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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工昌:林张之争背后的社会考量

更新时间:2015-01-09 17:48:14
作者: 刘工昌  
所以在风还没真正起势时就已先遭扑灭。距此不到10年,当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东欧各国发生剧变,几乎一夜间选择了宪政,但这些不仅没给中国以风向标的启示,反而带给他们更大的警惕,反和平演变的声调日渐高涨。“1991年8月,听到苏联领导人亚纳耶夫对戈尔巴乔夫发动政变的消息后,王震给党中央发电报,提出中国应当表示支持亚纳耶夫的政变。”(傅高义(美):《邓小平时代》660页著

   冯克利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在我们知晓了构成权力主体的中国如此复杂的政治现状后,也许能更深的理解邓小平那代领导人采取那样政策的苦衷与内在的合理性。“如果就现存的恶行和与之斗争的手段达成某种合乎情理的一致意见,比起某种理想的善行及其实现的手段达成协议更容易的话,那么通过使用零星的方法,我们可以克服所有合乎情理的政治改革遇到的及其重大的现实困难,即在实施这一纲领时运用理性而不是运用激情和暴力,这就有更大的希望。这将存在一种达成合乎情理的妥协,并且因此通过各种民主的方法来实现改善的可能。”(K R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295页  陆衡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波普尔先生这话好像是专为说给邓小平听的,也像是看到中国改革开放路线图似的。

   杨小凯的宪政优先之所以在中国现阶段很难行得通,还有一个根本点就在于,中国还远没有形成一个内心里真正需要宪政并能在日常的社会行为实践中自觉的遵守与维护宪政的公民群体。不久前奥巴马在接受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专访中说,经过了伊拉克、利比亚之后,他懂得了,一个国家,仅仅有一个民主的体制是不够的,更需要有公民社会的支撑,因为最终国家如何运作,向哪里走,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所决定的。(闾丘露薇:“奥巴马懂得的外交教训”

   http://dajia.qq.com/blog/433741057602316?pgv_ref=aio2012&ptlang=2052),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还是一个“前资本社会的体制,人民还大体被束缚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中,那种----社会还很少与较进步的社会发生经济的文化的接触和交往”(王亚南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1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6月)王亚南先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对中国社会的描述在80年代前的中国仍然没什么变化。也就是说中国只有政府,没有市场和社会。而民主是一种内生性的价值观念,宪政民主之所以能在英美这样的国家生根发芽并且成熟稳定,同它们自身逐渐成熟的宗教信仰不无关系,在中国没有这样的宗教传统,只能通过现代的市场经济活动,让他们在享受现代市场经济赐予他们的利益需求时,也得承受浸淫这一体系所必须接受的现代民主、法治、人权观念,进而慢慢形成现代宪政思想。可是当时的中国温饱问题都远未解决,人们所熟悉和实践的仍然是封闭僵化的计划体制下的经济活动,经济体制变革的现实还没有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客观要求,也就是处于经济体制变革前夜的民众还没有从经济活动中体会到宪政对自己和其他人正当的经济活动的保障,以及人在基本的经济需求满足后在社会活动中个人自由权利的珍视,说到底就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还没有向往宪政的强烈的主观愿望,更不用说付出代价的维护和捍卫了。

   管理学家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强调,社会治理的优良需要靠三种权力:市场,政府和社群--小范围自组织的权力。他认为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而在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失衡,改革的方法就是政府要向社会及市场放权以校正这个失衡。而从百姓角度讲能够赢得民心根本只有驱利于民,而对当时那个经过几十年折腾疲弱不堪贫穷至极且民意尽失的政府来讲,它哪来的利于民,所以唯一能做的只能是选择市场化变革。

   今天有学者认为80年代的改革是一场能给所有人带来利益的变革,按理说应该得到社会上所有人的支持,但实际上80年代的政策(经济)上的几乎每一次突破都伴随着剧烈的政治较量,而它的每一次顺利推行往往都是推行者要顶着巨大的风险并经历了多次反复,有的甚至要打很大折扣才得以执行。而一遇到政治风波它往往是各种罪恶的最大的替罪羊。由市场衍生出来的“私营部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源,而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必经阶段”(《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日报1990年2月22日),甚至把80年代以来中国所遭受的所有经济困难与政治动乱的成因都归咎于市场化改革。“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人民日报  1990年12月17日)。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一项能给几乎所有人带来利益的改革在中国的推广都是多么的不易。今天我们已经清楚,中国的改革刚一开始是并没有一个真正清晰的顶层规划的,改革初期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价格双轨制以及设立经济特区的开放政策,都是民间自发或地方形势所迫,而当时的政府对这些采取了极为明智的做法。让这些看起来好像是“零星社会实验都能在现实环境下加以实施,尽管是一种小规模上进行的,也就是说不使整个社会发生革命性剧变-----不是从整体上重新改造社会的社会实验-的更为适度的实验,-----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才能得知,怎样使各种制度适应于其他制度的框架,以及怎样调整它们,使它们按照我们的意图来运作。而且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才可以犯错误,并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而不是冒着造成必然危及带来改革意愿严峻形势的危险。(K R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306页  陆衡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这与林毅夫先生所言“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创造条件,审时度势,推进制度改革,把旧体制中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从本质上是一致的。

   这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遭遇如此强大的阻力仍然顽强的存活下来并已深入人心的缘故。这些做法有些并非有心设计,有些则是有意为之但并不奢望如此举措日后却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这些意料之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当初的预期,时间一长逐渐深刻的影响着社会每一个个体及群体的思想行为,且在日后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得到强化,最终形成约束人行为的习惯,这就是制度的雏形。政府运用一些有限的政治许可,默许企业者在此制度下运转,企业的顺利运转往上延伸创造出适合市场运行的制度,进而又要求企业主、员工和所有参与运作的相关人员还有政府也开始遵守并逐渐适应这样的制度。这大概就是科斯的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实际表现。

   就这样,中国政府以一种并不成型的制度培育起一个不完全成熟的市场,生活在这个市场中的人又以自己的实践打造一个全新的制度,这个过程远没完成。今天的中国,有了一定程度的市场,但还远没有发育成熟,仍然没有真正的“社会”,基本上主要还是政府在唱独角戏。作为高层无疑是清楚的,李克强总理指出改革的方向是“在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18届三中全会的宗旨也就是政府要放权,让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杨小凯看到了宪政滞后的弊端,但他忽略了一件事,就是宪政系统的发育演化需要时间,系统演化是一个结构与行为共同演化的过程,人的行为与人际间的关系总是需要慢慢地演化,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与此同时也悄然在变化,只有当这种变化到走一个关键节点时,才会“涌现”出创新事物与集体行动,持续的集体行动会加速结构与行为的演化,也会促成制度的改变,整个系统因此而转型,所以说体制容易照抄,但人的转变却快不得。这里林毅夫看到了杨小凯观点的局限性,但他主要从对这一主张实行与否的国家的经济后果方面来反驳,而忽略了它首先或是主要是是一个政治问题,因而也就回避了它在中国这一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下的复杂性。

   如果说杨小凯是远离中国现实未免天真的话,林毅夫则是过度关注宏观数据而过于乐观。他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进行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克服了后发劣势以后才去发展经济。----一些资本密集、违反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以渐进双轨的方式来改革,一方面保留些扭曲给予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一方面放开原来受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准入,经济转型期才能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并创造条件改革各种制度扭曲,最终建立起有效的竞争性市场。

   林毅夫对改制后的国企寄予了良好的期望,在通过一段时间的保护性措施羽翼渐渐丰满逐步适应市场竞争后,应逐渐褪去身上妨碍市场正常竞争的特权,同时也慢慢从一些非关国家大计的普通竞争性领域退出,与民企外企一同公平竞争,共创一个“有效的竞争性市场”,实际情况却是恰恰相反。1998年,中国国有企业总数为26万家,到2003年则减少至14.5万家左右。那时可能真的在执行这一方针,但到了2003年,郎咸平关于国企改制的质疑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同年中国成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由此开始放缓了国有资本的退出步伐,而国有企业数量不再大幅下降。从那以后的10年内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国进民退的路,由美国前财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建立的保尔森研究所(Paulson Institute)白安儒(Andrew Baston)的研究报告指出,2003年后, 国企资产并未向政府希望的“战略性”行业集中,反而在竞争性行业明显上升

  


   2006年后,国有资产向官方界定的“战略性”行业(包括重要行业、支柱产业及两个实质战略性行业)集中的趋势未能延续。2008年后,国有资本在竞争性行业,如餐饮、零售和低端制造业(尤其是得利丰厚的房地产领域,引者加)的配置,反而出现显著上升,在战略性行业的集中度随之下降。

   至2011年,约有一半的国企资产仍配置在非战略性行业,其中包括9万多个企业和37万亿元人民币的资产。白安儒称,“在这些行业,国企与民企竞争越来越没有道理。”(保尔森研究所:国企“入侵”竞争性行业

   财新网 2014年2月8日

   附研究报告原文:

   http://www.paulsoninstitute.org/media/117968/fixingchina_sstatesector_chinese.pd)

   我们以国企中的高富帅---央企为例,央企每年截留了大量的红利,往往都用在了提高企业员工的福利身上。很多央企凭借的是其垄断优势,获得的超额利润,然后截留下来给职工增加福利。央企上缴红利,结果还要回流。央企又以科技创新、改革脱困补助等理由,重新将上缴的红利回流了。也就是说,这一年央企上缴红利不足千亿元,但是大部分又回流到了央企内部,央企手上“余钱”太多,就会盲目投资,很多央企把钱都投向了房地产业。中央政府对此屡禁不止,奈何不得。央企们往往是给房地产调控政策帮倒忙。(张平:“央企截留大量红利用于员工福利:高层年入百万”

   经济参考报2014年2月10日)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根据王小鲁的估算,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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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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