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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晓鹏:合纵连横 肃贪改治

更新时间:2015-01-07 19:25:54
作者: 蔡晓鹏  
必须用负面清单知把还权于民的成果转化为法律形式。负面清单是啥玩意?举个例子,网络信息监管,阻拦上传,屏蔽,主要靠“敏感词”监察技术。你隔几天公布敏感词,这就是负面清单。我们写东西上传时,就会避开壁垒。但你不公开,大家怎么知道?我最近有篇博客,上传几十次、改了几十次,都被拦。实在找不出他们认为哪个词是敏感词。这种没有法律边界的不确定性,就是成为人治的制度根源。

   第三,转型。通过反腐倡廉和简政放权还要达到一个目的,这是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我们要把政府职能从管治人民的职能,现在政府主要是管治转型为服务型的法治政府,这样政府就为民生改善和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供公共服务,这是政府应有的职能。所以我们反腐倡廉要达到三个目标,铲腐、还权、转型。转型包括了两条,一个叫国家改治,从官本治国到依法治国。第二是要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进步和重建公信力,这样才能还权、还利给百姓。进一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解放。

  

   推进反腐遭遇三大阻力

   主持人:那么,在您看来,这种畸形的行政审批制度为什么在中国存续了这么长时间,而且现在改得这么艰难呢?

   蔡晓鹏:我们反腐的推进现在有三大阻力,反腐和三大守旧阻力之间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这三大阻力我自己觉得来源于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理念阻力。最重要的是理念上的问题,理念上的守旧是一个很大的阻力,这个社会从管治到开放没有治国理念的改变,就很难做一个深刻的改变。第二制度阻力。我们的制度是要从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转化,这个的转型速度和力度远远慢于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官本治国向依法治国调整,这实际是很难的,因为这里面改革要直指两大权力关口,一个就是政府对资源配置的管理权。第二是政府对全民的每一个人的民事权力的管控权,这两个东西如果不放下,不从制度上改革,你的反腐也推进下去不了。第三个阻力,现在都讲是既得利益集团阻力。那么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敢拿钱,能拿钱,就因为理念和制度的问题都有传统在起作用。当然,因为如果反腐的话就会牵扯到很多部门、团伙既得利益集团的实际收益问题,我们算了一个账,如果是几万亿的话,就是谁都不愿意往外掏的事,你让这些部门和人有主动性是很困难的,形成了我们改革的难度和难点。

  

   当前一共有九种基本贪腐类型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了反腐的难度,现实中结合您自身的经商的经验来讲,您觉得现实中存在着比较普遍的腐败形式有哪几类?

   蔡晓鹏:根据我们商圈的各种信息,我把当前的贪腐分成九种基本类型,五种主要的犯罪类型,四种是属于行政违法我称之为“不当得利”的行为,这是我的概括也不一定完全,但我讲的是已经有的。犯罪类型我分成了这样几类,蚂蟥吸血型、拦路打劫型、内外勾结型、暴力抢夺型和乾坤大挪移型。蚂蟥吸血都处在一线的执法,你给我钱我就保护你。第二种拦路打劫主要在行政审批和前置审批上,这是典型的明的暗的都有,我不让你过,你就找关系送红包。第三种是内外勾结型,这个主要是在工程、资源配置跟有关的领域里。比如说要搞一个消防工程必须找我指定的企业来做工程,我指定的企业的器材、单位检测,这些机构要进入他的指定笼子是要经过交费的,他的费用要比社会高5到10倍,但你不经过他肯定过不去。还有一类不能用普通的方式概括,叫做暴力抢夺型,从90年代初开始到现在是愈演愈烈的,往往以某一个权贵为中心,联动了公检法等各个部门,把他们想抢夺的目标罗织一个罪名,定个罪,把别人财产转为己有。。

   主持人:这种腐败在现实中多吗?

   蔡晓鹏:很多,往往在地产、矿产方面很多。如在1990年到1992年,当时的政策不允许搞私营企业,所以乡镇企业都打着集体所有制的旗号。90年到92年期间抓了乡镇企业家有300多万人,财产全部被洗掉了,这是“黑吃黑”新式共产,当政者都不爱谈的事,可是确实出现了。这是维护私权的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很多财产的边界不是很明确,公私交叉很容易发生这个问题。第五种是现在犯罪的最高级形式叫做乾坤大挪移,具体想想周、徐、谷、令,他们都没有事权,但通过各种权力的交叉交换最后把钱洗来洗去,最优质的资产包括女人都洗到他们那去了,动辄是百亿、千亿的,这不是一般的商品经济范畴可以解释的。

   比如说我去很低价地控一个股,这个收购股说起来合同都很合法,商业行为,但实际上已经有很多亿给你了,我这手接过来,钱还未付,下一家又有拍我马屁的,增值10亿、20亿收购。比较典型的是周家父子和刘汉的勾结,我给你一个水电站,你帮我杀人。你在刑法表面上看不出来。借刀杀人越货,这都属于是乾坤大挪移的。还有是行政机关的“不当得利”,我不能说是犯罪所得,但我认为是“不当得利”。

   这种“不当得利”,一类是行政审批包括前置审批,还有审批关联的强制性的检测,高价收费。比如说我们要搞环保和环评,消防要消评,特别典型的是强制性的计量器检测。为什么讲它不合理?一个电子秤的检测不要任何的附加成本,因为这是一个法定的。制造是有成本的,你要高于制造成本4-5倍收费,至少是不当得利的,你强制收费显示公平,全国这样被强检的涉贪企业有3000多万家,至少有1亿多台,这一项不当得利一年大约是360亿,像这样的事情很多,一加起来就是几千亿,应不应该取消?你必须强制检测的话有没有必要?或者收一个工本,收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价格是2块钱,你非要收360,因为我们电子秤的市场存量大于当年产量,光这一个小的检测费可能是当年工业产值的几倍,合理吗?

   主持人:有没有交了这360块钱,还是不给过的?

   蔡晓鹏:也有收400的,白吃白喝养了很多人,有没有必要收那么高?完全没有必要。但为什么讲合法?是因为发改委批了就是合法的,但是你批了不等于你就是合法的。所以我们就要反腐,要看到犯罪的问题,也要看到行政收费的不当得利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这个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所以我在讲话中谈的还是包括行政收费的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一旦跟审批一相结合,为了赚钱我就故意不让你过,让你过他没有好处,不让你过他重复收费,人出于趋利避害的行为选择,包括政府就拼命地整你。第三个问题是行政在一个项目上的多头多次的重复收费制,这也是不当得利。第四是行政罚款的白条制和分账制也是属于不合理的。我要罚款了打白条收5000,开票入帐我收你5万,一开这个口,百姓为了生存一定是要付黑钱,连白条都不打的。我认为还有一个机制,上面可能会有指标,下来以后返多少款我返多少钱,所以这些是我们要严密关注的。

  

   现实中企业参与反腐仍然是一件高危的事情

   主持人:您刚才讲到了腐败存在的九种形式,我们看到腐败是以很大规模的形式存在的,而且反腐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阻力,那么在现实中,反腐有没有遭遇利益集团反扑的现实危险?

   蔡晓鹏:如果你反腐的兵力弱,单兵作战一定会被干掉,如果你力量大,你就相持,如果你力量很大你就把它灭了,这就是一个斗争。

   主持人:当前的力量对比,您觉得是什么样的?

   蔡晓鹏:现实中就看每一个个案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群众觉得腐败盛行,造成了企业“不敢说、不能说、没地方说”的状态,我说了也没有用,反而会遭到打击,大家的经验就说明了,他反映了之后是连续的不确定性的打击,甚至是多部门的,领导甚至会动用制度机制,想方设法把你撵走,反腐现在还是一个高危的事情,因为它高危不一定是直接表现为对这个人生命安全,是对企业的健康合理的环境带来一种环境性的高危,这就成为了一种阻碍,这就是我们现在要首先解决和研究的问题。这个不是基层的问题,怎么让老百姓敢讲话?如果没有群众的介入,反腐一定要失败,没有人民群众的参加反腐一定会夭折。

   主持人:目前这一块还是比较弱的,公众参与反腐的程度很不够。

  

   下一步反腐的关键是要实现五个同步

   蔡晓鹏:对。公众参与的程度不够。首先就是反腐怎么依靠群众这一点是需要很好地注意和改善的。关于反腐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刚才我讲到目前我总的感觉是中纪委孤军奋战缺乏联动,因此我前面的题目讲的是“合纵连横、肃贪改制”。下一步大家要关注什么东西?因为王岐山同志讲了这是打虎是治标,才能为治本赢得时间,最后我们要建立起一个让党员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保障,这是大实话也是百姓的心里话。

   下一步需要密切关注的关键点有五个同步,第一是打虎与灭蝇能否同步,我们什么时候真正地上下结合由点到面,多部门联动,形成对老虎和苍蝇全面深入围剿的贪腐新阶段。第二,贪腐能不能与改革同步,我们什么时候能把抓虎灭蝇和堵虎穴平粪坑制度改革有机有序结合。第三,公众参与能否同步,这样我觉得我再观察什么时候能形成让广大人民群众从“不敢讲、不能讲、不愿意讲”的制度枷锁解放出来的新局面,建立起能够激发广大人民百姓主动参与反腐倡廉的制度机制,你要有一个制度机制。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秤,哪个部门谁贪?制度漏洞在哪里?该查谁?改什么?群众一说话老虎苍蝇才害怕,你的制度改革才有民意基础,所以我很强调老百姓的民意基础。第四,国家机构能否同步参与,因为反腐这个东西我昨天跟消防局讨论,你管面为什么管那么宽,又管不过来,人大立法要求我们管的东西是什么?你想要他解套,光靠底下不行。要求以中纪委为主,全国上下各个机构都应该主动参与积极配合,在自觉改革的立场上形成团结一致反腐倡廉的格局问题,如果没有其他公权机构的主动参与,和百姓的参与,中纪委势单力薄,早迟会陷入到腐败势力的大陷阱中,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第五,法治能否同步?反腐肃贪简政放权也是我们破旧维新的伟大的改革进程,也是依法治国这个制度(现在是一个口号)能否确立的过程。所以法治同步非常非常重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巩固,我们新的、一些跟反腐直接相关的改革成果,才能实现以法统一天下的规则。

   主持人:您刚才讲的五个关注点很重要,特别是关于反腐与改革的关系,因为大家会觉得反腐败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一批官员的积极性。不少官员,因为反腐败而开始变得不作为了,对此,您又怎么看?

  

   即便90%的公务员走了中国的工作仍然可以做

   蔡晓鹏:我觉得是两块。一块是我们养了一批这样的阶层,他们的行为方式变成了无利不起早,这是以前大家都做得事情,形成了行为和思维的惯性。但现在反腐倡廉高压态势下,他就觉得我做事没有好处了,收钱有风险做事无好处,他就采取了一种抵制的行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二,很多人觉得下一步的新的行为应该是如何他们不清楚,旧的行为我看来让他们继续走风险太大,新的应该怎么做?制度上应该怎么调整,这个方向没有明确,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加紧改制明确下来。

   主持人:您觉得应该明确改革方向给下面的官员阶层吃一颗定心丸,是这个意思吗?

蔡晓鹏:不,我觉得不是。是给他们吃“转心丸”。第一要让官员知道如果再靠食利在官场上要被淘汰,不是踏实不踏实的问题。第二如果在转型中不能适应也要淘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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