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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先:论宋末的杜诗学

更新时间:2015-01-04 22:09:34
作者: 胡可先  
较杜少陵而过之。林景熙的论诗最重关合时世,他在《二薛先生文集序》中引叶适的话说:“为学而不接统绪,虽博无益也;为文而不关世教,虽工无益也。”在诗人当中,他最推尊杜甫与陆游,称美杜诗“感时触景”,“花泪鸟惊”,“诗中有史”,又有《杂咏十首酬汪镇卿》其五:

   子有忧世心,蒿然见眉睫。崇交拟昔人,西风寄三叠。作诗匪雕锼,要与六义涉。臣甫再拜鹃,高风或可蹑。肯作蟋蟀呜,悲凉和秋叶。称赞汪镇卿(名鼎新)作诗有忧世之心。并明确指出作诗要羽翼六义,追踪杜甫,抒写忧世伤时的怀抱,反对无病呻吟的娇揉之作。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略)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宋朝末年,蒙古族入主中原,这样造成的易姓改号激起遗民的义愤是亡国之痛。在元朝统治者入侵南下,蹂躏中原的时候,人民稀少,物力衰耗,道德沦丧,更是惨不忍睹。随着元兵南下江南,使南宋皇帝六陵都遭受一场酷烈无比的巨大浩劫。元江南释教总领杨琏真加将六陵尽行发掘,盗去金玉,将陵骨弃诸草莽,更有甚者,把宋理宗头颅锯开以为饮器。(《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三)这样更激起遗民的亡天下之痛。因而这些遗民诗人追踪杜甫,抒亡国之义愤,歌黍离之悲音,慷慨激愤,沉郁悲壮,表现了坚强崇高的民族气节。

   (二)诗史精神。南宋遗民面临的是异族铁骑的践踏,这就无疑使他们想起唐时的安史之乱搅乱乾坤的残酷情景,并对这场社会动乱中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产生了无限景仰之情。杜甫那种写实的“诗史”精神,与遗民面临的残酷现实,对异族统治者的义愤得到了某种契合。杜甫的诗史精神在他们的诗文中得到了大力的发扬。有关宋遗民发扬杜甫的诗史精神,师兄方勇在他的博士论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中,已作了一些评述,所论皆切中肯綮。本文此段主要得之于方勇兄的启发。

   上文说过,林景熙是南宋遗民诗人的代表人物,他的诗着眼于民族的不幸和个人的流离,因而对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和“诗史”精神高度认同。何梦桂《潜斋文集》卷五《永嘉林霁山诗序》说:“相望十年间,而士大夫声诗,率一变而为穷苦愁怨之语,而吾霁山诗亦若此。世丧文邪,文丧世邪?古今以杜少陵诗为诗史,至其长篇短章横鹜逸出者,多在流离奔走失意中得之。霁山诗仅见三十篇,其辞意皆婉娩凄恻,使人读之,如异代遗黎及见渭南铜盘,长安金爵,有不动其心者哉!(略)吾是以重有感于霁山之诗者也,吾是以重有感于诗之变也。”又元章祖程《注白石樵唱》说:“陶渊明以义熙为心,杜子美以天宝兴感,为得诗人忠爱遗意。霁山先生之诗盖祖陶而宗杜者也。”林景熙的诗饱醮着血泪与激情,记录下宋元易代时的民族灾难与家国兴亡的苦痛,表现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正如他推崇陆游一样:“务观拟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与拜鹃心事,悲惋实同。”(《霁山集》卷五《王修竹诗集序》)

   清人贺裳在《载酒园诗话》中说:“尝叹诗法坏而宋衰,宋垂亡诗道反振,真咄咄怪事!读林景熙诗,真令心眼一开。”宋元易代之际,林景熙、谢翱、舒岳祥、谢枋得、汪元量、刘辰翁、郑思肖等,确使诗坛重放光彩。舒岳祥《题渊少白诗》称:“燕骑纷纷尘暗天,少陵诗史在眼前。”自谓“平生欲学杜,飘泊始成真。”(《九月朔晨起忆故园晚易》)谢枋得的诗大多写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同蒙古族统治者进行殊死斗争时,很多诗通过对故国怀念,表达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与贫贱不移的崇高品质。这与他学习杜甫的诗史精神密切相关。平生“爱诵杜陵诗”,认为“凡人学诗,先将毛诗选精深者五十篇为祖;次选杜工部诗五言选体、七言古风、五言八句四句、七言八句四句八门类编成一集。”(《叠山集》卷五《与刘秀岩论诗》)汪元量身经乱离后,时人李珏《书汪水云诗后》称:“吴友汪水云出示《类稿》,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难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欷歔而悲,甚于痛哭。(略)唐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其诗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壹郁,不可复伸,则又有甚于草堂者也。”因此,宋末诗歌的兴盛,除时代环境外,继承与发扬杜诗的“诗史”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三、理学砥砺。宋末遗民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典型的,他们以气节义理自砺,眷恋故国,不与新朝合作,这种风气超越前代,下启明代遗民。推原其因,固然非常复杂,但宋代理学的砥砺则是不容忽视的。理学继承了儒学的传统,引导人们走向高尚的精神生活,其具体办法就是学圣人。圣人是道德、伦理、智慧等方面最完美的典型,人要向圣人学习以完善自己的道德品格。这样就必须排除功利之心,一切以道德至上为基准。因其来源于儒学,儒家伦理纲常就是理学所提倡的主要内容,理学与儒学一样,提倡君臣、父子、夫妻的人伦关系规范。“理学的实质是把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道德规范归源于某种神秘的精神力量的安排和创造,用一种非人格化的、精神性的‘天理’来论证封建等级循序和道德规范的合理性与永恒性。”(侯外庐《宋明理学史》10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尤其到了真德秀、魏了翁的时候,理学占了统治地位,规范了人们的思想,正直的人以气节操守相砥砺。南宋接近灭亡的时候,他们竭力抨击权奸误国的罪行,要求建立安定的社会秩序;南宋灭亡以后,他们又非常重视民族气节,不事二朝,面对元朝统治者的利诱,他们或殉国,或退隐,即使作文吟诗,亦仅书甲子而不书年号。这种在国家危亡关头表现出来的救治要求与气节砥砺,是儒家思想对士人影响的结果,也是南宋王朝末年以理学规范的政治性格对士人精神的塑造。正因如此,南宋遗民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他们的文学精神也与前朝后代迥然不同。

   在这种全国上下以理学精神、儒家纲常伦理相砥砺的环境下,杜诗的忠君爱国精神当然得到士人们心灵的响应。牟巘《陵阳集》卷十二《张仲实诗稿序》称:“余尤善其《遣兴》一首,善推迹原本,有关伦纪,而感行役,谨时物,往往出入少陵。”则其诗可称道者一是有关伦常纪纲,二是感于时代,故其能出入少陵。姚勉《雪坡舍人集》卷十六《先贤八咏·杜甫吟诗》:“平生忠义心,一饭不少忘。臣甫宁饿死,愿君尧舜唐。”

   然而,宋遗民这种诗史精神的弘扬与民族气节的砥砺,又是以牺牲独立的人格个性为代价的。人类思想的发展,长期处于个性人格的独立与群体人格的认同的矛盾之中,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独立人格的发展是思想史中的顺势潮流。从这个角度对宋朝末年的思想加以审视,则理学范围了人们的思想,使整个文化伦常纲纪趋于认同,而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存天理,灭人欲”。影响到士人的思想与行为,在宋亡以前,表现为儒生救国,宋亡以后,则更多的是遗民哀怨。他们怀念故国,不仕新朝,而又无所作为。这种群体性格的认同,再加上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历史特点,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思想发展的桎梏。值得重视的是,尽管理学使得遗民们在气节方面相砥砺,而在诗歌创作方面因他们的境遇,颇能道出真情实感,论杜诗也不局限于封建伦常方面。因此我们可以说,理学使得杜诗学产生某些异化,而遗民又使杜诗学得以回归与进步。

     三、再论南宋遗民的杜诗学

   我们从总体上分析、宏观上把握南宋遗民的杜诗学,可以看出宋代思想发展对遗民影响的必然性,宋末的大文化氛围对遗民心灵的陶铸以及这些方面与杜诗学发展的关系。从微观上考察南宋遗民的杜诗学,更能较为公正地评价具有代表性遗民诗人的成就和地位以及杜诗学的客观发展情况。本节重点论述刘辰翁与文天祥的杜诗学。

   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吉州庐陵人。少登陆九渊之门,补太学生。理宗景定三年(1262)应进士举,廷试对策触犯权奸贾似道,置丙第。以亲老,从教于赣州濂溪书院。复受辟于爱国士大夫江万里幕府。恭帝德祐元年(1275),文天祥起兵勤王,刘辰翁短期参加其江西幕府,进行抗元斗争。宋亡后,隐居于故乡庐陵山中,专门从事著述。刘辰翁著作颇多,不少已散佚,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有《须溪集》十卷,又有《须溪四景诗》等。词有《须溪词》三卷。辰翁的早年所作,主要写自己的事业、抱负、性情、心志与襟怀,抨击权奸误国的罪行,入元后所作,大多抒写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辰翁所处的时代、个人的经历、才学等因素,使他对杜诗学贡献很大,是宋末杜诗研究的一大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评论杜诗。辰翁评杜诗,首先从时代着眼,他在《连百正诗序》中说:“子美在开元,则及见丽人,友八仙;在乾元,则扈从还京,归鞭左掖,其间惟陷鄜数月。后来流落,田园花柳,亦与杜曲无异。若石壕、新安之睹记,彭衙、桔柏之崎岖,则意者造物托之子美,此以人间不免,而又适有能言者,载而传之万年,是岂不亦有数哉?不然,生开元、天宝间,有是作否?故曰:时也,非命也。”《赠胡圣则序》云:“子美平生流落,拔足鄜尘,丐拾为资,起浣花草堂,三年而后成;成数月,为秋风所破,不知尝复完葺与否?而飘之江上,避地愈远,从瀼西、徙浣花,各三宿桑下而去否?今过客耳。身生太平恨晚,生乱离又恨早,居今怜子美,亦羡子美。”(《须溪集》卷六)《题宋同野编杜诗》:“子美古今穷人,而仓卒患难所遇犹若此,予非以其穷为可愿,所遇为可羡也。以子美为可愿可羡,则所遭又可知也。”他以杜甫之一生展转流离,飘泊江上,而时刻系念国家,忧心生黎为可愿可羡,盖其所处时代与杜甫有合拍之处,而其身历易代之悲又与杜甫历经动乱之感达成共鸣。他曾叹息说“天下能读杜诗者几人”,盖其乃真能理解杜诗者。

   二、评点杜诗。刘辰翁是宋末评点杜诗的一大家,前人对其批点杜诗颇有异词,如四库馆臣说“辰翁论诗评文,往往意取尖新,大伤佻巧。其所批点如《杜甫集》(略)今尚有传本。大率破碎纤仄,无裨后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须溪集》提要)又卷一五○指斥辰翁“所评杜诗每舍其大而求其细,王士祯顾极称之,好恶之谄,殆不可解”。这种说法实则未得刘辰翁评杜之精髓。据辰翁之子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九《刻长吉诗序》:“先君子须溪先生于诸家诗最先长吉,盖乙丑避地山中,无以纾思寄怀,始有意留眼目开后来,自长吉而后及于诸家。”乙丑为德祐元年,是时江西一带已为元兵占领,故相江万里殉国,故辰翁避地山中,而批点李长吉诗。数月后宋朝即灭亡。批点杜诗盖在宋亡之后。其用意亦为“纾思寄怀”、“留眼目开后来”,非如四库馆臣所言“破碎纤仄,无裨后学”。

   辰翁有《杜工部诗集评》二十卷等十余种,“其所评点,范围见广,宏富精审,别出手眼,实开我国古文论,特别是小说评点派之先河”(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第六章《季宋评点批评家刘辰翁》)。刘将孙说:“先君子须溪先生每浩叹学诗者各自为宗,无能读杜诗者,类尊丘垤而恶睹昆仑。平生屡看杜集,既选为《兴观》,他评注尚多,批点皆各有意,非但谓其佳而已。”刘辰翁对杜诗学之贡献在于继宋代收集整理杜诗、集注杜诗、编年杜诗、分类杜诗之后,又兴起评点杜诗一派,且刘之评点,多有真知灼见、一语中的之处。

   刘辰翁评当时人的诗,也经常与杜诗比较。如汪元量《杭州杂诗和林石田》二十三首,刘辰翁批语:“此数诗,老杜《秦州》诗。”“杂老杜诗中不辨。”《钱塘歌》刘辰翁批:“此说脱老杜‘显庆年中越王作’,又超出。”汪元量身经乱离之后,对杜诗有了极其深刻的认识,自己作诗总结历史教训,抨击权奸误国的罪行,表达怀念故国的心声,当时也被誉为“诗史”,刘辰翁的评语就是着眼于这一点。

   三、学习杜诗。刘辰翁对杜诗的评论来源于对杜诗的悉心体验,他的文学创作也深受杜诗的影响,这与他刻意学杜有关。他的诗作,往往抒发故国之悲、人生之慨,“忠爱似子美,不悲而歌,不哭而痛也”(何属乾《刘须溪先生纪钞序》)。我们举他的《兰陵王·丁丑感怀和彭明叔韵》为例:

雁归北。渺渺茫茫似客。春湖里,曾见去帆,谁遣江头絮风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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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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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杜甫研究学刊》(成都)199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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