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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宁:杜甫五古的艺术格局与杜诗“诗史”品质

更新时间:2015-01-08 21:11:59
作者: 刘宁  
建安时期的赠答诗,其注重情志之交流的艺术内涵,在其后两晋南北朝的赠答诗创作中趋于弱化。而盛唐诗坛的赠答体五古,则表现出对这一艺术品质的自觉继承。如李白、王维、高适等人的作品,都体现出这方面的特点。这应该是盛唐诗人学习建安诗歌的一个重要体现。目前,学界对盛唐诗人接受“建安风骨”的研究,多着眼于精神气质的接受,但这种理解或许稍失肤泛。王维称赞其友人綦毋潜“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别綦毋潜》),其中特别揭出“建安体”这一体式概念,因此盛唐人对于建安诗歌的取法,应该也着眼于具体的创作方式与体制。这在赠答体五古的创作上,有相当集中的体现。

   杜甫对赠答体五古的热忱,与盛唐诗坛的普遍风气是一致的。而他对建安赠答诗的情感内涵有着更为深入的体会,在艺术上也胎息变化得更为深透。提到建安作者,杜甫特重曹植与刘桢两人,所谓“气靡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壮游》)。特重曹、刘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从赠答体的写作来看,曹植、刘桢在这方面的传世作品最多,写得也最为成熟,对建安赠答诗的交流特征表现得最为充分,杜甫心仪二人,应当也是艺术默契的流露。

   杜甫的赠答体五古,对情感交流性的传达十分充分,如他的送别诗,很注重表达赠答双方共同的经历体验,不泛诉相思离情。如《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请公问主将,安用穷荒为。饥鹰未饱肉,侧翅随人飞。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脱身簿尉中,始与箠楚辞。借问今何官,触热向武威。答云一书记,所愧国士知。人实不易知,更须慎其仪。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达,足以慰所思。男儿功名遂,亦在老大时。常恨结欢浅,各在天一涯。又如参与商,惨惨中肠悲。惊风吹鸿鹄,不得相追随。黄尘翳沙漠,念子当何归。边城有余力,早寄从军诗。”在这首作品中,诗人与被送行的高适互诉心曲,议论时事,内容丰富,表达十分具体细腻。此外如写给李白的赠答诗等,都很具体,抒情因而体现得很深挚。浦起龙曾经很称赞杜甫之赠行诗,认为不作一赠行语,其实杜甫所不屑为的是赠行之套语与模式化的抒情,而善于写具体之情事,有很强的情感交流之特征。

   杜甫还深刻地继承了建安诗歌通过时事之悲来反衬知己情深的表现传统,他的赠答诗深刻地表现了安史之乱的社会动荡,而这一时事背景,烘托了诗人自己对知己的眷恋之情,如《赠卫八处士》就是最集中的体现。正是在这一点上,杜甫对建安赠答诗的继承最为充分与深入,也是他与盛唐其他诗人颇为不同的地方。

   四 行旅体:自我人生经历与时事的细致展开

   杜甫五古对行旅体的继承十分深入,他最著名的两首长篇五古《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都是出之以行旅体。在漂泊西南的后半生,他的五古,更广泛地体现出行旅体的艺术影响。

   《文选》之“行旅”体作品,在表现道路艰辛、行旅漂泊中,贯穿了不同的精神旨趣,其一指向现实政治的失意,例如潘岳《河阳县作》、《在怀县作》,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等就表达了政治失意,远离王畿,远宦漂泊的落寞心绪;在这类作品里,代表政治中心的京城,才是诗人精神上的故乡,而卑官远宦,则唤起诗人远离精神故乡的失意。这类作品有时也会写到对现实故乡的思念,如潘岳《在怀县作》云:“愿言旋旧乡,畏此简书忌。”(35)但这主要是为了进一步烘托政治漂泊的失意。

   行旅体的另一旨趣,则是着力表现远离故土的失落,进而从人生漂泊之悲引发离尘避世的愿望。陆机《赴洛诗》、《赴洛道中作》,谢朓《京路夜发》等作品,就着力刻画远离故土的行旅漂泊之悲;谢灵运《道路忆山中》则表达了对故居栖息之乐的无比留恋:“追寻栖息时,偃卧任纵诞,得性非外求,自已为谁纂。”(36)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则从别离故土、远宦漂泊,书写了身陷尘网的无奈,表达了追求真朴、不违素心的愿望。谢朓《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桥》则从“旅思倦摇摇”,表达了对“沧州趣”的向往。这类作品,充分强调现实故土之为精神情感归宿的象征意义。

   杜甫对行旅体的继承,有明显侧重,他主要承继了以行旅来抒写政治失意的表现传统,而对因羁旅漂泊而怀恋现实故土、进而生离尘避世之愿的表现传统,并未有明显的继承。这一点,可以通过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来印证。杜甫两首著名的长篇行旅体五古《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都以回家为全诗行文之线索,诗人一步步走近他现实中的家园,但诗作最深切的痛苦则表现为《自京》中与皇帝咫尺天涯的无奈,以及《北征》中越来越远离朝廷的悲哀。这无疑体现出杜甫对以行旅来书写政治失意的表现传统的积极发扬。

   这个传统,从精神内涵上讲,可以包含复杂的时事社会思考,以及对人生命运的反思;从叙写内容上,也可以较多展现诗人个体的人生经历,备述道路艰难,其表现内容是比较丰富的,然而在中古时期,这些内涵并未得到充分的展现,杜甫则踵事增华,激扬其波,他的《自京》与《北征》,不仅细致地刻画了道路艰辛,而且把忧念时事的慨叹书写得波澜起伏,从中深刻地揭示了“乾坤含创痍”的社会状况。

   杜甫漂泊西南时所写下的作品,把行旅体的这一传统,发挥得十分充分,他在入蜀道路上创作的二十四首纪行诗,细述道路艰险,刻画如绘。他也时时流露羁旅漂泊的失意,如二十四首纪行诗中,屡屡言及故乡渺远的痛楚,如《赤谷》“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五盘》“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成都府》“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客子”、“客寓”也屡屡现之于笔端,这当然体现了对故乡的思念,但这种思念与对朝廷的眷恋,对时清世晏的政治期盼联系在一起,因此是政治失意的共鸣、忧念时事的深化,而并未导向厌倦尘网的离尘避世之叹。

   如果从诗歌的表现品质来看,行旅体中着重表现政治失意的传统,能更多地容纳个体人生经历、政治社会之内容,情感内涵也可以更细致;而着重表现厌倦尘累、愿依本性素志的传统,则更多地具有人生反思的品质,不太容易承载更多的社会历史内涵。简言之,后者更为内省,追求简洁中的深刻;前者则追求丰富中的深沉。杜甫五古对行旅体的创变,则是将这种丰富中的深沉,做了极为充分的发挥。

   五 赠答行旅与“诗史”品质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赠答与行旅构成了杜甫五古最核心的题材,杜甫不仅偏爱这两类交流性强的题材,而且在创作中,将其交流性的内涵做了更充分的发挥,这使得诗人的自我表达,可以较多带有外向的、公共性的品质,从而令读者在诗人个体的人生经历、交游行旅之中,更多地读出时代和社会的内容。

   本文在前面提到,胡氏的诗史观,倘若置于宋代历史笔记、日记写作之风大兴的史学风气里去理解,就会感到非常自然。有趣的是,杜甫五古偏重赠答与行旅,正与宋人历史笔记、日记之偏好的内容接近,赠答体诗作产生于私人交游,而宋人的笔记本身就立足私人交游与闲谈;行旅体诗作记述人生行旅,而宋人的日记,往往是以人生的一段行游经历为记述对象。交游与自我人生历程的记述,是宋人笔记、日记的核心内容,这与赠答、行旅二体的表现对象相当接近。杜甫五古有不少刻画人物之作,如著名的《八哀诗》,刻画八位当世英杰,尽管英杰俱为古人,但杜诗之刻画,还是出以赠答笔法,其序云:“伤时盗贼未息,兴起王公、李公,叹旧怀贤,终于张相国。”可见,这些英杰,不仅是时贤,亦是故旧。杜甫命笔之间,多关合自身与之交游的经历感受,例如《赠左仆射郑国严公武》述严武事迹,诗中不仅表达了深挚的知遇之情,而且记述自己入严武幕的经历所见,从中写出严武忠义之状:“记室得何逊,韬钤延子荆。四郊失壁垒,虚馆开逢迎。堂上指图画,军中吹玉笙。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时观锦水钓,问俗终相并。”浦起龙指出:“‘堂上’以下,推明其忧国报主心事,俱从历历亲见处写。”(37)《赠太子太师汝阳王琎》中也回忆了自己受知于王琎的经历,所谓“晚年务置醴,门引申白宾。道大容无能,永怀侍芳茵”。《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则回忆自己受其恩遇,从游历下的经历:“伊昔临淄亭,酒酣托末契。重叙东都别,朝阴改轩砌。论文到崔苏,指尽流水逝。”至于《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所写之苏源明、郑虔,与杜甫情为莫逆,故两诗亦有浓厚的赠答笔意。《赠太子太师汝阳王琎》之结句云:“旧游易磨灭,衰谢增酸辛。”而此八哀组诗,正萦绕着“旧游磨灭”的巨大感伤,其命笔之处,不徒叙故实、道履历,亦所以怀旧追昔,以私人交游赠答之眼光,记述英杰之立身大节。这与宋人历史笔记据交游、述行事之笔法,不无近似之处。

   五古只是杜甫诗歌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作品,已经生动地体现了杜甫如何将个人的人生经历与天下之大历史相联系的努力。诗歌与历史的关系,是中外诗学所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不同文化传统的诗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都与该传统的历史意识与诗学追求有密切的联系,而杜诗之为“诗史”的艺术与史学渊源,从一个重要的角度,揭示了中国诗学与史学的丰富性,以及这两者在诗歌中的微妙联结。

   注释:

   ①《成都草堂诗碑序》,(宋)鲁訔撰、(宋)蔡梦弼会笺《杜工部草堂诗笺》,《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页。

   ②宋代以后论者多从“善写时事”、“实录”等角度看待杜诗之“诗史”品质,如宋祁《新唐书·杜甫传赞》“甫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子美诗善叙事,故号‘诗史’”;王得臣《麈史》“予以谓史称子美为‘诗史’,盖实录也”。有的论者指出,杜诗之“实录”已经深入到揭示历史情状的层面,如宋代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指出:“李光弼代郭子仪,入其军,号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曰:‘三军晦光彩,烈士痛稠叠。’前人谓杜甫句为‘诗史’,盖谓是也。非但叙尘迹、摭故实而已。”也有一些以杜诗考证史实的机械做法,如《古今诗话》记载宋真宗问侍臣唐时酒价,侍臣以杜诗作答。这些意见,立足史之“实录”特点来看待杜诗的“诗史合一”,其本身存在着忽视诗歌之特质的问题,自宋代以来,就不断受到批评,如明代杨慎认为:“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升庵诗话》卷一一)

   ③孟修祥认为胡宗愈的意见注重杜诗的抒情功能,宋祁、蔡居厚的意见注重杜诗的叙事功能,两者的紧密结合,构成了杜诗“诗史”最为突出的特点(《杜甫“诗史”说考辨》,《殷都学刊》1996年第1期);胡大浚认为胡宗愈的意见“更能接近‘诗史’的要义”(《杜诗何以称“诗史”:关于杜甫研究的一桩公案》,《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00年第3期)。

   ④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⑤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礼记正义》,第1077页。

   ⑥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毛诗正义》,第16-17页。

   ⑦(唐)孟棨等撰,李学颖标点《本事诗 续本事诗 本事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⑧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320页。

   ⑨浅见洋二《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334页。

   ⑩《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第318页。

   (1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3页。

(12)本文所说的历史笔记,指刘叶秋所说的“历史琐闻类笔记”,刘氏对于笔记的分类意见,参见《历代笔记概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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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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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2009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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