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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李杜诗学:原理与方法论(之二)

更新时间:2015-01-04 22:33:03
作者: 杨义 (进入专栏)  
《诗人玉屑》卷十六又提到一种“离析句法”:“杜子美善于用故事及常语,多离析或倒其句而用之。盖如此则语峻而体健,意亦深稳矣。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之类是也。”(注: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第342页。)这句出自题为《月夜忆舍弟》的诗,它把“白露”这样的农事节气和“明月”这样的自然意象加以拆卸,颠倒组合,使白、明这样的词语在特殊的位置上变换出动词性,从而在语序和词性的错综变化中浸入了、或生发出凉秋月夜怀人怀乡的深挚的情感。诗的语言哲学,是超常规的语言形式和由此激发出生命意义的哲学,这种哲学不明说而有深味,是一种感悟型或滋味型的哲学。

   在谈论诗的语言哲学的超常性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时地涉及这些语言方式中蕴含的时空组合的特点。诗的时空虽以自然时空为参照,但它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时空,一种包容着各种意象组合、文化意义和情感波纹的心理时空。这种时空存在状态,在用典(用事)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不管是对典故的明用暗用、正用反用,它在借用历朝历代人物故实的过程中,都超越了时间空间的日常状态和秩序,出现了时间空间的大跨度跳跃或匪夷所思的颠倒错综。李白《留别龚处士》诗云:“柳深陶令宅,竹暗辟疆园。”也许是诗人看到龚处士的住宅园林柳竹茂盛幽静吧,他竟然由此联想到五柳先生陶渊明的隐逸趣味,又对仗地、也是跳跃地联想到吴郡顾辟疆的花园,大概也顺带联想到王献之曾潇洒地游过这家名园,王徽之曾在空园种竹,声称“何可一日无此君”的雅趣。诗的用典就这样把时代参差地域远隔的人物,连同他们的掌故和趣味,重新组合成一个富有诗意的心理时空。李白《行路难三首》其三又说:“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说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这里并列了四个历史人物:春秋末年辅助吴王夫差实现霸业的伍子胥,被赐死弃尸于吴江;战国时代曾得到楚怀王信用的屈原,落得投江殉难;晋朝富有才华的陆机,遇害时叹息“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秦朝贵为丞相的李斯,被腰斩之前,感慨不能再牵黄犬、擎苍鹰,出上蔡门逐狡兔。典故的运用,须有一条潜在的意义线索,即所谓“夫子之道,一以贯之”。这段诗中,时空涉及春秋、战国、秦、晋诸朝代,但都聚集于贤(有智慧)达(有职位)者须功成而身退,不然,则由于政治上的无信义、多谗言、好倾轧,险象丛生,势必带来身家之祸。诗人在这么一种潜在的意义线索的贯穿下,建立了一个新的心理时空世界,错综组合着诸多时代的人物事件。这就是古代诗歌中用典的时空秘密,诗人成了心理时空的创造者。接着这段诗,诗人又创造出他的理想人物:“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这个典故见于《世说新语》:“张季鹰(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见机。”又说:“张季鹰纵任不拘,……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注:徐震堮《世说新语校堮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7、397页。)这里主张洞达人的生存意义,

   与其为倾轧残杀的王公贵族卖命,不如回家乡去品尝菰羹、鲈脍、酒,达致生命的自由,从而以道家思想和名士风度来提升人生的境界。在这种心理时空的建构中,诗人是以清静的自然人生对抗纷扰的社会人生的。典故在明用暗用、正用反用中,显得形态多姿,尤其是反用仿佛是今人与古人穿越时空的别具趣味的对话,新鲜活泼而带幽默感。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诗云:“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杜甫在乾元元年47岁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在年渐老、位益微的情景中,参加重阳节宴会,大概只能强颜为欢。他在秋风萧飒、神志悲怆之际,精神穿越了四百余年的时间,想到了晋朝的另一位“参军”。据《晋书·孟嘉传》记载:“(孟嘉)后为征西(大将军)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宴龙山,僚佐毕集。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落,嘉不之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叹。”(注:《晋书》第8册,中华书局1974年校点本,第2581页。)彼参军实在非此参军可比,杜甫在援引这个名士典故的时候,自顾年老发短,又无重臣青睐,就反用此典,以落帽为羞,请人为正冠以遮羞,从而渗入浓浓的人生苦涩味了。宋人杨万里《诚斋诗话》说:“‘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将一事翻腾作一联,又孟嘉以落帽为风流,少陵以不落为风流,翻尽古人公案,最为妙法。”(注:杨万里《诚斋诗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0页。)典故反用具有双重功能,既错综了时空,又扭转意义,甜酸苦辣诸味混杂,在予人感慨之时增加抒写的活力。用典是近体诗具形式的内容,对仗则是近体诗有意义的形式,后者也是与汉语单字成义、字分声调的特质相联系的。同时,中国思想如《周易·系辞上》所言“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相配,对偶乃成。不过,我们读古代诗话发现,近体诗的对仗方式多姿多彩,实际上是要充分发挥诗人的主观能动性,化解对仗可能出现的刻板性为表达的多样灵活性。比如《诗人玉屑》卷七就罗列了唐代上官仪的“诗有六对”的说法,区分出正名对、同类对、连珠对、双声对、叠韵对、双拟对;又说“诗有八对”,即的名对、异类对、双声对、叠韵对、连绵对、双拟对、回文对、隔句对;此外还论及巧对、佳对、的对、奇对、借对。如此式样翻新,追求的乃是对仗中的无穷变化,追求对仗中的不对仗、对位中的错位、外在对偶中的内在参差,赋予对仗更多的流动感。这里也可以用得上《周易》中变的哲学,或其《系辞上》所说的“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成天下之象”。李白才气盛,向以超越格律对仗著称,但他也常以对仗妙句,增加诗篇的神采。《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写道:“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从字面看来,此联不可谓对仗不妥帖,但仔细思量,动物的雁对静物的山,雁引去的是内在的无形的愁心,相对的却是山衔来的有形的好月。这一对仗的飘逸灵动,实在得助于形为对仗,而神含变异和流动。《秋登宣城谢朓北楼》有“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这样瑰丽奇幻的对句也就罢了,偏又来了“人烟寒柚橘,秋色老梧桐”这样苍凉深沉的对句。后者是一个活对,假若死扣起来,它是对得不算工整的,人烟和秋色孤立看来是难以对应的,柚、橘是两种果树,梧桐是一种树木,对起来简直有点参差难合。但它的寒字、老字用得太独特、太妙了,也就使得那些参差隔膜的地方不合而合,甚至合得妙不可言了。

   杜甫是讲究对仗的精审和大模样的,《阁夜》中“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登高》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对仗何等讲究推敲,而魄力又何其宏大。但他也常常改变花样,比如清人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说:“对仗固须工整,而亦有一联中本句自为对偶者。五言如王摩诘‘赭圻将赤岸,击汰复扬舲’,七言如杜必简‘伐鼓撞钟惊海上,新装玄服照江东’,杜子美‘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之类,方板中求活时或用之。”(注: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第552页。)杜甫句中,以桃花和杨花、黄鸟和白鸟作当句对,但对偶中重复了花、鸟二字,应视为对偶的变体,变则显得不过分拘泥。又如杜甫的五言律诗《江亭》,那联“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心和意的意义有所重叠,这类重叠可一不可二,不然就会落入“合掌”的窠臼。但这里的“水流”和“云在”,一写动,一写静;一写地,一写天,就使得心和意的意义粘连处被大幅度分离,形成了俯仰于天地间的清旷。更何况它的前一句是否定句,后一句是肯定句,语气上一推一挽,具有一种潜在的张力。无心与江水竞争奔流的速度,而有意与云彩共享情境的悠闲,在否定肯定之间,诗人与天地万象交流着生命信息。明人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说:“七言律,对不属则偏枯,太属则板弱。二联之中,必使极精切而极浑成,极工密而极古雅,极整严而极流动,乃为上则。”(注: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第83页。 )清人薛雪《一瓢诗话》说:“发端断不可草率,对仗切不可齐整。要知草率发端,下无声势;齐整对仗,定少气魄。”(注:薛雪《一瓢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第708页。)这些话从“对不尽属”、对仗中蕴含不对仗的道理出发,我们可以用新的眼光诠释出“两极求三”、典重中求流动的哲学原理或诗学原理,它是深刻地贯穿于李杜诗学之中的。

     五 诗人才性与民族精神情境、家族文化基因

   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这十一年在平平安安的岁月,只不过是弹指之间的短暂一瞬,但在公元8世纪唐王朝由极盛、 忽乱到急衰的巨变历程中,它却划出了两个时代,弥漫着两种不同的民族精神氛围、两种不同的人生感受烙印。李杜的时代有所交叉重叠,但更本质的是他们的时代有所递变翻转。在某种意义上说,李白是大了半代人的杜甫,杜甫是小了半代人的李白。认清这一点很重要,它可以使人们进入当时情境,知人论世,窥见一些李杜关系的真实面目。比如,杜甫屡屡作诗赠李白、呈李白、怀李白、忆李白、梦李白,推崇“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赠杜甫的诗感情却平淡得多,甚至作《戏赠杜甫》诗云:“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颇有些前人为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愤愤不平,其实,考虑到李白在开元、天宝盛世就诗才敏捷,“斗酒百篇”,诗风飘逸,有“谪仙人”之誉,与王维一道占尽了一时风流;而杜甫到了天宝末年才诗笔渐健,至德、乾元年间杰作迭出,广德、大历之际诗风达到炉火纯青。两相对比,李白明星早照,杜甫大器晚成,他们在天宝前期,也就是李白40多岁、杜甫30出头而交游于中原的梁、宋及鲁的时候,杜甫尚属后生晚辈,无论在诗的成就和声誉上,与李白均非同一等级。因此李白对杜甫的调侃,以及杜甫对李白的尊崇,都是出自身份所限和人情之常。盛世多俊才,乱世多苦思,才华类型各有所宜,从作为诗人的才性发挥而言,可以说时代没有亏待李白,也没有亏待杜甫。他们的性格,究竟成了自己时代的性格和精神状态的极好像征。

即便以李杜二人对诸体诗歌的擅长程度而言,也是个人才性和诗歌发展的历史阶段交互作用的结果。五、七言绝句是诗歌中的轻骑兵,篇幅极小,格律上可以随意截取五、七言律诗的或前、或中、或后四句,简便灵活,适宜于明快清俊之才,在近体诗格律成熟的过程中,也较易得风气之先。因此沈佺期、宋之问探索的基础上,在李白所处的开元、天宝盛世就出现不少精品,广为吟唱。清人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凡例》说:“王维妙悟,李白天才,即以五言绝句一体论之,亦古今之岱、华也”;七绝则“摩诘(王维)、少伯(王昌龄)、太白三家,鼎足而立,美不胜收”,“少陵绝句,《逢龟年》一首而外,皆不能工,正不必曲为之说”。至于律诗、尤其是排律,容量较大,格律精严,需要积累工力和工夫,也需要复杂深邃的社会人生体验,不同程度地带有集大成的意味,这倒是比较适合杜甫的才性和阅历,适合于他那个时期的诗歌发展阶段。上引的《读雪山房唐诗凡例》虽然称赞对于七律“王右丞(维)精深华妙,独出冠时;终唐之世,与少陵分席而坐者,一人而已矣”;但它还是盛赞“七言律诗,至杜工部而曲尽其变。盖昔人多以自在流行出之,作者独加以沉郁顿挫。其气盛,其言昌,格法、句法、字法、章法,无美不具,无奇不臻,横绝古今,莫能两大”。又总括言之:“杜工部有三体诗古今无两:七言古、七言律、五言长排也。”(注: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3-1562页。)考虑到李杜的才性特长和诗体变迁选择,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作了这样的判断:“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绝,皆变体,间为之可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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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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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研究》(京)2000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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