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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杜甫的“诗史”思维(下)

更新时间:2015-01-07 20:45:39
作者: 杨义 (进入专栏)  

     五 抒情主体的破裂感与诗的叙事性

   (续上期)诗介入时事,反过来使诗发生变性。时事携带着现实世界的诸多矛盾,以及人间社会千姿百态的悲喜剧情境,给抒情主体造成强大的压迫,也给情感宣泄增添了人间百相的许多硬性成分,从而使诗在客观性和叙事性方面更富有质感和沉重感了。洪迈《容斋随笔》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如《兵车行》、前后《出塞》、《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悲陈陶》、《哀江头》、《丽人行》、《悲青阪》、《公孙舞剑器行》,终篇皆是。”[17]身处文禁甚密的宋代的洪迈,在“今之诗人不敢尔也”的情态中,对唐诗以直辞无隐的自由姿态指责时事,是深有感触的。这种自由姿态,使时事情境强化和拓展了诗的客观倾向和叙事幅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唐王朝盛极而衰之际为诗人所追求与提倡的文化姿态是积极的。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又这样描述有唐以来的诗歌发展轨迹:“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按:今存者为三十八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串今古,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18](P97—98)这不是静态地作李杜优劣论,

   而是按照其歌诗须关切时事的美学信念,勾勒唐代前中期的某种诗学势头的流向。即事叙事是其信念,叹息“杜尚如此”,可见其追求的殷切和积极。正是这份殷切、积极,使唐诗发生叙事化和客观化的变性。

   白居易提及的“朱门”名句,见于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

   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

   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

   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

   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

   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这是五古巨构的中间一段。天宝十四载(755)“岁暮”,

   大概是十一月获知安史叛乱消息的前夕吧,杜甫困居长安十年,只得到一个管理兵甲器仗的微职——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便前往奉先县探望家小。路过骊山,感慨于玄宗君臣在华清宫寻欢作乐。当时山上多雾,诗人联想到能作云雾、好战为乱的神话人物蚩尤。任昉《述异记》卷上说:“轩辕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铜头铁额,食铁石,轩辕诛之于涿鹿之野。蚩尤能作云雾。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19]诗人把玄宗君臣的华清宫淫乐喻为神仙之乡的瑶池会,却为战神蚩尤兴起的云雾笼罩着,实在是充满危机意识的象征性描写。在危机意识中,诗人感觉到贵族享乐中隐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朱红油漆的宫庭中分赠的布帛,是寒女织成,是鞭挞她们夫家聚敛而来的。这种分金赐帛,玩忽弃掷的行为,实在使仁者战栗了。诗笔进而转向达官显贵:内廷赐餐的金盘,尽数搬到得宠的外戚家中了。烟雾朦胧中玉质仙姿翩翩起舞者,是虢国夫人之流吗?宰相杨国忠的中堂醉歌酣舞,享受着貂鼠裘、骆蹄羹、霜橙、香橘一类名贵之物。诗人正是面对宫廷分金赐帛、外戚重臣醉生梦死的双重幻影,于极端焦灼的心灵深处直逼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千古名句的。他感受到咫尺之间,繁荣和枯槁竟然差异如此大,难免感伤得无话可说了。

   对如此尖锐的历史危机和社会矛盾的体察,乃是诗人付出人生历程和精神历程上的沉重代价换来的。同诗的开头一段,诗人点明了自己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十年旅食京华,使他终于认清了自己的“杜陵布衣”的身分,一种与锦衣玉食者格格不入的身分。既然认清身分,随着年岁的逐渐老大,意气也就变得笨拙,消磨了早年那份“立登要路”的锐气。他感觉那种自比稷契的雄心,带有几分愚蠢了。前人剥取《孟子》的意思,解释“窃比稷与契”的含义:“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溺己饥之念而已。”[20]这种解释未尝不可,但《孟子·离娄下》是把禹、稷并列,而非稷、契并列:“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11](P299)稷、契并列则应该参看《淮南子·齐俗篇》:“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也就是说,杜甫自比稷契,是指曾经想取得对当世朝政的发言权,以期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的。但是长安十年的蹉跎,已使他的眼光由向上转为向下:“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并非没有潇洒于山林江海间的出世情怀,但总觉得朝政尚有可为之处,就像向日葵倾向阳光一样,自己入世的本性难移。他不愿像蚂蚁那样,自私自利地谋求一个藏身的洞穴,就只好凭空地思慕沧海巨鲸,想大有作为,却埋没在万顷波涛中了。耻于干谒权贵而蹭蹬于尘埃泥泞里,到底是有愧于巢父、许由那类高逸的隐士,但入世的高尚节操还是不想改变的。这就惟有痛饮放歌,以排遣极端的愁闷了。在这里,个人的完整性存在受现实的打击而产生破裂感,诗人上不能致君尧舜,下惟有忧念黎民,进不能高攀稷契,退又愧对巢由,精神处在焦虑不安和簸荡无依的状态。内在的破裂和无依,把诗人的精神关注,导向外在的矛盾重重的现实,导向诗的叙事性,导向对骊山华清宫的淫乐荒唐作出社会哲理的剖示了。

   既然有华清宫淫乐荒唐作为参照,诗的最后一段写下的归家经历就显示出深刻的悲剧力度。诗人由骊山向北渡过渭水桥,但见流冰寒川,疑是崆峒山漂流而来,恐是共工触断了天柱,其惊心动魄的气势令人联想到千余年后《老残游记》写黄河淌凌的情景。带着天崩地裂的心灵震撼,诗人奔赴“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的目的地。然而家中等待着他的,却是恸哭幼子饿死的嚎啕声。他宁可强忍哀痛,但邻居却为之呜咽,竟然让幼子饿毙,实在是愧为人父了。他追问原因:岂料秋收未久,固然贫困,何致这么快就出现饥荒?自己大小是个官员,可以免去租税、徭役,尚且出现这种辛酸事,平常人家就更会如大风摇木,纷扰不已了。默思那些失业者和边塞戍卒,简直不堪设想了。如此忧愁堆积起来,都有终南山那么高,浑浑沌沌地令人理不出一个头绪。诗人叙事抒情的篇章学,充满辩证法的活力。仅在这一段中,就由外在震撼转为内在震撼,又由一己内在的哀伤转为万民外在的哀伤,于内外聚散之间,洋溢着情感的热力和生命的旋律。进而言之,在这百句五古长篇中,始于个体精神体验的转折和破裂,继以骊山君臣的荒唐和咫尺荣枯的省视,终于家庭悲剧的追问和推己及人的联想,中间奇兀而首尾圆合。各个篇章单元在起伏跌宕,开阖自如的组接中,互相阐发,互相提供深化意义内涵的异维度参照,从而组成了“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的,有若古代“常山蛇阵法”[21](P114—115 )的有机生命整体。这就使得由抒情主体破裂感而增加的叙事性,在诗的篇章学上获得了极佳的形式载体。

   抒情主体的破裂感,使杜甫在以时事入诗之时,把叙事性强化到极致,从而导致社会忧患压倒个人抒情性。在著名的“三吏”、“三别”组诗中,战争把诗人抛掷到血泪原野,那里已经没有个人自赏自足的世界,而是面对着被战事的车轮压得流血呻吟的焦土,寻找着疮痍人生中的历史脉络。细作分析,“三吏”与“三别”切入生活的角度有所不同。“三别”侧重于从伦理情感的角度,切入民众的生存处境,分别剖析了婚姻、生命、家乡情感在战争环境所受的摧残和荒芜。“三吏”则侧重从吏文化的角度,切入点兵、捉丁和防关事件,透视了战争逼使人们所承担的责任与灾难。

   自从《韩非子·五蠹》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而秦人又将“以吏为师”作为国策以降,吏文化在传统政治生活中占有实质性位置。经过长期变异,吏作为官的爪牙,在政治运作中发挥了无所不及的作用,并滋生了“阎王好见,小鬼难当”的威势。但是“三吏”的正面题旨不是检讨吏文化,而是通过吏行为,揭示民族危机和民间疾苦。因此对吏行动的态度,每篇有异,或者听闻民众苦情的时候怒斥暴吏行为,或者借用战争的教训警诫为吏的过分夸耀,或者帮助吏员向新兵说明平叛战争的正义性。这些态度既能以民为本,又能以大局为重,反映了历史理性的严正立场。其实,杜甫当时任华州司功参军,本身也是一个吏员。当时他还不是成都草堂时期“以吏为隐”的吏,或高唱“浣花溪里花含笑,肯信吾兼吏隐名”(《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的吏。司功的职务,是“掌官吏考课、祭祀、祯祥、道佛、学校、表疏、医药、陈设之事”。[22]而杜甫“三吏”所写的吏,分工与此不同,大概是县尉的下属,分管兵事、刑狱和治安。杜甫可能认为县尉一职不合自己的性情,在作“三吏”、“三别”以前三四年,他曾被任命为河西县尉而不就,旋改任京师的一个闲差——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管管府内卫士以上名帐差科及公私马驴。他用调侃语气自明心迹:“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官定后戏赠》)尽管如此,他也不能自外于吏文化,却能对吏文化的反省保持严正的历史理性,就更难能可贵了。

   且看《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此诗作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

当年郭子仪等九节度使统兵60万,围困安庆绪于邺城。但是由于朝廷不设元帅,只以宦官监军,遂在史思明率五万精兵邀战之时,全军大溃。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郭子仪只得以朔方军断河阳桥、保东京洛阳,但洛阳士民依然惊骇奔散于山谷中。杜甫大概也是此时由洛阳奔回华州任所,而路经石壕村的。然而,诗歌并没有正面交代这一时事背景,而是把“三男邺城戍”和“急应河阳役”隐含在叙事皱折之间,腾出主要笔墨用在大军溃散,兵源缺乏,于吏胥捉佚运作中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痛苦。因此,诗的起笔开门见山,径直点出时间(暮)、行为(投)、地点(石壕村),以及突发事件(有吏夜捉人)。简练明快的两句,几乎俱备了新闻记事必备的时、地、人、事、因五种要素。但是它还是隐蔽了诗人的具体身分,没有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那样声明“杜陵有布衣”和“生常免租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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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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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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