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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先:论宋末的杜诗学

更新时间:2015-01-04 22:09:34
作者: 胡可先  

     一、宋代理学与杜诗学

   杜诗学在有宋一代成为显学,这和赵宋的政治与文化密切相关。宋代的文化精神与唐代大相径庭,杜甫所生活的唐代,以其政治的开明,思想的解放,国力的强盛,武功的显赫著称于世,其文化精神表现为气象恢宏。唐人那涵盖宇宙的胸怀并不容某种思想有独尊的地位,因而贯穿唐代的思想是儒、释、道三种。分别作为三种思想在诗坛上的代表是李白、杜甫、王维,他们的地位始终分庭抗礼。李杜优劣论肇始于唐代,仅在二人逝世后几十年。因此杜诗在唐代虽逐渐受到重视,但还没有得到大力的宏扬而成为显学。

   宋代国力贫弱,与唐代的恢宏气派不可同日而语,然其思维方式的大胆深沉造成了文化意蕴的博大精深。陈寅恪先生曾对宋代文化作了极高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二编》245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调查报告》)杜诗学的发展,就是与宋代思想文化密切相关。我们以往研究杜诗学,多从宋代杜诗的整理、注释以及宋人如何学杜入手,而忽视了宋代杜诗学的思想意蕴与文化精神,特别是理学的影响。因理学对宋末杜诗学影响极大,故本节勾勒其发展过程,以作为论述基础。

   梁启超把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考据学概括为中国历史上四大文化思潮。理学是对儒学的弘扬与发展。汉朝皇帝认识到诗书礼义治天下的重要,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经师硕儒穷研经典,盛行章句之学,虽儒学独尊,而经师硕儒本人则未见受到特别尊重。这种以笺注为主的章句之学,经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没有大的改变。然而,唐代儒学、佛学、道教三种思想相互冲击与相互融合,生产力的发展与人们思想的极度活跃,也必然给儒学的发展带来契机,加以唐代那种波澜壮阔的气象,其光辉无疑会映射到各个领域,而绝不会汲汲于某种学术思想的完成,这种粗线条发展的,富有激情的,浪漫的,诗一般的时代虽然蕴涵着理学的某些渊源,但理学的兴盛与完成要待之于善于思考的宋代。

   宋代的理学家,在赵宋文化极大发展时,以开辟思想基地,重建儒家的人文精神为己任,提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的理想,因而儒家的章句之学一变而为义理之学,后由朱熹集其大成,至理宗时真德秀、魏了翁之倡导,确立了思想统治的地位。中国的学术是复杂多样、众采纷呈的,但宋儒开创的具有人文精神的理学传统,无疑是中国主流学术的支柱之一。

   理学的发展给杜诗学的兴盛带来了契机,也使杜诗学发生异化。

   张载所提出的理学家的理想与杜诗的思想精神有一致之处。杜甫的一生,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己任,忧国忧民,忠君爱物,无时无刻不期望着天下的太平。但与理学家不同的是,杜甫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是一种印象的感受与激情的想象,是盛情的迸发而非理性的体悟,这是盛唐精神的具体表现。而张载的学说则是一种体系,他的目的是开辟思想基地,建立精神殿堂,声称发明“圣人千载不传之奥”,以代圣人立言自居。

   总体上说,理学家以明道为宗,视诗以为小技,甚而否定学诗,包括学杜诗。理学家的代表人物程颐在《二程语录》卷十一中说:

   或问:“学诗可否?”

   曰:“既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诗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个字。’此言甚当。……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

   北宋理学家固执而偏颇,为明道而排斥诗歌,杜诗在他们的心目中,地位不太高。到了南宋,理学的地位不断巩固,理学家对文学也由排斥转向兼容,在论道之余,也论及诗歌,杜诗也就成为他们论诗的重要对象。唐人论杜重功利,重性情,而宋代理学家论杜则重学问,重修养,重义理,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论诗文字也不少。《朱文公集》卷三五《答刘子澄书》:

   文章犹不可泛。如《离骚》忠洁之志,固亦可尚,然只正经一编,已自多了。此须更子细抉择。叙古《蒙求》亦太多,兼奥涩难读,恐非启蒙之具。却是古乐府及杜子美诗,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喜讽咏,易入心,最为有益也。强调杜子美诗之“喜讽咏,易入心”,把论诗引入了理学之途,诗与道、义可以融为一体,“就其不遇,独善其身,以明大义于天下,使天下之学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报不报之恩者,亦岂必进为而抚世哉!”朱熹在述说此段话以后,进一步说:“杜子美亦云:‘四邻来报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朱文公集》卷三六《答陈同甫书》)很明显,他不是从杜诗本身解释杜诗,而把杜诗与儒家的道义联系在一起,对杜诗进行发挥。他在《答巩仲至书》中,称“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且以李杜言之,则如李之《古风》五十首,杜之《秦蜀纪行》、《遣兴》、《出塞》、《潼关》、《石壕》、《夏日》、《夏夜》诸篇。”(《朱文公集》卷六四)他所推尊的五君子为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因为他们“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通达,磊磊落落而不可者也。”(《朱文公集》卷七五《王梅溪文集序》)又其《跋杜工部同谷七歌》称:“杜陵此歌,豪宕奇崛,诗流少及之者。顾其卒章叹老嗟卑,则志亦陋矣,人可以不闻道哉!”(《朱文公集》卷八四)他认为“杜诗佳处,有在用事造语之外者,唯其虚心讽咏,乃能见之。国华更以予言求之,虽以读三百篇可也。”(《朱文公集》卷八四《跋章国华所集注杜诗》)

   朱熹所论杜诗,虽侧面有所不同,但其指归则一,本于道义,入于理性,不局限于用事造语,这与江西诗派论杜但求字句出处,学杜刻意绳削摹仿者大异其趣,也与北宋理学家们排斥贬损文学有所不同,表明了随着理学的发展与完善,将把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领域纳入自己的轨道。他把杜诗从求字句来历中解放出来,但也走向了另一种弊端,以论道代替论诗,以义理代替情感。可以说,理学的发展与兴盛,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杜诗学的异化。

   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家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人,聚徒讲学,在朝野形成了很大的理学势力。因其极力排斥功利主张,存理灭欲,受到了一些朝廷官员的敌视。庆元年间,以韩侂胄为首的官员视理学为“伪学”。因此在朱熹之前,理学虽不断发展兴盛,但在政治上并没有形成势力,思想上也未占统治地位。

   “庆元学案”十余年后,真德秀、魏了翁积极倡导,理学才真正确立了思想统治的地位。真、魏二人,崇理尊心,推尊理学,目的是转移风习,拯救时弊,故其论诗更将其纳入儒道。真德秀《跋余干陈君集杜诗》说:

   尹和靖论读书法,必欲耳顺心得,如诵己言。陈君之于杜诗,可谓耳顺心得矣。学者能用君此法以读吾圣人之经,则所谓取之左右以逢其原者,不能到也。(《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六)魏了翁《古郫徐君诗史字韵序》说:

   诗以吟咏性情为主,不以声韵为工;以声韵为工,此晋宋以来之陋也。迨其后复有次韵,有用韵,有赋韵,有探韵,则又以迟速较工拙,以险易定能否,以抉擿前志为该洽,以破碎大体为新奇,转失诗人之旨,重以纂类之书充厨茶几,而为士者乏体习持养之功,滋欲速好径之病,流风靡靡,未之能改也。今古郫徐君乃取杜少陵诗史,分韵摘句,为《字韵》四十卷,其于唱酬,似不为无助矣,然余犹愿徐君之玩心于六经,如其所笃意于诗史,则沈潜乎义理,奋发乎文章,不但如日今所见而已也。(《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二)魏了翁这段话论述了诗歌的功用与旨归,批评了徒以声韵,一味追求新奇的娇柔险怪之作,对徐君《诗史字韵》之重小道而失大旨也略有微词,更希望其“玩心于六经”,“笃意于诗史”,“沈潜乎义理”,“奋发乎文章”,这样才能避免晋宋以来之陋习。真德秀要人们读经如诗杜诗一样耳顺心得,可见其论诗的理学精神。

   当然理学家沈潜学问,致力理学殿堂的建构,即使偶然论诗亦为其余事,且以学问论诗,以儒学的道德标准作为评诗,特别是评杜诗的标准,未免失之偏颇。但是到宋末,理学已经成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所接受的思想,宋末的整个文化都已被纳入了理学的范围,杜诗学无疑也包含着某些理学意蕴。

   然而在宋末,理学确立了统治地位,以此指导社会生活,统摄文化艺术,范围思想学术,则又迂腐空疏不切世用。朝廷偏安一隅,危亡在即,而真魏参政,大讲义理修养,“首以尊崇道学,正心诚意为第一义”,以致于当时俚语有“吃了西湖水,打了一锅面”之讥(宋周密《癸辛杂识》)。古今论者皆以为宋末奸臣误国,其实理学也在误国。然而这些理学家居官刚正,人品正直,颇为士人景仰,且不久宋亡,遗民往往以道德修养、人品气节相砥砺,杜诗的忧国忧民精神,更进一步与理学的“正心修身”“物欲消尽,纯乎义理”,以维护封建纲常秩序融合在一起。因此杜诗的精神,在遗民中得到极大的发扬。

     二、南宋遗民的杜诗学

   遗民有两种解释,一指亡国之民,二指改朝换代后不仕新朝的人。遗民起源很早,《艺文类聚》卷七汉杜笃《首阳山赋》:“其二老乃答余曰:‘吾殷之遗民也。’”二老即伯夷、叔齐。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武王平定殷乱后,天下归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居于首阳山,采薇而食,饥饿将死的时候,作歌说:“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于是饿死于首阳山。

   遗民每代都有,“大抵古今以来,一代之兴,必有名世佐树伟绩于当时,一代之末,有捐驱赴义之人扬忠烈于后世,而其守贞特立,厉苦节以终其身,或深潜岩穴,餐菊饮兰,或蜗庐土室,偃仰啸歌,或荷衣箨冠,长铲短镰,甘作种瓜叟,亦有韦布介士,负薪拾穗,行吟野处,要皆畾砢抱志节,非苟且聊尔人也,岂可与草亡木卒同其凋谢者哉!”(黄容《明遗民录自序》)因为有伯夷叔齐开其端绪,以后每一朝代都有或多或少的遗民,他们为了节义不事二姓,忠于故国。宋代,中国境内的矛盾异常复杂,这时的读书人十分关心家国存亡的命运。南宋亡于异族入主中原,朝代更替与民族矛盾更交织在一起。宋代的遗民一方面忠于故国,同时又反抗民族压迫、民族歧视,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正义与爱国的性质。正如洪亮吉在《蒋清容先生冬青树乐府序》中说:“三百年之运,已尽庚申;一二士之心,犹回天地。”

   因为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杜诗受到遗民的特别注意,杜诗的忠君爱国精神,得到遗民们心灵的呼应,杜诗的写实笔法,成为他们效法的楷模。他们在矛盾冲突中或避世隐居时,读杜诗,注杜诗,评点杜诗,以此作为精神寄托。杜诗精神在遗民中得到充分的发扬。其特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时代环境。杜诗在遗民中得到弘扬,与时代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杜甫处在唐代由盛转衰的关键时刻。身经安史之乱,颠沛流离。以胡人安禄山之背叛王室,虽未取得成功,但整个国家经历安史之乱后已是满目疮痍。杜诗的巨大意义也就在于充满了民族意识与正义感,他时时关注民族与国家的兴亡,忧国忧民是他诗歌的主旋律。这种不世的际遇,到了南宋末年,又在遗民身上体现出来。他们面对着山河残破,国破家亡,不免引出故国之痛,黍离之悲,林景熙《霁山集》卷五《马静山诗集序》:

诗起于康衢之谣,而畅于三百。雅歌颂沈,王风蔓草,系于时矣。杜少陵自天宝末年,感时触景,花泪鸟惊,非复和声以呜其盛,然而犹有唐也。林景熙是宋遗民的代表人物,他读马静山诗集有感而发,以为诗“系于时矣”,以杜少陵诗感时触景,虽经乱离而唐朝并未灭亡,而自己身处异朝,国破家亡之痛,填涌胸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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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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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杜甫研究学刊》(成都)199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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