调雨顺,万事如意;祖先发怒,则会降下灾祸,使得人畜不兴。因此,我们看到在酋邦社会中,所谓公共“法律”典型的惩罚手段就是宗教的超自然的惩罚,比如祭司权威所发出的诅咒或者公开指责。因为在大多数酋邦那里,不服从命令即是对酋长的冒犯,因此也就是对神灵也即祖先的冒犯。祭司—酋长是可敬畏的人物,他的超自然的力量,因为已经成为神灵的祖先的力量而扩大。他可以通过各种仪式而引来雨水与丰产,使用诅咒消灭敌人,在神意指引下统治得公正而又智慧。谢维扬引用的哈维兰所谓人们相信酋长的统治权力是“神灵赐给”的,表现大概就是指这些吧;他并且由此进一步推论,“酋邦首领的权力不受部落成员的制约”。但是,这些显然不足以用做谢维扬推论的证明。尤其是,在实际的历史演进过程当中,祭司—酋长们的来自于祖先或者神灵的这种所谓“神权”,还常常失效,由此他们本人往往要面临各种各样因神权失效而引发的实际危险。在东非的苏库马,按照惯例,在酋长的巫术或者宗教力量失灵的时候,酋长要对灾异负责,有可能遭受废黜的处罚。这种情况在原始社会或者早期国家社会里,似乎普遍发生过,中国先秦文献中有名的“汤以身祷”。及《三国志•魏书•夫余传》所云夫余国王因灾异言易言杀,都是佐证。契丹史上“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大人”,也是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

   塞维斯补充说明,酋邦的统治方式是相对和平的神权性质的,但这并非说,酋邦社会的统治者对内绝不使用真正的暴力。不过,塞维斯猜测,使用额外的强制性暴力也许是酋邦制度某个方面出了问题的表现,或者失败的表现,而不是其正常的表现。

塞维斯还告诉我们,占据再分配地位的人原本可能是在得到许多人的同意后才取得该地位的,如果需要的话,他甚至可能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武力支持;在这一点上,他也许就拥有了某些强制性的权力;但是,在阿兰德特界定的上述“权威”概念的意义上,使用强制性武力的酋长就不再拥有权威了,因为他的位置那时还并非是被大家承认为“正当与合法”的结构化的等级制中的一个部分。因此,应该记住的是,酋邦社会合法的权威并不是得到武力支持的权力或暴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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