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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艾略特:哲人歌德

更新时间:2015-01-11 18:50:01
作者: T.S艾略特  

    

  

   我办公室的壁炉台上,有一张歌德晚年的临摹像,同别的文学界朋友的肖像放在一起,放了已经有十五年多了。这幅画像气韵生动——人们感到这并非为小有才气的临摹人所画,而是一幅被其主题赋予灵感的艺术家的作品。画面上歌德背着手站着,背有点驼,身体稍向前俯;他尽管疾病缠身,身体羸弱,但很明显头脑还是那么活跃。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表情有点顽皮,既和蔼又有点靡菲斯特那种恶魔的味道: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集青年的生机和老年的智慧于一身的人。几年前这幅像曾一度同别的画像一起被弄得乱七八糟,但正如人们想象歌德的那样,这幅画像,宁静、机敏、洞悉一切,任乱世风云变幻,它全然不顾,依然无恙。

   这是与爱克曼交谈的那些岁月的歌德。这是哲人歌德:我在这里所说的完全可以说是一篇名为《智慧颂》的演讲,这幅画像做卷首插图正好合适。如果有人用“哲人”一词时带有那种应有的谨慎,那么此人心中指的就是人类精神最为罕见的成就之一。诗的灵感并不那么普通,但真正的哲人比真正的诗人更为罕见。而当一个人身上同时具有智慧和诗歌语言这两种禀赋,我们就有了伟大的诗人。只有这类诗人才不仅仅属于本民族,而且属于整个世界,也只有这类诗人才不会被人们看作基本上囿于本民族和语言,而会被看作是伟大的欧洲人。

   起初,关于歌德我到底能否言人所未言,我颇有些惶惑。然而到了我不得不选个题目,给我的讨论模式大致定个轮廓时,我在那么多的可能性面前却迷茫了——歌德简直有无数个侧面,而且也能从无数个方面来加以思考。最后我将可能的题目缩为两个,但仔细一想,我发现这两个题目如此接近,完全可以合为一个我必须作为整体来讨论的题目。第一个问题是:那些可以算作伟大的欧洲人的为数不多的作家——歌德当然是其中之——都有些什么共同的特点?第二个问题是:人们青年时代对某些伟大的作家颇为漠然或是反感,而后却渐渐喜欢上他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而且为什么这个过程应当出现;不仅仅只是过程,而且还有这个过程出现的必然性。我在本文中将依次讨论这两个问题;我希望读者会同意说我心中的副标题——《智慧颂》——并非毫无道理。

   根据我本人的经验,文学中的欣赏趣味和批评鉴别的发展过程中——一-成熟的整个过程的一个部分或方面——至少有三个阶段。在青春期,我对一个接一个的作家如痴如醉,只要他们的书能满足我在那个发展阶段的本能需要。在这种富于激情的阶段,批评机能几乎完全沉睡,因为还根本不能将作家与作家相比较,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与自己欣赏的作家之间关系的基础,不仅品级观念非常薄弱,而且对伟大也没有真正的理解。这是一个不成熟的心智不可及的标准,因为在这个阶段,作家要么使你心醉神迷,要么使你麻木不仁,随着阅读面的扩展,一个人便会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最好的诗人和散文家,同时也获得了对世界更深的体验和更强的思考力,而他的欣赏趣味也会变得越来越宽广,情感越来越恬淡,思想越来越深刻。在这个阶段,我们开始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能力,没有后者,那么诗人终其一生也顶多只能重复自己。然而,虽然我们在此阶段能欣赏、理解并品评各式各样的文学及哲学杰作,但有时我们无可避免地仍会对某些地位极高的作家感到反感。所以第三个发展阶段——如果这个过程可以由我们阅读和研究的历史展示的话,也可说是成熟阶段——就是我们开始探寻的阶段,探寻为什么我们不能欣赏那些为历代人们——而这些人的鉴赏水准跟我们一样高,甚或还高于我们——所喜爱的作品。当一个人试图弄懂他为什么未能正确地鉴赏某一作家时,他不仅是在试图理解那位作家,而且也是在试图理解他自己。因此研究自己不太欣赏的作家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经验,虽然常规的思维限制了这种经验:因为没有任何人有时间去研究那些他从中不能得到什么乐趣的伟大作家的作品。这种研究过程并不是力图欣赏以前所不欣赏的作品,这是为了理解那部作品,并与此作品相联系而理解自己。如果人们有这种享受的话,这种享受也只会作为理解的后果而来临。

   就我来说,我之所以对歌德感到困难,原因非常明显。像我这样一个集天主教心智,加尔文教出身,以及淸教气质的人来说,歌德的确造成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我的经验是,对这些障碍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仅仅需要研究作家,而且更需要研究自己——虽然不能清除障碍,但至少能使那些障碍显得不那么重要。未经甄别的差异从来不是由于无知的偏见而产生的:我们愈是知道自己无能鉴赏某一作家,我们就愈是接近于鉴赏——因为理解和同情具有紧密联系。我从来就无意否认歌德的天才,也不是说我对他那些极易为外国人所接受的诗无动于衷,但恐怕我曾经还是被他惹恼过。后来,我渐渐明白我与歌德的不和——除了某些现在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个性特点外——是与他时代的不和;因为后来我发现我与十九世纪主要的英国诗人——无论是浪漫主义运动还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都渐渐疏远了。至今我还非常喜欢某些诗作,但除了柯尔律治——这里主要是将他作为哲学家、神学家和社会思想家,而不是作为诗人来考虑——我和这些诗的作者的接触越来越少。丁尼生、勃朗宁、阿诺德、梅瑞迪斯,他们的生活哲学对我来说显得越来越不堪一击,而他们的宗教基础也变得岌岌可危了。但我在童年时代就已经经历过那种诗歌:这种东西一直尾随着我。有一段时间我曾被这些诗人大为感动;当时我感觉——而且现在还有这样的感觉——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我所能学、而他们所能教的东西。至于歌德,那是另一回事。我刚才提到的那些英国诗人,如果他们持有不同的人生观的话,我或许会把他们看作更为伟大的诗人。另一方面,歌德信仰了他所信仰的东西,做了他所做的事情,却又显得完全正确而有必要。克服反感——尤其是对歌德这样的伟人的反感——是从自己心智的局限一种重要的解放。

   我花这么多时间讲述我对歌德的态度的转变,或许有人会认为我太自我中心而且罗罗嗦嗦。我这样做有两个原因。首先,我早期的批评论文中只偶而提到过歌德,而且极不恭敬,多有微辞;所以我现在如果要替自己的态度辨解,以免不诚之虞,我只有简述一下我思想的演变过程。其次,现在的情形可以泛泛而论,而无损于其价值。我已说过,如果我的发展过程非常典型,那么一个人的自我教育的开始就是当他在青春期被一个个作家弄得神魂颠倒、忘乎所以的时候(当然我是指诗歌方面的教育)。而后,他渐浙会知道并欣赏多种作品;他会越来越受到个性迥异的思想的影响;他变得更能把握自己了;批评能力也开始发展;他会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在对思想和想象的杰作的探索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和所发生的事情。中年以后,我又经历了两次转变。一方面,我的文学偏好收缩了:我欣赏的诗人越来越少,而我却越来越希望复归到他们的作品中去。另一方面,我发觉从亲切自如这个意义上来说,或许还有些我从未真正了解的作家,而我死前必须将这笔账了清。

   几年前,我开始意识到我最终总得努力与歌德和解:主要不是想弥补所作的不公正评价——因为这种错误自己犯过很多,毫无愧怍——而是因为我不愿错过一个自我发展的机会,错过了那才是真正的罪过。抱有这种感觉已经是一种重要的让步:最终承认歌德是伟大的欧洲人之一。我希望读者现在会明白这两个题目——和解的问题和伟大的欧洲人的问题——在我心中的关系是怎样地密切,以致我考虑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不牵涉到另一个。

   认识这个定义最好的办法,我想是挑出几个公认享有此头衔的人物,看一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什么人物可以选择,我还得先立下几条规定。首先,我只选诗人,因为诗歌是我最能鉴别伟大性的门类。其次,我将拉丁和希腊诗人排除在外。我这样做的原因可以由提奥多·哈文克那篇论维吉尔的文章的标题来说明:《维吉尔:西方之父》。以色列的先知——还有罗马和希腊的伟大诗人——是欧洲的祖先,而不是中世纪和现代意义上的欧洲人。也正由于我们有希腊、罗马和以色列文学中的共同背景,我们才能说“欧洲文学”。我可以顺便提一下,欧洲文学的流传完全有赖于我们对祖先持续的敬仰。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在本文的探讨的范围内。当然也有某些现代诗人,他在国外和它种语言中影响极为重要,但他们还是不符合我的意图。我们看到,拜伦是一代诗人,就那个时代来说是全欧洲的诗人,美国的爱伦·坡可以看作是欧洲的,这主要是由于他连续影响了三代法国诗人中的三位,至于这两个人的确切位置与地位如何,现在有争议,或许将来永远都会有争议。我只想讨论那些其资格无可争议的诗人。

   首先,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勿庸置疑,其中两条肯定是永恒性与普遍性。欧洲诗人必须不仅仅在历史上占有一定位置:他的作品必须给后代以乐趣和裨益。他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纪录问题;他对任何时代都含有一定的价值,而每个时代对他都会有不同的理解,而且不得不以新的眼光来评价他的作品。他必须不仅仅对本民族和语言显得重要,就是对其他民族和语言也要一样显得重要:本民族和语言的人们将会感觉到他完全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而且也是他们在国外的代表。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读者来说,他的意义不会相同;但至于他的重要性、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会有任何怀疑。关于这种人的作品的历史也会变为欧洲思想的一部分。

   显然,我不能列两个表,一个表示那些是伟大的欧洲人的伟大诗人,另一个表示那些不能享受这种殊誉的诗人。我认为我所能做的仅仅是确定一个最小的数目,看看他们有些什么共同特点,并尽力达成一个定义,据此我们可以衡量其他诗人。我认为有三个人当之无愧,他们是: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

   这里我必须告诫一句。我不怀疑我们是否应当将某个诗人称作“伟大的欧洲人”,除非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有许多伟大的诗人并不是伟大的欧洲人。事实上,我怀疑当我们将某位文学家称作伟大的欧洲人时,我们是不是超越了纯文学的评判范围——我们实际上是在做一种历史的、社会的、伦理的评价。试将歌德与他同时代比他稍微年轻一点的华兹华斯相比较。华兹华斯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如果这种称号有任何意义的话;在他最好的诗作里,他翱翔得比拜伦还高得多,完全可以说跟歌德一样高。再者,他的影响在英国诗歌那一特定的时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名字就标志着一个时代。但对于其他国籍的欧洲人来说,他的意义跟对自己的同胞来说毫不相同;他对他的同胞的意义也和歌德对他们的意义不一样。同理——但我说这话时信心的确有点不足——也可以认为荷尔德林比歌德更富有灵感,但他同样不能成为一个欧洲性可与歌德相媲的欧洲人。虽然可以讲述一下这两种诗人之间的区别,但我并不打算这样做,在此我只想提醒你:如果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徳无可辨驳地是欧洲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他们语言中最伟大的诗人。如果他们不是伟大的诗人,他们就不可能是伟大的欧洲人,但他们作为欧洲人的伟大性是比他们在他们语言中高于其他诗人这一点无论在复杂性还是涵容性上都更为巨大的东西。

当人们谈到莎士比亚和歌德——虽然不是但丁——人们总会想起他们创造的两个伟大的神秘人物:哈姆雷特和浮士徳。现在,哈姆雷特和浮士德已经成为欧洲的象征了。他们与奥德修斯和唐·吉诃德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具有本国特点,但却又像是我们自己国家的朋友。谁还能比奥德修斯更希腊化,比唐·吉诃徳更西班牙化,比哈姆雷特更英囯化,比浮士德更德国化?但是他们都进入了我们的合成,他们——当然这是他们的功能——都向欧洲人自己解释了欧洲人。所以我们想把莎士比亚和歌德都列为欧洲入,仅仅是因为他们各自都创造了一个欧洲的神话英雄。但是《哈姆雷特》和《浮士德》不过是莎士比亚和歌德建造的结构的两个部分,如果这两个部分各自都是它们的作者的唯一作品,那么它们就都会黯然失色不少。赋予莎士比亚和歌德以各自地位的并非任何一部杰作,而是他们终生作品的总和。另一方面唐·吉诃德对于那些不太精通西班牙文学的人来说,只不过是一本书中的人物:无论这本书如何伟大,它都不足以给塞万提斯一个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同等的地位。《唐·吉诃德》无疑是符合“欧洲文学”标准的那些为数不多的杰作之一:换句话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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