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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小平:对社会法概念的思考

更新时间:2015-01-11 23:02:45
作者: 吕小平  

   【摘要】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法的理论与立法实践已经相当成熟,为各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转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持,也为我们处在转型期的后发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充分考察其他国家社会法理论与立法实践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法的概念进行准确的界定是社会法理论研究者的责任。本文试图在较为全面地考察发达国家社会法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法的概念作出界定。

   【关键词】社会法;概念;体系

  

   一、大陆法系社会法概念之概要

   尽管大陆法系各国有着共同的法律传统,但是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政治制度、民族性格、对社会法的认识以及社会法产生的时代不同,各国均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法概念。概其要者,分述如下。

   (一)德国的社会法概念

   德国可谓世界上社会法理论及立法最为发达者之一。德国理论界对社会法的解释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其一,将社会法定位于公法与私法之外的第三法域;[1]77-78其二,将社会法定义为为实现社会政策而制定的法律,包括劳动法、消费者保护法和住宅法等;其三,将社会法等同于社会安全法。其中第三种观点为主流观点,现已成为该国学术、司法实务、政治与社会上之共同话语与共同概念。[2]1975年德国将本国原本零散的有关社会保障的各种法规加以整合,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法典》。随着德国该法典的诞生,社会法的内涵与外延之争似乎已经基本尘埃落定,即通说就是指社会福利支出。显然,这一法典的问世与德国社会法理论的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反过来,该法典也为我们研究德国的社会法理论提供了立法依据。该法典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社会法典为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保障应有效调整社会福利支出(包括社会救济和教育性救助)。它应协助保证符合人之尊严的生活;为性格之自由发展创造平等的前提条件;保护家庭并促进和谐;保证自由选择就业方式以谋取生活费用;消除或者协调生活特殊负担。”[3]139

   透过德国社会法理论及立法,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国社会法的理念主要在于落实基本法中关于人格尊严的生存保障、社会法治国原则和各项社会基本权利。[3]140-141社会法以人格尊严之生存保障为中心,以社会法治国原则为指导,以落实各项社会基本权为任务。其基本精神体现为人格尊严具有超宪法的价值,国家利益和其他目标次之;而社会法治国原则倡导国家不仅应当担负起“守夜人”的角色,还应当透过立法来为所有处于困境的人民创造适当的生存条件。

   (二)法国的社会法概念

   法国的社会法范围比较广泛,凡是不属于传统公、私法范围的,都可以称之为社会法。法国1985年的新《社会安全法典》确立的基本原则有团结互助原则、强制与平等原则、制定法规范与协议法规范并存原则、政府不直接介入制度之运作原则等。[4]382-386显然,这与德国将维护人格尊严的生存保障置于中心有着明显的差异,其更强调社会自治力量,而淡化政府的干预力度。

   (三)日本的社会法概念

   日本的社会法概念可以追溯到战前的明治时代,但其真正成为独立的法律体系而获得实定法上的依据,则是二战后的事。日本的社会法学说受德国影响极大,但其研究却颇有独到之处。从日本社会法概念的发展过程看,可以将其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

   其一,“作为部门法及法域”的社会法概念。该说的代表人物菊池勇夫认为,社会法是规范社会的阶级均衡关系的国家法规及社会的诸规范的统一名称。

   其二,“保护特定主体”的社会法概念。该说的代表人物桥本文雄认为,必须从法的主体变迁上来理解社会法,社会法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法的主体是具体和特定化的,并具有保护经济弱者之功效。桥本教授还引进了“社会人”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被特定化了的社会集团。[5]325

   其三,“保护劳动者阶级这一具体主体”的社会法学概念。该说的代表人物加古佑二郎认为,社会法并非保护所有的特定主体,而是保护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的劳动者阶级这一特殊具体的主体。[6]345

   其四,“对市民法修正”的社会法概念。该说的代表人物为沼田稻次郎与渡边洋三,该学派认为,社会法是作为对市民法的修正而存在的,由于市民法的贯彻和执行使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结构性的矛盾,进而对市民社会中现实存在的特殊社会群体的生存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社会法就是基于社会正义,为维护生存保障权而实施的法律。这一学说实际上是对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禁止垄断法以及环保法等社会立法所作的法学注释。[7]106

   (四)中国大陆地区的社会法观点

   我国大陆地区学者对社会法的认识,从开始便有着中国特色的烙印,并且在建国前后亦颇有殊异。

   建国之前,对社会法关注较早的当数李景禧先生,早在1936年,他就撰文指出:“社会法是一团法规,变动无常,范围不定,因此,要说明其内容,就困难了。”[2]黄右昌先生则指出:“社会法包括经济法与劳动法,……法律上,对于无论何人,皆有保障其生活之义务,故以经济法与劳动法,为社会法之内包。”[8]106民国时期的吴传颐先生指出:“通常认为社会法不过是保护经济弱者福祉的法,并不够理解社会法发达的真相。毋宁说社会法是基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法律思想的推移,所构成新的人间概念之法。”[4]594-596

   建国之后,我国大陆学者对社会法的研究肇端于20世纪80年代,学界观点大致有以下四种:

   其一,在狭义层面上理解社会法,即将社会法等同于作为法律部门之一的社会保障法。张守文教授曾指出:“社会法在法律体系中当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不仅与近代社会形成的传统法律部门有别,而且与同期产生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经济法亦有不同。……但不管怎样,对于社会法在本质上属于公法性质,它在法律体系中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观点,殆无异议。”[9]谢增毅教授也认为:“‘独立法律部门’的观点既能体现社会法作为实在法的价值,也符合我国立法实践和大陆法系现代关于社会法的普遍观点。”[10]其二,在中义层面上理解社会法。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三种:(1)社会法乃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之和;[11](2)社会法作为一类法律,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12](3)社会法是除了经济法之外的第三法域中剩余部分法律的总称。[12]其三,在广义层面上理解社会法,认为社会法是与公、私法相对应的第三法域。如孙笑侠教授认为:“由于传统两大结构要素存在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情况,所以法律体系发生了重大变革,这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里出现了第三种法律体系结构要素——社会法。”[13]94

   其四,在泛义层面上使用社会法。如王全兴教授认为:“作为法律观念的社会法,除第三法域外,还包括公法和私法中的法律社会化现象。”[14]

   (五)我国台湾地区之社会法透视

   我国台湾地区对于社会法之认知有四:

   其一,社会法乃公、私法之外第三法域或者团体法。持此论者主要有法治斌、韩忠谟等;其二,社会法乃社会政策之立法。持此论者主要有黄佑昌、林纪东、陈国均、刘得宽、陈继盛等。比如,林纪东就认为:“所谓社会法或称社会立法者,不外法律社会化之最主要表现而已。”陈继盛则认为:“正视社会的或经济的强者与弱者之区别而以实质的分配正义为目的之法律均称之为社会法(即广义社会法),则劳工法自与其他基于这种考量之立法同为社会法之一种。”[15]陈国均先生也认为,从广义上讲社会法是指为了解决社会性问题而制定的各种社会法规的总称,……将所有这些法规集合在一起,便被广泛的称之为社会法或者社会立法。[16]112

   其三,将社会法视为社会安全法。持此观点者有黄钦越、钟秉正、王泽鉴、郭明政等。台湾著名学者王泽鉴教授认为:“社会法即系以社会安全法为主轴展开的,但凡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社会福利法、职业培训法、就业服务法、职业训练法等均属社会法研究之范畴。”[15]钟秉正先生也认为:“社会法为我国(台湾地区)新兴之法学领域。其体系分类主要有社会预护、社会补偿、社会促进与社会扶助四项。”[17]4很明显,钟秉正秉承德国社会法学说也倾向于社会法就是社会安全法。

   其四,将社会法视为特别行政法,且主要属于给付行政的领域。谢荣堂教授就认为,社会法规范的是人民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国家扮演的是公法上的社会给付提供者、义务人以及资源分配者的角色,而人民则享有请求国家社会给付的权利。[18]l0-13

  

   二、英美法系国家社会法概观

   在英国和美国,社会法通常作较为广义的理解,美国一般称之为welfare law,英国则称之为social security law或者the law of social security。英美国家不太注重法律部门的构建与法律体系的整理,但是社会法这一概念和实定法依据在英美等国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并且“福利国家”的创立和发展在英国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成就,“社会保障”一词,最初也是在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国联邦社会保障法》(US Federal Social Security Act)中使用的。[19]1美国学者海伦·克拉克在其所著的“social legislation”一书中对社会法所下的定义广为援引,她指出:“我们今天所称之‘社会法’,这一名词的第一次使用与俾斯麦的贡献有关,他在1880年就曾立法规定社会保障,以预防疾病、灾害、残废、老年等意外事故。其立法意义上一是为了保护在特别风险下的人群利益,另一方面是为了大众的利益,我们今天使用这一名词必须包括这两个方面的意义。”[20]由此可见,在美国,对社会法的认识,不仅局限于对特殊人群的生存保障,社会法还被上升至整个“社会安全网”的髙度来理解。

  

   三、几个需要解释的问题

   (一)社会法产生的背景

   笔者认为,从法律发达史的角度研判,社会法产生的背景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社会法是法律社会化的产物。19世纪以前的法律思潮和国家法律制度,均以极端个人主义为中心,表现在法律思想中的是没有社会地位差别性的抽象的人格概念,对社会上发生的“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之现象显得无能为力。从现实来看,法律倡导的所谓“所有权自由”和“契约自由”,只存在于社会强者的手中,一到社会弱者手中,几乎荡然无存。因此,校正这种弊病,构建新的法律观念,以共同的社会生活和连带的法律思想为基础,就成为大势所趋。王全兴教授也认为“作为法律观念的社会法,除第三法域外,还包括公法和私法中的法律社会化现象。”[14]

其二,社会法是作为对市民法反动的产物。近代市民法以保障所有关系以及交易关系为天职,漠视了现实中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上的差异,只是从完全自由平等的抽象人格概念出发,其结果便是在法律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完全对等的前提下,以尊重私有财产权、契约自由、私法自治以及过失责任为根本原理。其实,在近代市民法中“人”只是一种超越实际存在的、具体的、经验的、被拟制化的抽象人。这种法形式已经脱离现实,不合时宜。所以,在法律制度上对其予以反动同样势在必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高度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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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部法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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