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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工昌:林张之争背后的社会考量

更新时间:2015-01-09 17:48:14
作者: 刘工昌  
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达1.07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王小鲁,2007)。(唐志军:国企真相——权贵们的饕餮游戏 财经网 2012年11月19日)

   赚钱这么容易,福利这么好,像这样的待遇你要他不要,和民企一样到市场拼杀去,怎么可能?国企的特权就像是吸毒,一旦上了瘾,再想戒掉,基本上是不大可能了。前不久数千名大庆油田职工及其亲属到大庆油田公司门前聚集,抗议公司改变职工大学毕业子女包分配制度,在当前“最难就业季”看到“包分配”这样的问题,上市企业包办员工子女就业,大概是中国国企才有的奇景。(“大庆油田数千职工抗议改变子女分配:中国人找工难”  新闻周刊 2014-04-29)报道指出,这些国企平常做事时主要靠那些“雇佣来的外来工”,而正式工很多就是拿着工资福利在混日子,当企业不堪重负要裁人或减少福利时他们就不干了,要先把

   “雇佣外来工”赶走。其实伤害的远不止外来者,还包括他们自己。一位网友在《我们是大庆油田子女》中写道:我们是大庆油田子女,我们没有选择未来的权利,无论走的再远都免不了回来,为了让父母安心我们必须做一个拿着铁饭碗的乞丐。另一位写着:我们很安逸的保留着不上进的传统。(见上)这就是国企特权带来的贻害。它对外极大的制造了不公平,对内则大肆沉湎于腐败的舒适中消磨着自己人的意志,使人在安逸享乐的毒素中难以自拔,只能慢慢腐烂、死去。

   与林毅夫预言的刚好相反,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没能做到“在条件成熟时,深化市场改革把各种要素扭曲消除掉”,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扭曲的程度在日益加深。国企主导着每一个有丰厚利润的市场:从电信到烟草,从保险到基础设施。国家放开了某些行业——零售业、服务业、农业和低端制造业——但都是些竞争激烈、利润率不高的行业。尤其是在民企赖以生存的根本——人口红利带来的成本优势消失殆尽,而加入WTO所带来的溢出效应也随着世界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又荡然无存,同时“它们必须要应对公众的敌意和无法保障它们行使自己权利的法律制度。受贪婪及歧视驱动,许多民企人士被迫寻找非法的捷径,尽管这么做会危及自己企业的未来、甚至自己的性命。”(张化桥:“中国式民企困境”FT中文网 2014年8月15日)  正是因为如此,本届政府上台后前所未有的加入市场在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并把国企改革作为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如果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那么“当代中国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将都可以找到解决道路”。现在的中国,存在社会、机构效率低下,贪腐横行等构造问题。贪腐甚至严重到了没有贿赂就办不成任何事的地步。而效率低下和贪腐横行两大问题的典型就是“国有企业”。不仅如此,国企和行政机关的勾结产生了特权,完全成为了腐败的温床。国有企业的问题此前也被提到过多次。不过,屡屡被高高举起,然后轻轻放下。因为与国有企业关系密切的党政干部组成了“行业集团”,其政治影响力非常大,以至无法进行改革。不仅如此,有些大人物正是靠着与行业的密切关系才仕途高升的,他们一直为确保行业和自身的利益而积极活动。”(日媒:中国推进改革优先选择国企有两大原因

   来源:凤凰财经综合《日经中文网》2014年09月22日)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面临一个矛盾:即中央改变经济气候从而为市场改革创造环境,但地方政府仍有动机和可利用的工具去保护当地国企。最终结果可能并不理想。首先,不受政府关照的私营企业将遭受更多冲击,且更有可能走向破产,与此同时,低效率的国企将幸存下来并(多数情形下)持续亏损。紧接着,当地银行将被迫向这些问题国企增加放贷,破坏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最后,局势发展可能会与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承诺背道而驰”(王志浩:“中国亟需企业破产测试” FT中文网 2014年7月24日)

   颇有些讽刺意味的是,林毅夫所引以为豪的中国整体经济的强势的背后,正是杨小凯所揭示的问题一一呈现,它远不止是林所理解的腐败与市场的扭曲(金融结构的扭曲(金融行业的大银行,只能给大企业和富人提供服务)、资源税费的扭曲(主要体现为资源价格非常低)和服务业(如电信、交通部门)的垄断导致分配不均,这无疑是前些年国企所导致的市场竞争过度扭曲所赐),而是对30多年来好不容易成型起来的市场机制有着强大的腐蚀甚至是信心的摧毁的问题。当这种扭曲到了一定程度,所有的主要的利益点都指向垄断国企时,在中国做生意输出自尊就成了一根永远斩不断的利益链条,尤其是对已经丧失了竞争中比较优势的民企而言,想方设法攀附上此链条而不被落下则是他们中大多的生存之道。

   林张争论的第三点,关于中国经验的解读。张认为“过去35年中国的增长绩效是政府选择退出经济领域,废除众多管制,选择性地提供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创造和维护了一个相对促进绩效的竞争秩序框架所取得的成果。以此,证明市场的重要性,反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超过“保护产权、加强法制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

   林则认为政府的的参与是基于“内生于保护补贴违法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的,-----渐进双轨的改革既能维持稳定,又能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来取得快速增长,并为改革原来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制度扭曲创造条件,所以渐进双轨的改革是在局限条件下的最优”。所以他认为“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政府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也许正是他的这一结论遭到了对强大的政府干预时刻保持警惕的学者的误解,受到不应有的攻击,而没有理解他“必须随着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的提升,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变成符合比较优势,------就必须把保护补贴消除掉,也就是深化改革”的观点。为此表示了委屈。

   关于这一点,除了“绝大多数”这个用词似有过誉之嫌外,我完全站在林毅夫这一边。但是对于他把35年改革的“中国经验”主要归于“渐进式的双轨制(double-trackpricesystem)改革”(他认为“渐进双轨的改革是在局限条件下的最优”),我认为还是偏简单化了,同时我认为张维迎的说法也是过于笼统,有想当然之嫌。实际上改革35年来政府在不同时期采取的主要措施与方针都是不一样的。前10年主要是自下而上的民间智慧与自上而下的政府决策的有机结合,这里面对后来中国经济的整体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的价格的“双轨制”其实也是民间的产物,高层的接受当然是经过了复杂的斗争的,但最终还是被确定下来,在民间的推动下,逐渐由默许,到认可,到今天鼓励民营经济。是民间的自发动力把一个要消灭私有制的经济体制倒逼成为了一个鼓励民营经济的体制,完成了经济现代化的转型。从本质上讲,它是中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一种特殊的价格管理制度。中国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继之实行利改税以及财政分灶吃饭,从而形成了既定的利益格局,这在客观上强化了价格机制的功能,扭曲的价格信号造成错误的资源导向。但是,要大面积的调整生产资料价格,又受到由于强化利益刺激所形成的既定利益关系的牵制,因而实行双轨制则是比较切合实际的选择。为了避免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价格剧烈变化引起的利益过大调整的震荡,减少改革的风险。一方面靠计划轨稳住大局,保证经济有序地稳定发展;另一方面,靠市场轨的调节作用,引导资源流向,刺激短线生产,缓解供求矛盾。实践证明,双轨制价格相对于旧体制来说,是代表着活力,代表着进步,在一定的时期,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但它主要是针对城市经济改革中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它是实现中国价格模式转换的一种很好的过渡形式。它开辟了在紧张经济环境里进行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的道路,推动了价格形成机制的转换,把市场机制逐步引入了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生产与交换中,促进了主要工业生产资料生产的迅速发展。在国际经济学界,价格双轨制在90年代之后才开始被公认为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具创意的战略。随着国际上的经济学家把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变成理论,价格双轨制更是成为来自中国的对现代经济学少有的贡献之一。

   但我们认为,真正推动中国社会前行的还有另一个双轨制,那就是基于户籍的城镇本地人与外来农民工在相同或相似的工种时在工资待遇与社会保障权利方面的巨大差异。具体说来就是如果企业招收当地城镇居民,那么必须要为他们缴纳今天所说的“五险”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与生育保险,而外来的农民工则只须支付相应的工资即可。这样企业除了办证等打通关节需支付的流通成本外,在一个现代企业所占重头的人力成本可大大节省。这就是经济起飞阶段我们最大的比较优势。它主要集中在所谓的“三来一补”的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它大量启用除了工资之外没有任何其余负担的农民工,成本极为廉价;其次就是它依托现代快捷发达的铁路公路运输网,面向全国,农民工的到来源源不断,常年不涨工资也不愁没人来,根本无需为劳动力的

   不够而犯愁。(外媒:大陆农民工工资只有城市人的45% 15年没变2013年01月05日 07:21来源:凤凰财经)

   这样每年的春运成了人类运输史上最为繁忙的奇观。千千万万的农民背着大包小包艰难的把自己塞进拥挤的车厢,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什么苦活脏活累活只有有活他们就干,来自雇主的冷漠、当地人的歧视、还有那些本地外来的地痞流氓的欺凌,他们都能忍受,只要能拿到那点微薄的工资。这是因为这里尽管可恶,但总算开了一扇门,而双轨制的另一端的庞大臃肿的国有企业永远都是人满为患,根本没他们的立足之地。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们能来则来,甚至还招呼自己的亲属和熟人一起来。

   以这样的待遇和人权标准却每年还有那么多的农民工争先恐后蜂拥而至,不是这些农民工天生生的贱,都钻进钱眼里去了,而是还有更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在城里打工再苦再累,也有相对的收入,而受的那些歧视则因远离家乡无人告知也就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更关键的是,经过长时间省吃俭用的积攒,再回到一贫如洗的乡村,这不多的收入仍可能是一笔令人艳羡的财富。而就是这财富,会使他们觉得腰杆挺直,在中国,尤其是乡村,这往往是人格提升的主要标志。所以在外面做牛做马也觉得值。也正是这种打工者的“富裕”(相对)与留守者的贫穷(绝对)所带来的财富以及背后人格上的攀比,使得千百年来极为牢固的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依托的乡村出现了从内部消解的倾向。人心思变、思流是乡村的基本趋势。与以往相比,这种流动不是来自于外部的政治压力的强制和军事避难的被迫,而是市场的力量与财富的召唤后的自发。它使得身处社会最底层向来对宏达的社会政治变革不感兴趣的中国农民,第一次真正自觉的融入到这场社会变迁的洪流中去,并不自觉的充当了社会变迁的弄潮者。

   如果说前30年的的工业起步是以农产品的剪刀差作为原始积累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说后30年改革开放的腾跃则是以农民工廉价的劳动力所形成的巨大的比较优势来起步的,只不过前者只能是单纯服从后的被迫及无力,后者则多少见着了主动参与后的激情,当然还有辛酸。

   在80年代主导中国整个经济改革流程的还有农村经济改革以及对后来中国经济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的对外开放。以安徽小岗村为首

的农民包产到户不仅遭到法律的严令禁止(11届3中全会通过的两份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包产到户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人民日报刊登读者来信对包产到户进行严厉批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张浩人民日报1979年3月15日),但由于作为省委书记的万里顶着风险的坚持安徽包产到户才没被腰斩,中国农村很多地方开始悄悄实行,到80年中央政府看到这一现象不可阻挡后才决定采取宽松政策,但在政府内部仍经历了一年多的激烈争论,到82年一月才正式批准包产到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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