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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洪果 :恶与公正:好人受苦与坏人享福的难题

更新时间:2015-01-09 10:46:19
作者: 谌洪果  

   (演讲整理稿)

   一、论题的意义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主题,听起来有些沉重,但我想在岁末年初直面和探讨一下苦难的问题,是颇有意义的,有助于我们对生命的际遇有更清醒的认识和更真切的盼望。西方思想史上有一个“向死而生”的传统,就像加缪所言,唯一重大的哲学问题就是自杀,意思是惟有严肃思考死亡这一终极性的苦难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探索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或许倒过来说更恰当:不知死焉知生。过去的一年,我和最亲近的一群学生,共同经历了很多的磨难,我自己的辞职,许多人情感生活的危机,尤其青年才俊刘少杰君的意外去世,给我们极大的冲击,逼迫我们思考生命的脆弱、伦理的责任、人生如何从内而外地改变等等问题。对于人生的幸福而言,苦难问题实在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回避和遗忘不是出路,否则,这苦就白受了,死也就白死了。所以,我把今天的分享,作为对少杰的纪念。此外,我还得强调,今天所探讨的主题,有意义,也有意思。好人受苦与坏人享福的难题,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信仰的追问,否则无法拓宽眼界,廓清思维,但我更愿意把它纳入比较学术化的框架来讨论。这个问题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思辨性和智识挑战性,讨论的过程足以成为一场思想的盛宴,使我们从中享受到王小波所言的“思维的乐趣”。

   二、问题一箩筐

   让我们还是先从各种令人困惑的问题切入。即便我们相信:人类社会整体是从野蛮向着文明发展;人性之恶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就算没有多大改变,也能得到更多遏制;人们的理性选择和制度设计会对抗各种偶然和暴力的力量,等等,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人的能力终究有限,会受制于各种主客观条件,好人受苦与坏人享福仍旧是真实的现状,这个现实直接带出如何阻止罪恶,如何避免苦难,公正何在,如何实现公正等问题。

   我们首先要问:你是否相信好人有好报?这里的好人包括无辜者,包括为义受苦的人,也包括那些所承受的远远大于所犯下的过错的人,而大多数人与其说是相信、不如说是期盼好人有好报。所以,我们接着自然会问:你是否相信善一定能战胜恶?我想没有谁敢做出绝对肯定的回答。如果真的相信,就不会有各种对不公发出的天问或质疑了。于是,我们寄托于某种因果报应观。问题在于,因果报应论至少存在两个难题:一是报应往往指向来世,成为迟到的正义,而迟来的正义往往已经无法弥补伤害;二是归责难题,前世之因指向现世之果,等于让无责任或至少不知所犯何罪的无辜者承担了罪责。此外,我们还面临第四个问题:正义本身的复杂性。善恶皆有多种,许多悲剧常常是善与善之间的冲突;我们又如何解释善可能带来坏的结果,恶却可能带来好的结果?第五个难题是道德善恶的发生学:说谎、偷盗、杀人等,都是作恶并增加了别人的苦难。我们可以从生存竞争、种族延续的进化论角度来说明不得撒谎、不得盗窃、不得杀人等规范的成因,问题在于,许多道德标准往往与族群生存的需要相矛盾,比如荷马时代的英雄伦理,为了尊严而血流成河是受到推崇的;犹太教的割礼,其缘起也并非出于健康卫生的需要;1950年代的中国婚姻立法中有关禁止近亲结婚的规定,其核心考量也不在于优生优育,而是政治治理的需要。更何况,那些反社会的坏人,既是作恶,又哪管什么集体和公共制度道德之善?由此而来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人该如何走出不公和苦难的困境?一个社会又该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美好公平?

   三、对不公与苦难的几种反应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看看大概会有哪些回应。

   第一种反应:超脱。生者寄也,死者归也;心中了无挂碍,看淡颠倒红尘。其采取的策略,要么消极逃避,要么故作超然。可是最终逃无可逃,毕竟苦难和不公往往超越人能支配的范围;而且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在切身的不公和苦难面前做到如此坦然。所谓的超脱,大都是无能为力的自我安慰。第二种反应:认命。如老子所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又如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话,众神杀人,就像顽皮的小孩对待苍蝇一样。达尔文主义意义上的生存法则,也是这样,成王败寇,躲过劫难,赚了;躲不过,活该倒霉,实在没什么好抱怨的;第三种反应:抱怨。如窦娥者,面对冤屈,发出控诉:“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吊诡的是,许多从来不相信人格化之神灵者,在遭受不公苦难时,第一反应就是怨天怨地。“临时抱佛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既已不信,又有什么资格抱怨?第四种反应:绝望地抗争。一种存在主义的精神,明知结果之徒劳,仍如西西弗斯一样,在悲壮的努力中证明人存在的崇高感;第五种反应:以理性求进步。一种启蒙主义的精神,拒绝痛苦和不公的超验理由,相信可以通过科学进步,制度创新和自主抉择,达成一个更公正、更幸福的社会。问题在于很多苦难和不公早已超越了人类自救的限度,而人类理性自负和自以为义的悲剧也层出不穷。我们甚至可以更直白地说,你无法否认希特勒也带着强烈的改造社会的高尚理想。第六种反应: 在信仰中盼望。苦难与不公,有我们能理解和消除的部分,但也蕴含着极大的奥秘。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我们所见的现实,只是更永恒的善恶争战的部分,但也一定是极有意义的部分。所以如王怡所说,盼望可以超越当下政治,超越天与地的范围。带着这样的信心和盼望,我们可以拒斥一个糟糕的社会,同时又热爱生活本身。

   四、三个“好人受苦”的故事

   为了更生动地展示以上各种回应并切入恶与公正问题的讨论,我想讲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司马迁的《伯夷列传》。伯夷叔齐两兄弟为了逃避当王的苦差,躲到仁君周文王那里去,蒙受其患难收留之恩。周文王去世,周武王即位,于其父亲尸骨未寒之际,兴兵讨伐商纣,遭致伯夷叔齐劝阻。他们反对的理由,一则为孝,即为父亲守孝为大;一则为忠,即臣子不应反叛国君,不管这种讨伐是否正义。伯夷叔齐反对以暴制暴,向往尧舜禹那种和平交接政权的禅让方式。至天下归周,二人不食周粟,最终饿死首阳山。按理说,伯夷叔齐是典型的为义受苦,心甘情愿,所以孔子对他们的评价是“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但司马迁不满于此,他借题发挥,为人间的苦难而困惑。司马迁问道,伯夷叔齐如此行事仁义高洁之义人,却被饿死;孔子最为推崇的温良好学的弟子颜回,也穷愁潦倒,早早夭折;而盗跖之流,聚啸山林,杀人越货,竟以寿终。其他违法乱纪花天酒地之徒往往累世富足,而谨言慎行公正不阿之士常常遭遇祸患,天道怎能这样善恶不分?司马迁既疑惑又不甘,他议论说,无论怎样,人还是要执守真道,岁寒而知松柏,举世混浊而独醒,但他又不由自主地期盼天下君子都能如伯夷叔齐那样,因孔子这样的圣贤传颂而留下万古之名,否则泯然众人,白白受苦,多么遗憾。司马迁敏锐意识到了苦难与正义的关联,也清楚这种难题在人世间无法得到解决,所以他自觉地指向了天问,指向了他矢志的“究天人之际”的层面,但他最终仍然止步于空泛的感叹,而没有深入到信心的追寻。

   第二个故事是俄狄浦斯和安提戈涅对命运的抗争。俄狄浦斯家族流淌着高贵的血液,却因这种高傲受到神的诅咒。俄狄浦斯出生之前,神就预言他长大后会杀父娶母。为逃避预言的成就,父母抛弃了他,没想到长大后的俄狄浦斯却阴差阳错,在路上相争中杀害了自己的父亲,接着又因破解斯芬克斯之谜,被视为城邦英雄,继任王位,娶了自己的母亲。伦理的过错导致城邦的瘟疫,没能躲过命运安排的俄狄浦斯,这回采取了主动调查真相的悲壮行动。他明知真相可能带来毁灭,仍然去探知,最后因发现真相而刺瞎了自己的眼睛。人在面对苦难与不公时的理性盲目,到此显现得淋漓尽致。没想到神的诅咒还未结束,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为争夺王位,同时战死,继任者克瑞翁发布命令,禁止埋葬背叛的哥哥。俄狄浦斯的爱女安提戈涅基于亲情伦理,违抗国王的禁葬令,被抓获后在石墓里自杀。表面上,安提戈涅是以自然法秩序来对抗城邦的实定法,但实质上,她是为反抗者命运强加的屈辱和不公,为捍卫“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而采取了自杀性的抗争行动。这场悲剧归根到底是善与善的冲突,也是人的有限与有限之间的搏杀。你不能简单说国王克瑞翁是坏人,他也像安提戈涅一样,陷在自己的伦理正当性当中,而且最终,他的儿子、妻子也相继自杀。他因无法掌控的错失,而遭到最坏的诅咒,承受最大的痛苦。

   第三个故事是《圣经》中记载的约伯的受苦,文学史上拷问苦难与不公问题的巅峰之作。约伯是东方的一个义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却因天庭中的一场赌博而遭受大难。撒旦对上帝挑衅说,约伯之所以信你,不就是因为你给他如此多的好处么?若剥夺他的所有,看他还信不信你。上帝为了证明约伯的信心,容许撒旦加害约伯。接二连三的天灾人祸,使约伯先失去全部家产,继而丧失十个儿女,最后自己全身长满毒疮,痛苦不堪。约伯的心态也从坚信到怀疑再到抱怨上帝的离弃,他开始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后来却诅咒说上帝让我如此受苦,不如让我“不出母腹而死”。围绕苦难与正义的问题,约伯与三个朋友展开一系列的对话,朋友们的核心观点有二,一是上帝不会不公,因果会有报应,约伯一定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约伯完全否认这一点,坚持自己的无罪;二是要相信上帝的慈爱和信实,受苦是一种考验,不能有任何抱怨,上帝一定会加倍给约伯好处。约伯不服,坚持要与上帝辩论。最终上帝在旋风中出现,却根本不回应约伯的问题,反而质问约伯,创造的威严和奇妙,约伯到底明白多少?遑论与上帝争辩公义何在。《约伯记》残酷地表明,最坏的事情会降临到最好的人身上。而我们认为是儿戏的那场赌注,却可能说明信心对于另一个世界的善恶交战会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是的,约伯后来得到了更多的赏赐,但我们也要知道,约伯重新恢复对上帝的信心,是他还在炉灰中痛苦挣扎的时候。

   以上三个故事,分别代表了三个重要的人类文明——儒家文明、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对于苦难与正义问题的思索。它们都充满着困惑、质问、抗争。无论有没有答案,无论深入到什么程度,三者都不约而同地将这种拷问指向了天道、命运或上帝。换言之,离开人格化的超验力量的存在,离开人与神之间信心关系的维度,仅仅局限于在世或此世的以人为中心的视角,是无法承担起回答“好人受苦与坏人享福”这一难题的任务的。然而,一旦将讨论的视野扩大到这个层面,又会带来新的争议。首当其冲的是,真的存在一位创造者上帝吗?一俟回答完这个问题,我们就要面对更紧要的问题:如果上帝存在,他为什么会容忍世界的邪恶与苦难?以下两部分,我将主要通过综述克拉克《重返理性》一书中的思考,来提供分析论证的思路。

   五、上帝存在的论证

   对上帝是否存在的论证,主要有三种:理查德·泰勒的宇宙论论证,威廉·佩利的设计论论证,还有牛津哲学家斯温伯恩的概率论论证。

宇宙论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主要遵循充分理由原则,为事物的存在寻找第一因。按照这一进路,有两种存在,一是必然的存在,一是偶然的存在。所有非永恒事物的存在都是偶然的存在,即它的存在和真实性要取决于另一个事物的存在。举个例子。森林中出现一个球,你绝不认为它是无缘无故的,一定有别的因素使这个球出现在那里。现在假定此球变得有宇宙那么大。既然宇宙也不是永存不朽的,所以它的存在具有偶然性,必定也依赖于另一个自有永有者的存在。宇宙论遭遇的批判主要有二:首先,即使宇宙各部分的存在有外在的原因,但不能由此推论宇宙整体的存在需要一个明确的主宰者。就如一座房屋各部分,地基、主体、墙壁、顶部、水电管道,都分包出去,各部分都有其修建者,但你不能说这个房屋整体就一定需要一个建设者。这个房子是谁建的,没有答案,也不需要答案。泰勒坚持宇宙作为整体必须有一个解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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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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