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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星久: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起始时间

——兼论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形成的社会条件

更新时间:2015-01-05 21:04:20
作者: 张星久  

  

   【内容提要】从类型学的角度看,先秦与秦汉以后君主制存在重要区别。君主专制政体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涵义:(1)君位的终身制和世袭制;(2)君主地位至高无上;(3)君主独揽国家权力。从这个概念出发,综合考察先秦君权的实际状况、政治制度的构成要件、社会条件(经济制度、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情况)以及行政管理的技术条件等综合因素,可以断定先秦时代不可能产生君主专制政体。因此,君主专制政体应始于秦汉。

   【关键词】君主专制政体/基本内涵/起始时间/社会条件

  

   本世纪40年代,王亚南先生曾在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断言,"新旧史学家,社会史学家已公认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轫的朝代。"[1](第39 页)关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起始时间问题似乎已经解决。然而,从8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出现"先秦专制说",认为中国自有国家之日起就一直采用君主专制政体,至少从商周以来中国就已经是君主专制国家(注:参见严家其:《国家政体》,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43页; 张晋藩等:《中国政治制度史》,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2-473页;陈剩勇:《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破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1页。)。 这和"秦汉以后专制说"的分歧根源于对"什么是君主专制政体"的不同理解。不无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很少从正面详论这一问题,参与讨论的也以历史学界、思想文化史学界的研究者为主,双方似乎都不太注意吸取政治学、法学方面已有的知识和结论,从而难以找到讨论问题的基点。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对于这样一个不仅属于历史学界、而且属于政治学研究领域内的重大问题专门提出来加以讨论,应当是很有必要的。

   一、"君主专制政体"的基本内涵

   为了确立讨论问题的前提,首先对"君主专制政体"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略作梳理。

   目前,对于"君主专制政体"或"君主专制制度"(an absolutemonarchy/an autocratic monarchy)这个词汇,学术界在理解方面并不一致。只要翻阅一下《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有关条目近乎冗长的解释[2](第194-197页,第480-481 页)以及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界关于君主制、中国君主专制国家问题的长期讨论[3-4], 就会知道它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不过,对于政治学和法学界来说,"君主专制政体"作为一个指涉及某种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分类概念,则大体上还是有其约定成俗、相对确定的内涵或语义的。

   众所周知,君主专制政体或君主专制制度属于君主制政体的一种。按照通常的理解,相对于其它的政体或政治形式,君主专制制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1.君主职位的终身制和世袭制,即君主没有任期的限制,君主死后其职位由家族成员继承,君位在一家一姓内世代相传;2.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特殊的尊荣,甚至有的被赋予某种超人的神性和神格,如被称为"太阳"、"天子"等等;3.君主独揽国家权力,君权超越任何其他权力和法律之上,是不受制约的、绝对的权力[2,5-7](第332页)[8](第22-23页)。

   以上三个方面综合起来,构成了君主专制政体与其他政体类型的区别。其中,第一、二两方面是君主专制制度起码的前提条件,但只是君主专制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君位世袭制以及君主享有某种独特的、尊崇的地位等并不是君主专制所独有的内容,在其他非专制类型的君主制下也存在类似情况。所以,专制和非专制君主制的实质性区别,关键就在于君权是不是绝对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关中国君主专制制度起于何时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对这一内容的不同理解而展开的。

   我们知道,任何政治统治权力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实实在在地体现在一些具体制度中的。那么,这种绝对的、不受制约的君权一般会具有哪些制度"外壳"或表现形式?综合各家的解释,所谓君权绝对、君权不受限制或制约,首先是指君主的意志凌驾于一切法律和机构之上,成为一切法律和权力的来源,君主不对任何机构与法律负责,不受宪法或法律的限制,也缺少依法设立的分权机构的监督制衡。这也就意味着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君主集权,使一切国家行政、立法和司法大权都由君主独揽,不存在任何合法反对、合法牵制君权的力量、机构和制度(如中国秦汉至明清),或者虽然存在一些准代议制的组织形式(如专制时期英国的Parliament-巴力门,法国的三级会议),也被专制君主压制到最低限度而不再发挥实质性作用。

   不难看出,政治学或法学所谓的专制君主权力"不受限制"或"不受制约"是有其前提及特定含义的,是就君权不受法律制约、不对任何机构负责、不受任何机构和权力的"合法反对"与制约监督这一含义而言的。抛开这一点,就不能说专制君主毫无限制。任何权力都是在一定的关系中存在和运行的,权力的运行不仅受掌权者本人情况(如能力素质、价值偏好)的制约,还要受权力关系的另一方情况的制约,同时还受权力关系双方所处的社会环境、具体制度环境以及历史文化传统诸因素的制约。正是在这一前提下,笔者曾撰文讨论君主专制中存在的对君权的内在调节制约机制问题[9-10]。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条目作者也指出,君主专制不可能是"完全彻底的专制",在这种社会里"惯例对专制权力就是一种重要的制约因素"[2](第480页)。然而,有一种观点却认为,君主专制就是君主不受一切限制、可以"为所欲为,毫无约束",如果硬要说君主的权力有什么限制的话,那也只是在君主只限于代表一小撮人和一家一姓利益这一点上存在着限制[11](第244-245页)[12-13]。 这样的理解难以真正划清专制与非专制政体的界限。不过,注意到任何君主制下的君权都存在着限制,注意到不受任何限制的君权事实上在君主制下都不存在,这对于丰富人们对君主专制制度内涵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14] (第293-295页)。但如果以此为由,否定君主专制的存在, 则同样是脱离了问题的特定语境和前提,混淆了两种含义不同的"限制"。

   二、君主专制政体的制度要件

   以上所谓的专制君权"不受制约",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意味着君主最大限度的集权和最大限度的个人独裁。这种集权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从横向来说,君权能够遍及全国,不允许在一个国家共同体内存在独立或半独立的王国;从纵向来说,意味着可以把地方权力集中于中央,又最终集中于君主一人。从专制制度的原则和精神实质上说,君主可以对于国家范围内的任何事务具有最终裁决权。

   从历史上各国君主专制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这种纵向和横向集权,必然要发育出相应的官僚制和中央集权制度是君主集权要求的必然表现形式或必备的制度要件。

   关于这一点,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涉及到。如艾森斯塔得指出,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或官僚行政机构是"历史官僚帝国"(汉代至清代,实即本文所说的君主专制时期)的"最为重要的"发展与维持机制[15](第100、23、12页)。 马克斯·韦伯也把秦始皇建立起一个"根据功绩与皇恩晋升的严格的官僚制秩序"作为"真正的专制制度"的开始[16](第54页)。《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也指出,"专制君主制总是高度集权的,因而必须建立一套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体系。"[2] 在中国学者当中,王亚南就曾指出,"在专制制度出现的瞬间,就必然会使政治权力把握在官僚手中,也就必然会相伴而带来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1](第22-23页)。 田昌五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中国专制主义与官僚制度、"行政建制"即郡县制密不可分的关系[17]。施治生等学者把建立"一整套官僚体系和机构"作为君主专制的特征之一[18](第6-7页)。董崇山在《政体论》一书中说得更为清楚:"专制君主制……就是君主个人独揽一切国家权力的政权体制。……没有绝对的、完全的个人集权制,往往就没有中央集权制。也可以反过来说,没有中央集权制,往往就没有中央的完全的个人集权制。"[19](第181-182页)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官僚制和地方行政制度的逐步发展是考察英国专制王权形成过程的重要指标和变量[14](第12章)。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中,列宁也曾指出,"沙皇专制就是官吏专制"[20](第117页)。

   不难看出,上述这些看法并非想当然的逻辑推演,它们实际上是思想家和学者们对各国专制政体在运行当中表现出的共性的概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这些观点,是要强调说明,尽管在实践中官僚制、中央集权制既可以和专制政体结合,也可以和民主政体结合,有了这两种制度并不必然导致专制制度,但反过来君主专制制度却不能离开官僚制和中央集权制而独立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官僚制和中央集权制是君主专制的必然表现, 是君主专制得以实现的"特定组织方式和制度方式"[15]。因此,在判断一定时期的君主制是否专制时,当然不能无视这一君主专制的现实表现形式和衡量指标。然而在涉及到君主专制制度问题时,有的学者恰恰忽视了这类制度要件,而只是从专制国家的性质(国体)、社会条件等方面做文章,因而容易产生理解上的混乱。

   三、关于中国专制君主制的起始时间

   通过以上分析,大致上可以明确君主专制政体概念的基本内涵和特征,这是我们判断某一政体是否为君主专制政体的综合依据。事实上,人们之所以对秦汉以后的君主专制政体没有产生争议,正是由于它同时具备了这些条件或特征,这说明包括主张先秦专制说在内的学者们也都自觉不自觉地认同了这些标准。人们对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前夕英国、法国的君主专制政体之所以也没出现太多的争议,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同样的标准运用于先秦,则关于中国专制政体始于何时的争论当会不难解决。

众所周知,在商周时期国家的重大决策与管理活动中,贵族乃至平民起着相当明显而重要的作用,以各种惯例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参与和约束机制,使王权事实上受到比后世更多的制约。在这方面,学术界关于商周政治的一些研究提供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证。过去人们看到当时文献中关于国有大事"谋及卿士"、"谋及庶人"的记载,以及君有大过、反复谏之不听则"革之"、"去之"、"易位"的说法,甚至如孟子所谓诛杀独夫民贼的主张[21](襄公十四年)[22](《万章》下,《梁惠王》下),可能会以为这不过是儒家的理想和愿望。然而,从目前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这些其实都有史实方面的根据。如《春秋左传》僖公十五年记秦晋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他捎话给晋国卿大夫,要他们"朝国人"以商议和战问题;哀公元年记吴国侵陈,陈怀公"朝国人以问":"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说明到春秋时期还保留着遇到大事"谋及庶人"(国人)的习惯。又如商周的师、保官,不仅参与重大国事的决策,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否决君主的决定,可以拥立君主,对君主有监护权,君主有过可以挞罚,在君主缺位的时候可以摄政(共和行政),甚至可以放逐君主而在礼法上并不为"逆"(如伊尹放太甲)。另外,史载周代君主与国人、诸大夫和个别执政贵族共商国政的会议形式分为外朝、内朝、燕朝三种,以往人们往往疑为后人的附会。而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它们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谋及卿士"和"谋及庶人"的具体形式[23-24]。这些情况都突出地说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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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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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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