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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瑜:杜诗柳词“只是实说”论初探

更新时间:2015-01-04 22:39:51
作者: 周子瑜  
叙事性、纪实性都极强。至于“三吏”、“三别”,那更是严格意义上的古风叙事诗。甚至,杜甫竟以律诗、排律叙事、纪实,读来亦流畅动人,如《小园》、《奉赠萧十二使君》等篇即是。《杜臆》评前一篇曰:“以诗叙事为难,在律诗尤难,此章该括四时,妙在错综见意。”(见《杜诗详注》卷二十引)又评后一首道:“此诗以排律叙事,融化古今,条达流利,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上书卷二十三引)还有,杜甫有的绝句,即使短到只有二十八个字,也具叙事、纪实意味。例如《江南逢李龟年》:

   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即是。正因为在杜甫笔下,长的古风、排律,短的律、绝,都能自如地叙事、纪实,从而便充分发挥了它们“实说”的功能,故尔当时就有人称其诗为“诗史”。杜甫一生还写了不少“纪行诗”,叙事纪实的特点也很突出,因而赢得了“图经”的称誉。这就是说,他的这类诗可当作地理书来阅读,或当作导游图来使用。

   相应的,柳永的词,特别是他大量创制的长调慢词,一改往时小令仅止于抒情咏怀的格局,而大大强化了叙事、纪事的份量和力度。南宋·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二中早就指出:“柳耆卿《乐章集》……序事闲暇,有首有尾,……”。清·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也说:“耆卿词,……善于叙事,有过前人。”这里所说的“有过前人”,是讲他在这个方面和前于他以至和他同时代的诸词家都有显著区别,敢于突破词的单纯缘情传统,而用以叙事、纪实。因而在词学领域内,他不能不被人看作革新闯将。

   诗词内容叙事性审美特质的增强,必然会导致对人物言行和内心的刻绘,因为事在人为,无人即无事。明·胡应麟评杜甫的《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等偏重刻绘人物的诗作道:“……每读一篇无论其人履历,咸若指掌,且形神意气,踊跃毫楮,如周昉写生,太史序传,逼夺天工。而杜从容声律间,尤为难事,真古今绝诣也。”(《杜诗详注》卷一引)至于他的《饮中八仙歌》、《八哀诗》,也都是诗人侧重写人之作,前者一首数人,后者数人一首,情况各殊。《杜臆》评前一首曰:“此系创格,前古无所因,后人不能学。描写八公,各极生平醉趣,而都带仙气,或两句,或三句四句,如云在晴空,卷舒自如,亦诗中之仙也。”(《杜诗详注》卷二引)又评后一首道:“此八公传也,而以韵记之,乃公创格,盖法《诗》之《颂》,而‘诗史’非虚称矣。”(上书卷十六引)至于《虢国夫人》,则是以短小的绝句写人的佳篇,十分传神。

   柳词偏重写人的作品,亦复不少。一首写多人者,甚为罕见。可举《西江月》(师师生得艳冶)为例,其中写了师师、香香、安安等三位汴京名妓;一首写一人者,那就多了,例如《集贤宾》(小楼深巷狂游遍)是写与词人关系最为密切的歌妓虫娘的,而《柳腰轻》(英英妙舞腰肢柔)、《昼夜乐》(秀香家住桃花径)则分别题咏英英、秀香两位歌妓。又有《木兰花》一组四首,又是分别描述心娘、佳娘、虫娘、酥娘这四位佳人。至于《西施》,则集中笔力刻划春秋时期越国民间爱国女性西施的光辉形象,写她“捧心调态军前死,罗绮旋变尘埃”,为祖国的恢复而壮烈捐躯,堪称女中国殇。

   柳永有的词作,还把叙事和写人有机地结合起来,让主、次人物在一定情节发展中行动和在特定环境(场面)里活动,这样便似词中之剧了。人物描写被戏剧化了。他的《雨霖玲》,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词如下: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词中主要人物是作为送行者的一位汴京歌妓(也许就是虫娘吧),次要人物则为即将远游的词人自己。全词可以切分为紧相递进的三个场面,即“长亭饯别”、“江岸目送”和想像中的未来岁月的“空闺独守”。送行者及远游人依依难舍的情态和心中难忍的痛苦,就在这三个场面里的他俩的言谈行止中表现了出来。也许,此词对元·王实甫构思《西厢记》“长亭”一折,是有过启迪的,那一折戏不仅与此词场面类似,甚至情调氛围也相通相近。看来,柳词已将诗歌叙事、写人的艺术直推上了一时难以超越的高峰。

   如果我们能将上面举到的杜甫、柳永的那些偏重于叙事、写人的作品进一步细加研考,还会发现它们到底和小说、戏剧大有区别,各有迥然不同的审美特质。其区别的关键,就在于它们仍然饱和着激情,洋溢着激情,并未失去诗歌的主情本色。肖涤非先生言及杜甫的“三吏”、“三别”时说:“……寓情于叙事写实之中。那种浓郁而激荡的思想感情,完全通过对客观现实的描述而体现出来。”(见《杜甫诗选注》第74页)这一见解,亦与偏重于叙事、写人的杜、柳的其他诗词相吻合。

   第三、促使知性因素在柳词中特别在其长调慢词中得到增强,并与感性因素互渗互融。

   包括杜甫前期诗作在内的盛唐诗歌,所强调的是感性的“兴象”描写,而不大重视知性因素即理性思考。随着社会矛盾冲突的加剧和诗人时代忧患意识的萌生,杜甫困守长安十年的后期,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的诗作的知性因素便逐渐增强起来,越来越明显、突出。知性因素体现在他的诗作中,或为讽谕性的暗示,或为直露式的议论。比如,仇兆鳌论及其《前出塞九首》其六时说:“为当时黩武而叹也”。(《杜诗详注》卷二)这即是说,其诗暗中对玄宗有劝谏意义。至于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所说的“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这当然就是直接的议论了。至于他的《诸将五首》,有人更明确地认为是“政论律诗”。还有,他的《戏为六绝句》在我国诗论史上开了以诗论诗的先河,以后各个朝代相继继承下去,竟然形成了一种诗论风气,造成了中国古代诗论的极为独特的民族传统。清·叶燮对杜诗有一总的评判,曰:“唐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诗,议论尤多。”(《原诗·外篇》)此论切合杜诗实际。

   杜诗知性的增强,不仅直接影响及宋诗而形成“以议论为诗”的创作倾向,其实更早地对北宋初期词坛就有影响了,柳永的词作便最先敏感地作了反应。比如:

   杜甫《陪章留后饯嘉州崔都护》有句云:“劳生共几何,离恨兼相仍。”

   相应的,柳永《看花回》有句云:“屈指劳生百岁期,荣瘁相随。”这是杜诗知性思考作用于柳永词的最为明显的例证。

   柳词知性成份的增强,加拿大华裔词学家叶嘉莹女士亦有所感知,并有所论述。她在《论柳永词》中认为,柳永羁旅行役词已有“正式抒发”“意志”的成份。例如《风云归》中即有“蝇头微利,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漫相高。抛掷云泉,狎玩尘土,壮节等闲消”那样的壮志无成的悲愤之论。至于他的政治色彩甚浓的《鹤冲天》,由于他科考落榜,无故遭到仁宗皇帝刁难,竟然大胆地借以大发牢骚:“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青春都一响,忍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这样知性极强的词作,柳永所作虽然还不是很多,但是却成了宋代一些词家“以议论为词”的先导。

   诗词创作知性之增强,议论成份的出现,无疑有助于作品思想的深化以至能获致深刻的哲学内蕴。应知,纯诗或纯抒情诗,只能感动人于一时,却难以使人久久回味、思索。

     (三)

   杜诗现实主义的“实说”精神,如上分析,确能积极地影响及柳词题材、主题、意境等内容方面;至于它的丰富创作经验,同样也会积极地作用于柳词去采用恰当的形式和技法以表现“实说”的内容。

   杜诗对柳词形式和技法的采用,具体作用何在呢?仅谈最为重要的两点。

   第一、促使柳词适应于叙事、写人及知性思索的需要,更多地采取赋的铺叙手法,力求做到淋漓尽致。

   杜甫作诗,特别是作长古、排律诗,运用赋的铺叙手法,是相当自觉的,乃有意为之。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自白曰:“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具陈”,就是详尽细致地陈述,即极力铺叙也。《新唐书·杜甫传》也说:“……又善陈时事……至千言不衰,世号‘诗史’。”杜甫作诗之所以自觉地运用铺叙法,是他力图充分传达诗中增强了的叙事、写人及知性思考的必然,即为内容决定形式的创作规律在起着作用。

   作为北宋初期重要词家的柳永,更是以善于铺叙闻名词坛的。早在北宋,李之仪就已指出:“耆卿词铺叙衍展,备足无馀。”(清·沈雄《古今词话·词评上卷》引)所谓“铺叙衍展”,就是充分地有力地运用铺叙写法;所谓“备足无余”,即以铺叙写法淋漓尽致地抒发情志和描述人事景物。夏敬观也对柳词铺叙写法的特点作了明确阐释:“(柳永)雅词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兼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手批乐章集》)其实,对于柳词,不仅雅词是这样写的,凡创作包括雅词、俗词在内的长调慢词也都如此。

   看来,杜诗柳词在铺叙写法的运用上是一脉相承的,有其类似的特征。

   柳词如何具体运用铺叙呢?词人还创造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技法,如平叙、开合、点染、白描等等。这些技法,我们还能在杜诗中找到它的渊源及其成功的运用。

   平叙:这是柳词的常见技法。清·周济曰:“柳词总以平叙见长。”(见《宋四家词选》)所谓“平叙”就是南宋·王灼解说的“序事闲暇,有首有尾。”(《碧鸡漫志》卷二)对柳词的平叙,切不可理解为呆板叙述,毫无波澜。清·冯煦认为:“耆卿词,曲处能直,密处能疏,奡处能平,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蒿庵论词》)又陈匪石说:“耆卿善用直笔、劲笔,《玉蝴蝶》一起即见此种作法,且全篇一气贯注。”(《宋词举》)我们感到,这两位不同时代的词学家的论述,才是对柳词平叙特点的准确揭示。上面标举出来的《雨霖玲》,便是以平叙见长之词,其抒写是那样流畅生动,激动人心,何尝有半点呆板之感呢?至于杜诗,也早就出现了对平叙的成功运用。例如他在《拨闷》中,就是以平叙法写云安名酒“麴酒春”的。诗为:

   闻道云安麴酒春,才倾一盏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难事,下峡销愁定几巡。长年三老遥怜汝,捩舵开头捷有神。已办青钱防雇直,当令美味入吾唇。

   这是一首颇有谑浪风味的名酒广告词,值得写广告词的今人借鉴。《杜诗详注》卷十四引黄生的话评曰:“全篇只说一事,略无景语衬缀,殊少开阖之致。”黄生所说,虽含批评之意,但却揭示出了本诗的平叙特点。也许,这类诗恰好适宜用平叙法反复描写诗中的表现对象。杜诗这样的平叙法,柳永可能曾经有过借鉴吧。

   开合:柳词运用铺叙法,并不限用平叙,有的作品亦具大开大合的特点。清·陈锐引出柳永《夜半乐》(冻云黯淡天气)的“怒涛渐息,樵风乍起,更闻商旅相呼,片帆高举,泛画鹢翩翩过南浦”一段之后,认为“此种长调,不能不有此大开大合之笔。”(《袌碧斋词话》)又蔡嵩云更作了概评:“至其(柳永)佳词,则章法精严,极离合顺逆贯串映带之妙,下开清真、梦窗词法……”(《柯亭词论》)至于杜甫的许多长诗,也常常是以大开大合、层层递转、前后照应之笔叙事、写人及抒情表意的,很有特色。范梈论及杜甫的七古道:“七言古诗,要开合,要风景,要迢递、险怪、雄峻、铿锵,忌庸俗软腐。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忽复是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备此法者,唯李、杜也。”(见《杜诗详评》卷一引)柳永创制长调慢词,亦深得杜甫七古如此开合写法的要领。

白描:此本为我国国画的一种技法,即仅用墨线勾勒物象,而不着色彩。柳永效此法作词,则指他在铺叙人、事、景、物时,仅按其本来面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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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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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杜甫研究学刊》(成都)199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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