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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安:中亚诸国国族建构中的政教关系问题

更新时间:2015-01-09 18:40:02
作者: 常安 (进入专栏)  
作为国族建构的一种重要模式,所谓伊斯兰教(中亚诸国)VS东正教(沙俄)的敌我模式塑造,也使得"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一个国家自我识别的手段,一种将自身从莫斯科获取精神解放的工具,一种剥离共产主义体系和作为外国殖民统治标志的斯拉夫文化的门径"。

   最为关键的是,中亚诸国的政治人物,其首要任务是巩固自身政权和统治,而汹涌沸腾的民情和民意,则是其在政策制定中必须考虑、甚至试图加以利用的因素,如一些政治人物也意识到宗教在塑造个人政治权威中的巨大作用:土库曼斯坦的总统尼亚佐夫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卡西莫夫在担任独立后的国家领导人后不久即利用访问沙特之机前往麦加朝觐,"尼亚佐夫更是通过总统令的方式在全国各地建立多座清真寺和经学院,其中还有很多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乌兹别克斯坦,尽管面临着严重的宗教极端主义的压力,总统卡里莫夫还是在总统宣誓时将手放在了古兰经上。而在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多次公开赞美伊斯兰在国家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的贡献,并曾多次参加一些具有宗教特色的仪式活动"。 因此,伊斯兰因素在中亚诸国国族建构中的强调,实际上也是政治人物们试图重塑意识形态、迎合选民心态的一种现实选择。

   中亚诸国在国族建构中对于伊斯兰因素的重视,还有一个现实原因即是其与沙特、伊朗、土耳其等穆斯林国家对外交往的需求所致,而上述国家也看到了中亚诸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机遇,在全方位进军中亚市场、同中亚诸国开展广泛的经贸、科学技术合作的同时,也不忘兜售其宗教色彩浓郁的政治体制模式。"同中亚国家在地缘、宗教有着诸多联系的土耳其、伊朗等伊斯兰国家,凭借其地区强国的特殊地位,对填补中亚的政治经济真空表现出强烈的愿望。土耳其主要通过发展经贸关系来扩大政治影响,伊朗则通过宗教传播与经济合作并重对中亚进行思想渗透"。 因此,为了从周边富有的伊斯兰国家那里得到其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金和技术,中亚诸国也同样在国族建构、国家形象营造等方面不得不突出"伊斯兰因素"。

   由上所述可知,尽管中亚诸国在独立后的政体选择中并未采取沙特、伊朗等国兜售的政教合一模式,在中亚诸国建国后不久通过的宪法中,也纷纷强调其国家政体的世俗属性,如1993年通过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1条第一款即强调"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哈萨克斯坦)是民主的、世俗的和单一制的国家", 同年通过的吉尔吉斯坦宪法则在第一条中强调"吉尔吉斯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是根据法制、世俗国家原则建立起来的享有主权的单一制民主共和国"; 从宪法文本书写的角度来看,这也符合独立后的中亚诸国标榜接受西方国家的法治、民主、世俗的宪法模式;但在现实政治操作尤其是国族建构中,出于神化本国(族)历史文化、迎合民意、拓展外交等现实层面的需求,最初对于伊斯兰复兴实际上采取了一种有意无意的推波助澜的态度,最典型的例子即是前述卡西莫夫和尼亚佐夫两位新任总统都具有赴沙特朝觐过的哈吉这一伊斯兰标识的刻意强调,同样的例证还可见中亚诸国政治人物对具有一定伊斯兰色彩的世俗政体所谓"土耳其模式"的赞赏有加。

   中亚诸国在独立后的国族建构开始阶段秉着一种实用性、功利性的目的对伊斯兰复兴思潮采取一种推波助澜、有意识的加以利用的态度;实际上并不符合其标榜的世俗化的宪法原则, 也许在中亚诸国的政治人物看来,他们可以充分享受伊斯兰标识给其政治整合、民意迎合等方面带来的好处,并且作为政治强人,他们也有将其控制在不影响其统治的可控范围之内的充分自信。但其后的事实证明,这属于对于中亚地区伊斯兰复兴思潮发展态势的典型误判。随着伊斯兰教的全面回潮,宗教极端势力的泛滥也开始凸显,并且与国家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相结合,进而严重影响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于是,昔日富饶美丽的费尔干纳盆地,一时成为中亚极端恐怖组织的孕育温床,这恐怕是中亚诸国的政治人物们在国族构建进程中对于伊斯兰复兴因素有意无意的推波助澜时所始料未及的,而其试图利用伊斯兰复兴思潮实现国族建构的政治目的也自然无从谈起。也正因为如此,有论者将中亚诸国的世俗政权在独立后试图通过给自己带上伊斯兰信仰者这一美丽光环、利用宗教人士的支持来获取民众的认可与赞同,进而巩固和强化自己统治地位、同时实现国家民族精神整合的做法称之为对伊斯兰复兴形势的严重误判。

   三、政教分离原则的真正夯实:中亚诸国痛定思痛后的宪制抉择

   政教分离,英文表述为"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是现代国家的一般原则与政治道德基础,其意义在于禁止国家把某一特定宗教定为国教,另外要求国家与宗教之间应保持各自的生活准则与领域,从本质是来讲,政教分离要求国家权力的宗教中立性或非宗教性,禁止"宗教的政治化"与"政治的宗教化"。

   宗教与政治无疑是个非常复杂的话题,在人类政治发展史中也不乏宗教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甚至宗教直接异化为政治权力、居于世俗权力之上的现实,也常有统治集团试图通过宗教来为自身的统治和政治行为进行合法化论证、或者把宗教作为进行政治整合的统治意识形态。如欧洲中世纪,许多国家实行的即是政教合一体制,教皇权力凌驾于欧洲各公国国王权力之上,并为了扩大教权而不时挑起各国之间的纷争;各国内部政治斗争中也不乏教派之争的因素,不同教派、教会之间的战争也是连年不断,如"尼德兰革命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都是以教派纷争为背景的。发生于1572年的法国教派之间的"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也以其残酷性而载入史册"。 因此,正是由于欧洲中世纪时期政教合一时期教权对于欧洲诸国政治的粗暴干涉、热衷发动"圣战"、镇压宗教异端、反对科学技术创新,进而给欧洲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惨痛教训;当时的天主教士阶层自身也是腐化堕落、穷奢极欲,而教权的存在也不利于欧洲兴起诸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因此,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纷纷展开对政教合一体制的批评,并主张教权与政治权力分离、各教派一律平等。1689年,英国颁布《宽容法案》,首次肯定各教派内部平等;而美国的先民们正是由于饱受宗教与政治纠缠不清导致的宗教迫害才奔赴新大陆的,因此,在1791的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即正式阐明了"国会不得制定确立国教的法律",即确立政教分离原则,其后,美国在其宪政实践中又通过一系列判例确立了宗教活动不得违反法律、宗教活动不享有违反法律的特权等"政教分离"的具体标准。 而在天主教曾经享有诸多政治、经济特权的法国,教士们享受的特权本身即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广大法国人民无法忍受的一种象征, 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爆发,大革命进程中广大农民烧毁寺院、拒绝缴纳什一税,夺回被教会侵占的土地和财产的现实,也促使制宪会议开始着手从宪政体制上解决宗教问题,随后通过了废除教士们的征收什一税特权、教会财产由国家处理的制宪会议法令, 而政教分离原则,也成为法国宪政发展中被贯彻的非常彻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他如德国、意大利等国的现代国家构建,均是建立在宗教权力在政治领域的退场基础之上,也均在其宪法文本中明确规定了政教分离原则。可以说,当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政治体制实行的都是政教分离原则,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政教分离还是政教合一,本身即可视为政治体制是现代还是前现代的一个判断标识。

   另外,从公民权利保障的角度讲,各国在政治实践和立宪活动中之所以普遍强调"政教分离"的原则,就是因为只有在国家权力确保在宗教面前处于超然的中立地位的情况下,不同教派的发展才会有一个平等的环境,宗教信仰也才能真正成为一种私人领域事务,从而也就不会出现宗教干涉政治、宗教迫害等异化现象。因此目前世界上168个国家的成文宪法中,除了表明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保障,以明示或者默示的方式确立"政教分离"这一宪法原则的也占了70%。 而一些国家宪法中诸如"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等规定,实际上也是让宗教回归个人信仰之私人领域本位的一种政教分离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真正落实和保障。

   就中亚国家的国族建构和宪制选择而言,执政者最开始也意识到了政教分离原则之于现代国家体制塑造的重要意义,并且将其明确载于各国的宪法文本之中;但面对迎合部分宗教信众的民意、拓展与西亚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等现实需求,加之自身认为宗教氛围处于可以利用也可以控制的自信满满;从而并未在其独立后最初的国族建构中严格遵循政教分离原则,而是本着一种实用和功利的态度去为伊斯兰复兴思潮有意无意的推波助澜。客观讲,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一些国家如英国、美国在早期国家建构中也很难说完全摆脱宗教因素的影响,如英国国家建构的开端即系英王亨利八世摆脱教皇束缚、自建圣公会,确立英国国教,其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索中也不乏信教与天主教的争执;而英格兰人民族自豪感的一个显著体现即是其所谓"上帝的长子"的表述;而美国早期殖民者所谓"天定命运"的民族自豪感,也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在其现代国家建设和国族建构过程之中,教权始终无法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并且逐步确立和落实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如英国确立所谓国教的过程实际上同时也是摆脱教皇教权束缚的过程,美国更是明确规定不得设立国教,另外尽管欧洲的中世纪被称之为所谓黑暗时代,但终究未曾建立起一个管辖全欧洲的教皇帝国,其充其量是一定程度上干预各国的王权,并与王权、贵族权力展开三方博弈。随着启蒙时代的来临和欧洲诸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的展开,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对于教会特权之所谓"旧制度"的彻底摒弃,政教分离作为一种宪法原则也在欧美诸国得到彻底确立。

   中亚诸国执政者所面对的伊斯兰复兴思潮则复杂的多。伊斯兰教在历史上曾建立横跨欧亚的政教合一国家,当代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也由此试图重现超越现有民族国家国际体系、废除各国现有法律体现转而实行伊斯兰教法"伊斯兰国家"理论。如刘中民所指出的,伊斯兰教将宗教共同体(乌玛,Ummah)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理想原型,近现代以来突出体现为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主义重建"乌玛"的思想诉求和政治实践,这无疑与现有民族国家体系是矛盾的,也自然会影响到伊斯兰教各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人民主权作为现代政治秩序建构的基本逻辑起点和现代宪法的首要原则,在诸多国家宪法包括中亚国家的宪法序言、正文中均得以强调,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则注重的是一种"真主主权"观念,进而反对世俗化、西方化,并力图"对内重建伊斯兰社会、对外重建伊斯兰秩序",再次,"崇尚和平、平等、中正构成了伊斯兰教的核心价值观,但基于伊斯兰文化将世界划分为'伊斯兰区域'和'非伊斯兰区域'的传统,'圣战'构成了伊斯兰的宗教义务之一",并在当代国家关系中被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所滥用。 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主张的这种复苏伊斯兰教法、建立政教合一的世界帝国的政治想象,本身即和民族国家体系下的世界诸国的国族建构构成了内在的紧张关系,新独立的中亚诸国试图依靠伊斯兰复兴思潮实现其国族整合的梦想功败垂成,其原因或许由此窥见一斑。

在中亚各国的国族建构进程中,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还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际格局:全球范围内的伊斯兰原教旨大潮,尤其是伊朗通过和平革命方式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沙特通过将石油等经济利益的部分收益出售于美国进而在美国的纵容之下建立以瓦哈比派为基础的政教合一政治体制等现实样本。当独立后的中亚诸国出于招商引资、科学技术引进等现实需求而不得不拓展与西亚诸国的经贸往来时,上述国家也趁此机会不断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政治理念,进而以求确立本国在伊斯兰世界中的领导权,但这种做法显然严重侵害到了被输出国的正常政治秩序和国家建设。同时,前苏联出兵阿富汗,美国处于抵抗苏联的目的,也在阿富汗给予抵抗力量以各种资金、军事装备等方面的支持,而这些抵抗力量的参加者中不但有阿富汗国内的伊斯兰组织,也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圣战主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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