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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放: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市私立小学的接办

更新时间:2015-01-05 13:59:44
作者: 张放  

   近年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的研究成为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重要支流,现有研究成果业已覆盖多个领域①。本文亦属于“建国史”研究范畴。“建国史”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意识便是,执政经验尚不丰富的中共新政权是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和思想改造的双重努力,来整合一个饱受战乱困扰、发展阶段极不均衡且价值观念多元混杂的旧中国。在传统研究范式中,新政权成立初期,社会各界积极配合共产党的改造与建设,各行各业均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或与之相反,社会对国家政权的进入毫无抵抗。研究者对这种缺少张力和复杂性的“蜜月关系”和“极权关系”逐渐提出修正——随着档案的披露和资料的丰富,更多的细节为人所掌握,“对抗关系”被揭示。可以说,重新发现政权和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取代正统党史叙事中的“蜜月关系”以及西方刻板印象中的“极权关系”,是“建国史”研究兴起的重要契机。

   具体到教育领域,关于大学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始终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②。而高等学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命运也已进入研究视野③。相比之下,除专门从事教育史的研究者之外,鲜有人问津基础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变化。由于教育史研究拥有专门的视角和取向,因此很多历史细节并不为其所重视。如果在“建国史”研究的脉络中考察基础教育,研究意义将会有所不同。首先,考察政权对基础教育的改造有助于我们认识官方意识形态是如何逐步植根于学校,并借助学校这一最重要的组织传播工具向社会新一代进行教育的。其次,基础教育所牵涉到的学生、家长、教师等社会力量的人数要远多于高等教育,其人员结构和历史背景亦更为繁杂。因此,对基础教育领域的考察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政权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反思。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以北京市为例,考察私立小学的接办,从而对主流意识形态进入相对独立的教育系统的过程作出初步梳理,并对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权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作出归纳。

   一 政府控制:私立小学的登记注册与整顿

   1948年年末平津战役接近尾声,中共开始部署对北平等大城市的接管工作。从农村根据地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充分意识到大城市与工业区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并深知缺乏城市管理经验④。因此北平市委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要求“首先自上而下地系统地原封不动地加以接受与管制,不要搞乱;待接收完毕,经过研究之后,再统一地分别、有步骤、有计划地加以处理”,反对“采取完全粉碎的方针”以及“用落后的方法去代替比较进步的方法”;并特别强调对“大、中、小学及一般文化教育机关,不要不加分别地在没有必要时也都派军事代表”⑤。1949年1月负责接管北平工作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在市政府下设教育局,负责中小学的接管工作⑥。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人北平以后,接管工作正式展开。市教育局设立国民教育科,专门负责公私立小学的事务⑦。经过战争洗礼的北平市各项损失严重,百废待兴,因此恢复和发展生产成为当时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⑧。而在教育领域,干部教育得到了更多的强调⑨。因此接管小学过程中的基本原则是“先公立学校后私立学校,先处理反动落后的学校后一般学校,先城区学校后农村学校”⑩。从2月份至5月中旬以前,小学接管工作的重点在市立中心小学(11),截止到5月1日,20所中心小学中的15所已被接收(12)。5月中旬之后,市立一般小学也被陆续接收。被接管的公立小学撤换了旧校长(13),教师中的党团员及积极分子带动一般教员深入学生生活,建立了学校民主管理制度,废除了训育制度,恢复了学校的正常秩序(14)。接管后,公立学校的机构得到精简,将教务、训育、事务、体育四处改为教导、总务二处,实行教导合一,经济上也逐渐透明、节约(15)。

   考虑到当时的经济状况和人员配置问题,根据“凡私人能出钱办学校者,只要不违犯我们的教育方针,我们一概欢迎”(16)的原则,市政府并未立刻着手接办全部私立小学,而是对其进行整顿改造,纳入控制范围;并希望这些学校通过自主经营,加之政府的若干补助,能够暂时维持下去(17)。正如彭真所言:“我们对于私立学校,凡是执行了政府的教育方针,办得好的,应予鼓励和扶持。这对于人民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18)

   北京市解放前共有私立小学143所,解放后一年内新成立的学校有80所(19)。为了全面掌握这些学校的情况,教育局对私立小学进行登记(20),颁布《北京市私立学校临时管理办法》,规定:“本市所有私立学校无论过去业已立案与否均须重行登记以便审查,凡新创立之学校未经登记核准前不得招生。”(21)此次登记主要包括三部分,分别为学校情况、董事会情况和教师情况。调查表涉及内容非常细致,包括统计对象的各个方面,突出对政治立场的调查:学校情况调查表须填写校长的经历、政治主张和党派关系;董事会情况调查表须填写每个董事的详细学历、过去职业、现在职业、社会活动、党派关系、社会关系、过去和现在的政治主张;教职员情况调查表须填写出身、参加党派及宗教社会团体情况等(22)。通过调查登记与教育局审查相结合,私立学校的人事、财产等各方面的情况被基本掌握。在这一过程中,私立学校只有被“认为确能执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及人民政府教育法令并获有成绩时”,方能立案批准;校长和教职员必须按照该方针进行教学,如有违背,教育局可令董事会另派校长或改聘教职员;董事会新任命的校长必须经教育局批准才能就任,且不能由外国人充任;另外,《临时管理办法》还对学校学制、课程教材和教导制度进行限制,要求与公立学校相同,并将宗教科目剔出课程之外(23)。与此同时,教育局颁布《北京市私立中小学校董事会暂行组织纲要》,对董事会的职责进一步明晰(24)。

  

   在整顿过程中,具备下列情况之一者首先被政府接管:第一,有特务性质的反动学校;第二,经费确实难以维系的学校;第三,学校负责人有政治、经济问题的学校。从表1可以看出,此次被接管的学校多为“政治上存在反动”的学校;政府为避免额外的负担,这些被接管的学校除一所改为市独立小学外,其余学校要么并入其他市立学校,要么停办,要么在政府的监督下保持私立性质。整顿之后,这些学校已被有效地纳入政府的控制范围,接受教育局的领导和监督,其独立性受到明显限制。

   二 “为了学生”:经营困难学校利用主流话语寻求政府接办

   1952年之前,由于工作重心和经费问题,文教局在接办私立小学方面并未表现出积极态度。除主动接办政治反动、所有权归国外拥有的私立小学外,文教局希望通过“积极领导和经济补助的方针”(25),维持私立小学的经营,在保证监督控制的前提下,减轻政府经济负担。1950年,北京市文教局公布经费补助办法,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获得补助:第一,“办理完善,成绩优良而经济确实困难者”;第二,“贫苦工农子弟占全校学生总人数,中学在三分之一、小学在三分之二以上,因收费较低难以维持者”(26)。但实际上,在舆论不断宣传下,办学方面“崇尚公,摒弃私”的观念已为多数人所接受,许多人不愿在私立小学继续就读(27);况且,不少私立小学根本无法依靠微薄的政府补助而摆脱经费困境——当时,受外国津贴和教会资助的学校基本上失去了经济来源;国内尚不明朗的局势以及不断的政治运动也使得多数私小董事会形同虚设,没有能力或不愿继续投资;而公立小学不收学费、只收杂费的政策(28)对贫苦家庭的吸引力超过私立学校(29);加之有些学校管理混乱,声誉下降,生源数量无从保证。截至1952年,北京市共有168所私立小学尚未接办,单纯靠学费苦苦支撑的就有143所;教师待遇很低,需要政府大量补助,用北京市教育局的原话说就是有的学校教师的工资已“降到可惊地步”,然而这些学校的收费标准却是市立学校的三到四倍(30)。在国家经济尚未恢复的情况下,政府初衷与部分私立小学实际状况之间势必存在冲突。此时,这些学校的董事会、教师、学生和家长形成一股社会力量,主动出击向政府施压,申请接办,要求改为公立学校。

   早在1949年年末,私立春明小学就向文教局呈请,希望改为市立学校。他们在说明情况时主要强调了以下几点:学生缴费困难,人数逐渐减少,且成绩优良、家庭贫困的学生享受减免学杂费政策,经济情况愈加困难;学校校舍、设备完全,易于接办;教员尽管坚持学习与工作,但收入确实无法担起家庭重担,生活陷入困境;家长要求学费进一步降低(31)。这样一份突出学生困难、中肯又不失情感的申请很快得到了文教局的回应,批准其与同样申请接办的私立广惠小学合并,改为市立第八区老墙根小学。其他经费困难、希望政府能够接办的私立小学也纷纷效仿,递交申请时以学生为中心,围绕董事会、教师和家长做文章,向政府施压。仅1950年就有培新、文治、伊斯兰、三忠等十余所私立小学向文教局申请接办被批准。1951年至1952年上半年,世盛、育文、慈慧、民立、育文、商育等数十所私立小学申请接办被准。

   当然,私立小学向政府申请接办并非全都一帆风顺,不少学校通过不断地博弈才如愿以偿。以私立博爱小学申请接办为例,1951年暑假他们便向文教局申请接管事宜,但文教局并未批准,且要求其坚持办学。一个学期之后,1951年12月24日博爱小学董事会再次写信催促文教局接办,声称“收支不能相抵,积亏太多,我会无力筹垫,房租不能拖欠,且大量增加,教职员生活又为必须,下学期实难进行”,并拿学生的利益和前途相威胁:“该校学生现有六班共计二百余名,若由校方自行解散,恐各生各方投考困难,骤今失学,未免可惜。故不得不及早声明,请求接办。”(32)1952年1月9日博爱小学董事会继续呈请所属区文教科,指称校长体弱多病,已无法继续任职;六年级教员也因产假人院,无法坚持上课,师资匮乏;并再次以避免学生失学为由敦促政府接办(33)。文教局对该小学的催促并未作出积极反应,直到1月18日博爱小学才收到区文教科对去年12月呈请的批复,称“关于请求接办博爱小学问题碍难照办,详情已与孙董事长面谈”(34)。据此,博爱小学针锋相对,将学生问题推给教育局:“既不能照准接办,所有学生应如何由局方分配”;并要解散董事会,不再继续办学。在不断施压下,3月份博爱小学的呈请终于获准,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接办该小学,改为市立第五区顺城街小学分校(35)。当得到获准的消息后,博爱小学立刻呈文,不无夸张地表示“各级生听闻甚感政府的体恤,无不欢喜异常”,并保证尽快完成清点交接工作(36)。

这一阶段私立小学接办的最大特点就是政府原则上采取只管不接的方针,而办学困难的小学董事会则利用中共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动向政府出击,请求接办。与办学条件好、经费充足的私立小学相比,这些处在破产边缘的学校对于董事会来说无疑成为负担。在国家政策并未鼓励接办私立小学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在呈请接办过程中与政府博弈的最大“杀手锏”莫过于“学生利益”。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37);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教育“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小学“应该多多吸收工农的子女”(38)。就北京而言,截至1950年北京市的失学儿童大约十万,当时小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增加班级数,让更多学生入校(39)。学校董事会充分利用扩大工农贫苦子弟受教育的政治话语,纷纷强调该校工农贫困子弟占相当大的分量,并对他们采取优惠政策,减免学费,导致学校运营经费更加紧张(表明其对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支持与施行),继而不断向政府施压:若学校不能及时接办,该校学生恐怕将失去上学机会。如果说地方政府能够应对学校“哭穷”,那么一旦提及学生失学的问题,他们往往就招架不住了。因为倘若坐视学生失学不管,地方政府的作为就与中央正统意识形态话语相违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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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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