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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杜甫《行次昭陵》诗略说

更新时间:2015-01-07 20:31:53
作者: 李华  

   杜甫有《行次昭陵》诗,诸本编年不同,说解亦异。有趣的是,作为清代集大成的杜诗注本——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对这诗的解说,认为它应是安史乱前的作品,但在编次上,却把它排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而吴见思《杜诗论文》的作法,恰与仇氏互倒。这一矛盾现象,说明这诗涉及的问题确实比较复杂。这里,我想推荐已故的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吉川幸次郎先生对这诗的说解,兼述个人的浅见,希望有助于探讨的深入。其诗原文如下:

   旧俗疲庸主,群雄问独夫。 往者灾犹降,苍生喘未苏。

   谶归龙凤质,威定虎狼都。 指麾安率土,盪涤托洪鑪。

   天属尊尧典,神功协禹谟。 壮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

   风云随绝足,日月继高衢。 玉衣晨自举,铁马汗常趋。

   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 松柏瞻虚殿,尘沙立瞑途。

   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 寂寥开国日,流恨满山隅。

   昭陵,唐太宗墓。在陕西醴泉县北九嵕山。杜甫途次昭陵,追想太宗圣德,感而赋此。此诗编年,宋本、宋九家注本、宋黄鹤注本皆列在天宝八载所作《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之后。宋千家注本列于《饮中八仙歌》之前。据此,则以上宋代诸本,皆编此诗为安史乱前之作。但宋百家注本、宋蔡梦弼《草堂诗笺》皆列此诗于《北征》之后,认为是安史乱后之作。又,草堂本为该诗“铁马汗常趋”句作注,引《天宝故事》云:“安禄山反,昭陵奏石人马皆有流汗。”这“昭陵石马”,疑指昭陵六骏。草堂所引,亦见《蔡宽夫诗话》。而这个故事,实出自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①,为钱牧斋《笺注》所引,故有清一代之钱笺、朱鹤龄《辑注》、仇注、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等,皆从草堂本,定为乱后之作。但明代王嗣奭《杜肊》、清代卢元昌《杜诗阐》、黄白山《杜诗说》仍从宋本乱前之作说。日本吉川教授亦主乱前之作,在其《杜甫诗注》一书中,有专文详论(参见《北京师院学报》1986年第二期《〈行次昭陵〉诗注》,[日]吉川幸次郎注释,武晋煊译),似尚未引起学界注意。

   吉川驳所谓乱后之作,其理由有五。其一,驳草堂、钱笺“铁马汗常趋”注,以为这句诗并非本于《安禄山事迹》所载关于昭陵石马协助官军抵御安史军队的神话,它早在安史乱前,即天宝十载杜甫自己所作的《朝享太庙赋》里就说过:“园陵动色,跃在藻之泉鱼;弓剑皆鸣,汗铸金之风马”,皆在描述陵庙的灵异②。其二,驳此诗之作,与《北征》同时。认为杜甫北征途中所作,只有《九成宫》、《玉华宫》,而无醴泉县的昭陵③。其三,引黄白山说,以为诗若作于安史乱后,为何对这样的一场大乱,诗中竟无一语道及④。其四,若诗作于安史乱后,何诗中无国破家亡之悲伤语?且《重经昭陵》一诗,作于本诗之后,该诗更未见悲伤之语,尤似乱前之作,则《行次昭陵》更应是乱前之作了⑤。其五,“行次昭陵”这样的标题,乃太平时期的用语,不当用于安史乱后。此外,吉川还指出,本诗首句“旧俗疲庸主”,“庸主”一词,乃指魏晋到隋几代非正统王朝之君主,这个意思也早就暗含在《朝享太庙赋》里了。它说:“臣闻之于里曰:‘昔武德已前,黔黎萧条,无复生意。遭鲸鲵之荡汩,荒岁月而沸渭,衮服纷纷,朝廷多闰者,仍互乎晋魏’。臣窃以自赤精之衰歇,旷千载而无真人;及黄图之经纶,息五行而归厚地。”意谓汉衰以来,四百年间,无人承继正统;至唐兴,始遥承两汉。而杜甫这些议论的来源,当本于天宝九载处士崔昌的建议⑥,认为唐行土德,应承周、汉,中间魏晋六朝不在其列。那么,我们从吉川的这些分析,似乎可以推断杜甫此诗应作于天宝九载以后,天宝十四载以前。

   以上是关于编年问题的推断。在诗句的注释方面,吉川也有些发人深省的新意。如前面提到的他对“庸主”一词的解释,就是例证。还有,他解释“壮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两句,认为“幽人”指有冤者,因为《易经·履卦·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易经·归妹·九二》:“眇而视,利幽人之贞”,吴虞翻都把“幽人”解为“幽囚之人”,所以是有冤者。而宋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说:“天下有冤者,许哭诉于太宗昭陵之下”,说这是唐代故事。那么杜甫长期坎壈不遇,也可算是有冤者了,因有“幽人拜鼎湖”之句。这是极有参考价值的意见。今检《唐诗纪事》卷五八云:“(李)洞三榜,裴公第二榜。策夜,(李洞)簾前献诗:‘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恸哭一生休。’寻卒蜀中。裴公无子,人谓屈洞所致。”这一条关于唐人的记载,又见宋赵与虤《娱书堂诗话》卷上,该书还引录了陆游诗和陆游自己的注释:“陆务观亦有句云:‘积愤有时歌易水,孤忠无路哭昭陵。’(按,此陆游《遣怀》诗,见《剑南诗稿》卷二十三)自注:唐制,有冤者许哭昭陵下。”这些材料,都可以作为吉川新说的佐证。另外,这“壮士悲陵邑”的“壮士”指谁,仇注说指守陵者,吉川说是剽悍武士,荆轲一类人物,但又引颜延之《拜陵庙而作》,说本诗的壮士之悲,类似颜见宋武帝墓的悲伤之感。我们认为,吉川引颜延之拜宋武陵庙,确与本诗有某些类似,本诗的“壮士”之悲,就指杜甫自己。这里,杜甫把“壮士”和“幽人”对举,实际上他既是壮士而又兼为幽人的。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还有,如他的《古柏行》:“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移居公安敬赠卫大郎》:“自古幽人泣,流年壮士悲。”

   关于“往者灾犹降”四句的解释,吉川基本采取仇注,对其馀各家注释的评骘较少,然而这四句关系甚大,说得重一些,则它也是考虑本诗系年的一个重要依据。所以这里有必要对前人说解,予以商榷。按,前人对这四句的解释约有五说。

   一、宋九家注引赵次公曰:“此六句(指“往者灾犹降”至“幽人拜鼎湖”),言太宗末年,有日食、太白昼见之灾,兴翠微、玉华之役;高丽、龟兹之战,相继用师,则太宗之意犹欲好大喜功、勤兵于远。立思方如此,遽尔升遐,故继之以壮士悲陵邑也。”赵注认为这“往者之灾”乃太宗大兴劳役、兵役,引起上天降灾,则是作为太宗的缺点来看的。但“指麾安率土,盪涤抚洪鑪”,明明是颂扬功绩的语气,被赵注解为太宗好大喜功的欲望,不免扦格。

   二、王嗣奭《杜臆》:“‘往者’,犹《史》、《汉》叙事而言‘先是’,以补前之所未备。”仇注:“自隋末大水,饿殍满野,至贞观初年,连遭水旱,是往者之天灾犹降,而民困尚未苏也。太宗则勤恤以安民,修省以回天,如吞蝗而畿辅不灾,肆赦而所在皆雨,遂能‘安率土,抚洪鑪’矣。”按,仇氏自谓其解说本于王嗣奭,但他把“往者灾”三字连读,实是受钱笺的影响(详后),因而与王嗣奭在“往者”后面停顿的语气不同。仇氏注意到王氏“补前之所未备”的话,把“指麾”二句作为称颂太宗的功绩来理解,比赵注正确。他们和赵注的共同点,是把这几句都看成是说的唐太宗。

   三、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七:“‘往者灾犹降,苍生喘未苏’,谓武韦之祸;“指麾安率土,盪涤抚洪鑪”,谓玄宗再造唐室也,本于太宗之遗德在人,故诗中及之。”按照这个说法,则这四句是赞美玄宗之词。然而这诗题目是“行次昭陵”,忽然插进玄宗,似乎不伦不类。大概说者也觉不妥,所以他又说:“本于太宗之遗德在人,故诗中及之。”也就是说,太宗的遗德之一,是他施好影响于自己的后代。所以称颂玄宗,也就是称颂太宗。我们看玄宗平韦后之乱,和太宗的玄武之变,确有些相像之处。但既然太宗后继有人,那么本诗结尾又何来“寂寥”之恨呢?浦起龙批评顾炎武的说法是使本诗“通身神理俱涣”⑦,也还搔到了痒处。

   四、黄白山《杜诗说》云:“唐仲言云:‘明皇任杨、李乱政,故有灾犹降、喘未苏之叹,因思向者之安抚而不可得,是以向山隅而流恨。旧作隋末之乱者非。’按,此说甚是。盖从‘文物’四句读下,便见今日之朝廷,事事与之相反。开元之治,媲美贞观者,今已扫地。有志之士,皆为当路沮抑而不得进,安得不望昭陵而兴悲乎?后来杜牧亦有‘东游原上望昭陵’之句。盖昭陵之时,士无不遇之叹也。”其实,唐仲言的说法并非自己的发明,而是来于宋代的黄鹤,其《杜诗补注》云:“公作此诗时,明皇任用,寖非其人,国势已不如开元,乱萌危兆,早自可见,故流恨为之满山隅也。”这个说法,初看似有道理,但仔细想来,杨、李乱政乃眼前事,如何能用“往者”字样?且与下面“指麾”二句如何接榫?这“指麾”二句无论解为“有望于太宗之灵”,或“追念太宗指麾之功”,都无法把前后融贯起来。

   五、钱笺:“往者灾犹降,盖言天宝之乱,乃隋末之灾再降于今日也。”朱鹤龄注同。把“往者灾”三字连读,解释为“隋末之灾”是毫无根据的想象之词,这在钱氏以前还没有过。把“往者”和“灾犹降”断开,则“往者灾犹降”本来是追述过去的事情,经钱氏这一变,全句变成说眼前的事了,所谓“隋末之灾再降于今”,就指安史之乱。这个说法其实是不通的。因为下句是“苍生喘未苏”,“喘未苏”当指民众长期遭难,至今未得苏息,而钱氏定此诗作在安史乱初,那时因国家承平日久,卒然遭变,民众陡然陷入战祸,距离“喘而未苏”还很远⑧,此不合者一。再看“指麾”、“盪涤”二句,说是“颂收复之功也”。即使如钱氏所说,这诗是北征时所作,那时两京尚未收复,说“颂收复之功”,似嫌太早,此不合者二。朱鹤龄意识到这个矛盾,所以改为“叹太宗之功,今无人能继也。时两京尚未收复,故云然。”也就是说,“往者”二句是说爆发了安史之乱,“指麾”二句是美太宗之功,因为太宗之功,今无人能继,于是才有了“壮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的悼念太宗之语。这种解释不是太过于凿空了吗?连支持乱后之作说的施鸿保也觉太“费斡旋”了⑨。

   斟酌以上五说,我以为王嗣奭、仇兆鳌说比较合理,所以吉川从之。唯不当以“往者灾”三字连续。因为前面“文物多师古”四句,主要说的太宗的政策,“往者灾犹降”则转到太宗的功绩,这功绩产生在多灾多难的背景环境,就尤其显出他的伟大。我们只要翻看《唐书》太宗的本纪和《新唐书·五行志》的记载,就可知道从太宗即位前后算起,直到贞观二十年前后,水、阜、蝗、霜、雹、地震等灾害几乎是连续不断。太宗不但度过了这些灾难,而且把国家治理得很好。特别是太宗吞蝗的故事⑩,给人极深刻的印象,所以本诗强调“灾犹降”。“犹”,尚也,太宗在隋末凋敝的现状下继高祖而登大位,与民更始,却又遇上各种天灾,因此用“犹”字。基于这种理解,我认为这诗是杜行次昭陵而追想太宗功德,这才抚今追昔,有生不遇时的悲感。就是说,诗应该作于安史乱前,而不是以后。

还有,关于昭陵所在,是否杜甫北征途中所经?朱注云:“昭陵在醴泉,近泾阳,直京师之北。《草堂》序于《北征》诗后,良是。盖省家鄜州道经此也。黄鹤编天宝五载,谓西归应诏时作,大谬。”按,黄鹤疏于地理,昭陵在长安西北,杜甫自东都赴京,并不经过那里,朱注指斥其谬,良是。但朱氏说它是北征途中所经,可见他对于杜甫北征路线也是疏于考证的。杜甫于至德三载闰八月北征往鄜州省家,其时两京尚未收复,故他的出发地是在凤翔,而非长安。他的方向是东北,而醴泉县遥在凤翔之正东方。他途经麟遊县,写《九成宫》诗。《旧唐书·地理志》:“(隋)义宁元年,于仁寿宫置凤棲郡及麟遊县……太宗改仁寿宫为九成宫。”经邠州,有《徒步归行》诗,题下原注:“赠李特进。自凤翔赴鄜州,途经邠州作。”邠州治新平(今陕西邠县)。再经宜君(属坊州),有《玉华宫》诗。《旧唐书·地理志》:“(坊州宜君县)旧属宜州,贞观十七年废,二十年复置,属雍州,管玉华宫,龙朔三年,属坊州。”又经坊州(治中部,今陕西中部县)而达鄜州(治洛交县)。因此,昭陵非杜甫北征途中所经。那么,杜甫行次昭陵,当是另一次,是从长安往西北去。元稹《杜工部墓系铭》说杜甫父闲,为奉天令,未言在职是哪年。据《元和郡县志·关内道》载,奉天县乃光宅元年割醴泉、始平、好畤、武功及新平郡的永寿这五县所置。因为那里有梁山,为高宗乾陵所在,所以县名叫奉天。从地望上考察,昭陵在醴泉县东北之九嵕山。醴泉县东南到京兆府一百二十里;奉天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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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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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京)1995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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