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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毓:军事化时代的文人

更新时间:2015-01-07 23:09:27
作者: 李志毓  
然而,人是复杂的,政治更是复杂的。汪精卫有理想,有担当,也有缺点。梁启超在《新民说·论私德》一文中,曾慨叹“革命”本身对于“革命者”人格的戕害。因为“革命”是要以绝少数人与占据绝对优势的社会力量相抗衡,为了胜利而不做无谓的牺牲,“则时或不得不用诡秘之道,时或不得不为偏激之行”,其中“根性薄弱”者,必随流而沉没。因此一个本来“极朴实光明”的青年投身革命之后,不出几年就可变成一个“刻薄寡恩、机械百出”的人。其起初一念的爱国心,绝对是纯洁的,以后就不过是假借“爱国”之名“足以炫人”罢了。[18]投身革命如此,投身政治亦然。汪精卫无疑是梁启超所说的“根性薄弱”之人。在他的性格中有脆弱、多情、冲动、好名、侥幸、偏执等等缺点。这些缺点在残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中,不断被激发,为他最终的倾覆埋下了伏笔。

   汪精卫有救国的愿望,也有鲜明的党派立场与“阶级”立场。在他对中共的恐惧中,包含着对社会革命的恐惧,和对蕴藏在整个中国底层社会中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的恐惧。而这伟大的力量,才是中国能走过战争,走向和平,走向汪也为之向往的独立自由国家所依靠的真正的力量。汪精卫作为一个政治家,与此庞大的历史力量背道而驰。奔走一生,既找不到与军队结合的方式,又找不到与民众结合的方式,复将最后之希望,寄托于几个日本军阀政客的“觉悟”之上,而最终落下了其悲剧人生的帷幕。

   [1]郭沫若:《学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4页。

   [2]蒋光慈:《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第二部分,《革命与罗曼蒂克——布洛克》,《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16日。

   [3]曹聚仁:《纪念南社》,柳亚子:《关于<纪念南社>:给曹聚仁先生的公开信》,均见《南社诗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36年初版。陈英士,即陈其美(1878-1916),浙江湖州人,革命元老,青帮人物,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其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均受蒋重用。所谓“陈英士派”,指蒋介石。

   [4]雷鸣:《汪精卫先生传》,南京:政治月刊社1944年版,第42,45页。

   [5]胡汉民:《胡汉民自传》,台北:传记文学社1969年版,第33页。

   [6]客观:《从去年三月二十到今年三月二十——国民党三年来变化略述》,《国闻周报》第5卷第10期,1928年3月18日,第1页。

   [7]雷鸣:《汪精卫先生传》,南京政治月刊社1944年版,第162页。

   [8]《汪兆铭致吴稚晖函》(1924年5月14日),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近代人物书札,稚07702号,台湾大学图书馆藏数字数据。

   [9]汪精卫:《病中读陶诗》,《双照楼诗词稿·小休集卷下》,汪主席遗训编纂委员会1945年版,第55页。

   [10]杨玉清:《大革命时代在武汉的汪精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1983年第4辑,第60页。

   [11]马长林选编:《汪精卫致王懋功密函》(1929年6月15日):《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

   [12]汪精卫:《举一个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79-81页。

   [13]张知本:《张知本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史丛书61,1996年,第66-67页。

   [14]客观:《从去年三月二十到今年三月二十——国民党三年来变化略述》,《国闻周报》第5卷第10期,第1页。

   [15]左舜生:《汪精卫与梁启超》,陈正茂主编:《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论集》(中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1098页。

   [16]陈寅恪:《陈寅恪文集之一·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17]汪精卫:《革命之决心》,《汪精卫集》第一卷,上海光明书局1930年版,第92-93页。

   [18]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0,135,138页

   本文为李志毓《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的余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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