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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瑜:杜诗柳词“只是实说”论初探

更新时间:2015-01-04 22:39:51
作者: 周子瑜  

   南宋·张端义《贵耳集》上卷有段论述:“项平斋自号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荆南,所训‘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扣其所以,云:‘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这一“实说论”,历代词论家,或赞成,或批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亦拟谈谈笔者对这一命题的初步理解。不当之处,请专家及同好者教正。

     (一)

   对于杜甫,所谓“实说”,不是别的,乃是他在其一生的诗的创作实践中,对不断深化、逐渐成熟起来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毫不动摇的坚持;至于柳永,便是在词的创作实践中,对来自杜诗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上作不同程度的接受、融化以至体现。

   本文自应从杜诗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如何深化、如何走向成熟的问题谈起,当然也只能略述其大概而已。

   就杜诗题材、主题、意境、风格的变化来看,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发生的“安史之乱”,应是其分期的显著界线。六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终古虽远,僾焉如面。”从杜诗题材内容逐渐拓展、丰富和变化中可以看出,诗人的创作实践是和李唐王朝的由盛而衰有着极其密切联系的,其诗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反映。

   在“安史之乱”以前,特别是在杜甫困守长安十年的前期以前,就他的诗的题材内容而论,多半是诗酒交游、山川风光及投赠求荐那样的描写,触及社会问题的作品较少较浅。当然,即使是那样的诗作,却具有一种最为突出的审美特质,亦即对“盛唐气象”作了生动而深刻的表现。这样的代表作有《游龙门奉先寺》、《望岳》、《登兖州城楼》、《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夜宴左氏庄》等等,读读这些篇目,都会直感到具有气势雄健、境界旷远、情调热炽、抒写自然的特征,尤其是更能给人一种感发力量。实际上,这也就是“盛唐气象”在诗中的具体体现。

   前人认为,杜诗较之与其同代其他诗人的那是更富有盛唐气概之作,兼得众人之长、之美,高出一筹。明·胡应麟曰:“少陵诗,兼总盛唐,集众家之胜。如‘山随平野阔,江入大荒流’,太白壮语也;杜‘星随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骨力过之。‘九衢寒雾敛,万井暑钟多’,右丞壮语也;杜‘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精彩过之。‘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浩然壮语也;杜‘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气象过之。‘弓抱关西月,旗翻渭北风’,嘉州壮语也;杜‘北风随爽气,南斗避文星’,风神过之。读唐诗至杜,辄令人自失”。(见《杜诗详注》卷二十二引)

   杜甫十年困守长安的后期,特别是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以后,其诗还偶有“盛唐余响”之作,但更重要的则是题材内容焕然一新之什。

   为什么杜甫创作的后期,还会有“盛唐余响”之作呢?这也是他坚守“实说”的一种表现。“安史之乱”之后,每当诗人遇到时局相对稳定、消息令人鼓舞及心境较为开朗之际,所作之诗便往往回响着他早先耳熟能详的“盛唐之音”。例如《后出塞五首》、《客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岳阳楼》等等,就是这样的佳构。我们读读这样的诗作,虽然感到“盛唐气象”的描写稍有弱化,但仍具英风俊彩,骨力遒劲,足撼人心。

   杜甫在他人生的后半和创作的后期,由于饱尝了科考落榜的哀伤、求荐无门的屈辱(即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所说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别家的苦恼(即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所说的“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观察到了社会的贫富悬殊而对苦难的人民及守边的戍卒产生了无限的怜惜(即如上诗所说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更亲身经历了乱离逃亡的熬煎,又曾目击逆贼肆虐行凶的惨象和遭遇着国破家丧的苦难,因之才更加正视了现实,开阔了视野,升华了思想,强化了悲愤,从而拓展了诗的题材内容领域,写出了深刻地反映危机四伏、战乱迭起的时代面貌的许多名篇,诗中的内容掺和着他个人的无限辛酸和热泪。例如《寿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九首》、《醉时歌》以及《月夜》、《悲陈陶》、《春望》、《哀江头》、《羌村三首》、《北征》和“三吏”、“三别”,等等,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作品写实性越来越突出、鲜明,标志着他的诗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正在走向成熟。

   以后,杜甫飘泊巴蜀及荆湖的十多年间,那是他创作丰收的黄金时期,所作篇什占他留传至今的篇目总和的三分之二强。他的这个时期的诗作,题材内容继续有所拓展,既有行旅羁思、关切时局、回味往事之什,亦有吟赏风景、入境访俗、登高临远、咏怀古迹之篇,真是琳琅夺目,而其所运用的现实主义方法和技巧可以说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化境。

   还应指出,杜甫后期所创作的现实主义作品,除了有其“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那样的艺术特点外,还强化了叙事因素、知性成份及韵语散文化这样的崭新的审美特质,洋溢着敢于突破诗艺传统的革新精神。《杜诗详注》卷二曾引周甸的话说:“少陵值唐运中衰,其音响节奏,骎骎乎变风变雅,与骚同功。”此乃中肯之言,不易之论。

   无疑,杜甫前期诗作对“盛唐气象”的“实说”,特别是后期诗作由于反映战乱时代的深入和扩展而呈现出题材、主题、意境、风格的多元化,都对北宋前期词坛巨子柳永有所影响,提供了成功的借鉴。可是宋人的一些议论,仿佛仅看到杜甫前期能反映“盛唐气象”的诗作才对柳永作词有所启示和作用,如说什么“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景气……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黄裳《书乐章集后》)、“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咏叹,乃于耆卿词见之”(祝穆《方舆胜览》卷十引范镇语)、“(柳词)太平景象,形容曲尽”(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等等即是。显然,黄、范、陈等人的认识,有很大的片面性。

     (二)

   那么,杜诗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怎样具体地影响及柳词的呢?我以为主要的是在其内容的审美特质上,亦即“实说”了些什么。

   对照言之,杜甫所涉及的题材和主题,柳词亦大至兼备,如文朋酬唱、歌舞宴集、科考落榜、羁旅行役、离别相思、触景生情、借古述怀、托物言志,等等即是。因此,柳词特别是其中的慢词,比之晚唐、五代及北宋初题材狭窄、主题单调的流行小令来,已迥然有别,题材和主题,算得上是十分广阔了。可见柳词一如杜诗一样,很有革新精神。这正如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所论断:“词人变古,耆卿首作俑也。”

   概括说来,杜诗现实创作方法对柳词内容“实说”的审美特质的影响,主要的有如下三点:

   第一、促使柳词,特别是其中的长调慢词从狭窄的小庭深院花前月下境界的描绘走向开阔绵远的关塞山川境界的创造。

   柳词在境界创造上获得如此审美特质,在词学发展史上是一次了不得的变革。加拿大华裔词学家叶嘉莹女士在《论柳永词》(见1984年第2期《四川大学学报》)中认为,五代词写环境往往多只限于闺阁园庭之中,而柳词却能自写“行踪”与“所及之广大关塞山河”,因之“景物形象”显得“开阔博大”。柳词境界之能如此拓展,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审美意义的。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传统的中世纪思想方式的千年藩篱,同旧日的狭碍藩篱一起崩溃了。在人的外界视线和内心视线前面,都展开了无限广大的视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柳词境界的拓展,亦即视野的扩大,无疑是对小令狭窄境界的刷新和苏、辛词作出现更加广阔壮丽境界的预示。

   苏轼之所以对柳永《八声甘州)大为嘉许,正是由于那首词创造了有如包括杜诗在内的唐人诗歌的博大辽阔的艺术境界,气壮声宏,悲概万端,读来令人心旌摇荡难已。其词如下: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对此词,苏轼高度评价道:“人皆言柳耆卿词俗,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佳处,不过如此……”(见明·杨慎《词品》卷三)近人俞陛云谈到此词时,更明确认为:“……以其有提笔四顾之概,类太白之‘牛渚望月’、少陵之‘夔府清秋’也。”(《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柳词的博大阔远境界创造,当然绝非对杜诗及其他唐人诗作的照搬硬抬,而仅是对其构建路子的参照;无疑同时也对其中的某些意象作了汲取,并使之融入新创的特定境界中去。比如杜甫《登楼》中的“花近高楼伤客心”,《登高》中的“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长作客……”,以及《秋兴》中的“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连天涌”、“孤舟一系故园心”、“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等等意象,就很可能在柳永创作《八声甘州》时有意无意地作了吸取,并使它们融入到此词博大阔远而又具悲壮气概的境界中。

   柳永在创造博大阔远艺术境界时吸取杜诗的某些意象,例证是相当多的,下面再略举几例:

   杜甫《上白帝城》有句云:“取醉他乡客,相逢故国人。”

   相应的,柳永《轮台子》有句云:“感行客。翻思故园,恨因循阻隔。”

   杜甫《望岳》有句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又《登兖州城楼》有句云:“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

   相应的,柳永《迷神引》有句云:“天际遥山小,黛眉浅”、“芳草连空阔,残照满”。

   杜甫《与任城许主薄游南池》有句云:“晚凉看洗马,森木乱蝉鸣”。

   相应的,柳永《少年游》有句云:“高柳乱蝉嘶”。

   杜甫《月夜》有句云:“今夜鄜州月,阖中只独看。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又《恨别》有句云:“思家步月清霄立。”

   相应的,柳永《佳人醉》有句云:“正月华如水,金波银汉,潋滟无际”,“素光遥指,因念翠娥,杳隔音尘何处?相望同千里。”又《归朝欢》有句云:“一望乡关烟水隔。转觉归心生羽翼”、“归去来,玉楼深处,有个人相忆。”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我与清人谭献颇有同感,他对柳永《倾怀》(鹜落霜洲)分析道:“耆卿正锋,以当杜诗。‘何人’二句(即‘何人月下临风处,起一声羌笛’)扶质立干,‘想绣阁’二句(即‘想绣阁深沉,争知憔悴损、天涯行客’),忠厚悱恻,不愧大家。‘楚峡云归’三句(即‘楚峡云归,高阳人散,寂寞狂踪迹’),宽处坦夷,正见家数。”(《谭评词辨》)这是颇中肯綮之论。

   第二、促使柳永从小令的单纯缘情而作进到长调慢词叙事、纪实以至写人成份的逐渐增强。

   诗词创作,由于叙事、纪实以至写人成份的增强,无疑更能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客观现实生活,生动而直接地表现出种种人生世相,此为坚持“实说”的现实主义诗歌的必然创作趋向。

   如果杜甫前期作品的叙事性、纪实性还较为薄弱的话,后期作品则随着所反映的时代社会的矛盾冲突日益复杂化、尖锐化以至白热化,也就逐渐强化、浓化起来,因为较为单纯的抒情咏怀是远远难以适应客观现实诗歌创作的要求了。

杜甫自传性的系列古风之作,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述怀》、《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昔游》、《壮游》等,就将他自己大半生各阶段生活的来踪去迹如实地勾勒了出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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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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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杜甫研究学刊》(成都)199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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