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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工昌:林张之争背后的社会考量

更新时间:2015-01-09 17:48:14
作者: 刘工昌  

      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课题组发布的2010年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及相关分析报告显示,2010中国企业500强的经济效益与效率在所有制结构上继续呈现民营企业领先的格局。从盈利水平、人均利润、劳动生产率、资产运作效率、经济效率和效益上看,国有企业都明显低于民营企业。(唐志军:“国企真相——权贵们的饕餮游戏”

   财经网 2012年11月19日)

   这一点在官方的国家统计局网站上也有反映。

  

  

(2013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12.2%   来源: 国家统计局网站  2014-01-28 )

   不同的信息渠道都共同指向了一点,那就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不是所“抓”的“大”——国有企业,而是所“放”的“小”——私有企业。可是乐于比较中国与东欧经济的学者都想当然的认为,中国比东欧经济增长快的主因是摒弃了东欧各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性质的休克疗法,而采用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疗法,“中国政府转型期适度的软约束,把财政补贴优先用于进口技术和设备,改善企业的竞争力。”同时“把国企的社会包袱剥离给地方政府,从土地增值或增加出口获得新的资源,并让国企和民企、外企互相竞争,中国国企的竞争力就大幅改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几乎所有的统计数据都证实了一点,改制后对中国经济包括就业作出最大贡献的不是“渐进”后得以保存的国企,而是“休克”后断尾求生的私企。而尚未私有化的国企尽管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前面已说过,这种增长是在一系列并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中以并不令人信服的方式完成的。的确,国企的这种保留对作为某种政治符号的国有部门起到了巩固作用,同时还保证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的财务健康,从企业运行的角度讲,这也让这些从来不知市场中真正的企业运行为何物的国企慢慢学会对成本的有效控制和效率的提升,但是它们远远没有做到像林毅夫所向往的那样主动放弃附加的特权参与到市场中公平竞争提高自身的能力,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即使它们有了这么多的的特权,还是远没同期的民企表现优异。

   这是因为过多的特权配置赋予其无与伦比的优越性,使得它们根本不愿意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下付出同样的艰辛打拼。另外国企管理者的所有权及行政属性则决定了他不可能有完全足够的动机、动力和足够挑战挫折的勇气挑起重担的责任来促进企业的发展,当然也不允许他像民企这样灵活的应对市场竞争。

   所以国企与民企如此表现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双方在真正的市场竞争中的磨练程度有天壤之别。民企与国企就像一个家庭出来的两个儿子,作为长子的国企分得了家庭的所有资产,依靠家的荫庇能轻松存活;另一个儿子只能净身出户,最后靠自己努力打拼出来。按理说后一个儿子对这个家庭做的贡献却最大,可是当人们谈起这个家庭时,却往往说的是,哎呀,这个家搞的多好呀,幸亏分家时这么分,看样子是分对了。

   当然,对两个儿子的表现,这个家主并没有放任不管,他把一切都看在你眼里,不露声色的做着一些该做的动作尽量来维持这个家的平衡。日本一桥大学伍晓鹰教授从经济结构问题的角度,深入解读了中国工业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他的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以来,以能源和基础材料工业为代表的低效率的上游工业部门(国企),在不断地接受各种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公共资源补贴的同时,实际上也在“补贴”着“高效率的”以出口为导向的下游成品及半成品部门(民企)。

  

“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市场和发挥比较优势所得到的好处,------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竞争的成品和半成品部门中的多数行业,体现了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希望以更快的速度实现赶超,以及保护自身各种利益的需要,又使得政府坚持对“战略部门”或“国民经济命脉产业”的保护——对国有企业改革时提出的“抓大放小”原则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为了支持战略性的上游部门,政府需要一个不断提高收入能力的下游部门。而为了维持下游部门的竞争性,政府也需要保证上游部门对下游部门的支持。这种相互支持的本质就是“交叉补贴”。图2解释了这个“交叉补贴假说”。(伍晓鹰 :“中国经济难题不可再依赖政府干预 FT中文网2014年4月10日)

   我认为伍先生道出了90年代国企改制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关键,在这里政府对经济的作用远不止是“强政府”的强介入,实际上是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组织严密的大公司,表面看来是国企民企各司其责,且由于资源分配的多寡不均,造成一部分人喜笑颜开一部分人怨声载道,但从整体上看却从相互的抽取与补充中达成了一个心照不宣且彼此认可(或不得不认可)的协议,从而被绑在了一个并不严密却不乏约束力的利益共同体上。我们上面说这是一个“家”,当然是对的,但如果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它更像一个公司,也就是国家公司化。国企民企,亲疏有别,但只有大家站到一起,才能共同得利,至于市场正义是否扭曲,在大义面前似乎都不是个问题。比起东欧那些没分家时婆婆媳妇似的无休无止的争吵讨价还价,一分家后又让它们彼此间形同外人饿死噎死撒手不管的应对策略,中国此举不仅极大提升了效率,而且也锻造了企业整体抗风险的能力。

   在我们剥离了国企改制后中国经济增长真相后,不难发觉那种所谓渐进式改革奇迹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们当然不能说国企全盘私有化就一定比现在好,但至少我们也绝不能说国企现在这样就一定比完全私有化后强。历史容不得假设,但如果要我选,我仍然要选择林毅夫先生所主张的渐进式,但它主要不是基于经济的考虑,而是政治的因素。我们知道,国企在中国有着天然的政治与道义优势。国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标志,而公有制在中国依然被广泛认为是共产党政权的经济基础,在权利主体及普通民众心里这个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国企的任何改制常常都被势力强大的左派们攻击为改变社会主义性质,其政治风险极大。另外国企尤其是大型国企利用其先天的资源优势,对其属下的干部职工赋予一个牢不可破的铁饭碗,还从摇篮到坟墓从教育到医疗从活人到后代进行了全包,把职工的命运与企业的存活紧紧联系在了一起,结成了一个牢固的命运共同体,所以国企改制遭到的主要不是管理阶层而是基层职工的强烈反对,他们的愤激反应主要不是出自对企业本身的感情而是对自身生存命运的担心,与那些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的私企员工及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农民工相比,他们曾经的特权也是他们身份的荣耀,其实也算既得利益者,今天当这些东西即将失去他们将过一种他们所不屑的私企员工农民工们毫无保障的生活时,他们自然是不乐意的,要借助所谓的下岗失业这个事件向政府施加一种悲情影响,并极力把这些往政治高度上攀,这就使得国企改革举步维艰,一个纯粹的经济事件逐渐演化为一个似乎难控的政治后果,尽管他们下岗的条件比起那些什么都没有的个体户农民工来说已不知强了多少倍。所以任何一个从事国企改革的人都不可能不对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失业及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有所顾虑。

   国企改制不能一刀切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中国缺乏独立的经济或社会机构机构对改制的国企资产进行理性掌控,改制前缺乏像东欧各国那样对资产及接收方经过议会的激辩讨论评估,改制中缺乏相应的成熟的工会、商会、控股者、工人代表、家属代表、经理人与雇员等组织和中间机构的谈判监督,这就使得“内部人控制”成为“转轨过程中所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现象。”(青木昌彦、钱颖一:《转轨经济中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15—36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就是改制后的国有资产都流到了国企官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内部人”手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国有资产流失”,在助长腐败的同时它无形中加大了社会的不公平,进而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直至动荡,这无疑是当权者所忌惮的。

  

   林张争论的第二个问题是杨小凯提出的后发劣势观点。杨小凯认为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他认为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为了克服“后发劣势”, 他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而最好的制度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和宪政体制。

   杨小凯也许是单纯从经济角度看问题了,可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又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在目前的中国不要说要不要实行,甚至连讨论的空间都极其有限,每隔一段时日最权威的媒体上都要拿出来批驳一番,堪称雷区,不要说实行了,就是在学术媒体谈起也要小心翼翼。从现实状况上看,杨小凯他们所主张的宪政优先之所以在中国很难行得通有两个根本性问题:

   一是存在一个与现代宪政观念完全脱节甚至可说是格格不入的权力主体。在今天的中国,宪政与人权一样依然是个高度敏感的词语,它的出现总是与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西方“敌对势力”联系在一起(郑志学:认清“宪政”的本质

   党建网 2013年5月27日))。而作为掌管权力的国家领导人不要说公开呼吁宪政,就是提到它也是小心翼翼,更不用说推行了。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实例: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对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进行了严厉批判,首次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史称“8.18”讲话。这篇讲话,后来被中共十三大尊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也被党内外的主流学者们奉为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经典。”(吴伟:“邓小平818讲话的台前幕后”

   FT中文网2014年8月21日)文章说,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邓力群、赵紫阳等都先后撰文认为,邓的主要目的只是“为华国锋的下台寻找理论依据”,“邓的改革措施中,并没有超出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的范围,没有触及根本制度,仍然是一种行政改革的性质。”也就是说尽管““8.18”讲话,已经达到了邓小平政治思想的最高点”,邓小平根本没想去触动根本政治制度的民主宪政改革,所开出的药方“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但就是这个“治标”的药方也立刻遭到了高层的警觉。

   “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给中共党内的保守派阻止政治体制改革找到了借口。有中共党内理论权威之称的胡乔木给胡耀邦写信,痛陈“一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社会内部矛盾可能达到的激烈程度和爆发形式”,“当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的王任重说:“乔木同志建议讨论波兰事件的经验教训,以为波兰的教训很值得吸取。”“我们存在与波兰相类似的问题,发展下去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小平同志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就这样,“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被停止了宣传。 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对于改革,特别是言犹在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也变了调子。”

这是在中国最有权力和实际影响力的领导核心邓小平的讲话,尽管他讲的这些距离真正的宪政还很远,但就因这股风刮起的势头有可能危及到权力拥有者的利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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