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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徒手:矛盾中的茅盾

更新时间:2015-01-04 17:57:34
作者: 陈徒手 (进入专栏)  
去了以后外交官多,一问起文化部事情,沈部长不知所然,心里可以想过去很别扭。

   这个问题由来积深,部里的大小问题由党员副部长决定,茅盾该看或不该看的文件也由党员副部长定,国内机构知道这些情况一般不上门找茅盾。

   周总理那时找茅盾谈过话,可能也指出他说话不慎,爱提意见发牢骚,但也给他一个定心丸,有推动促进作用。可能会说他跟罗隆基他们不一样,是为党好的,没有政治野心。

   以后每一星期,党员副部长们到沈部长家汇报工作,比如说明年工作计划安排、会演准备情况、什么团体要出国等(实际上,为这些事已经开了不少会,已决定下来),然后问沈部长有什么意见,沈部长很高兴,就说“行啊行啊,这样很好”,这就解决了有职也有权的问题。

   每年部里也开几次办公会议,由沈部长主持,议决的都是大事,走走形式。公平地说,如果让沈部长真正管起来,他没有那个行政能力,管不了的。夏衍副部长白天忙完了,还要抱一堆公文晚上回家干。(1989年11月22日口述)

   转眼到了1958年大跃进,各路作家情绪高涨地写了创作规划。3月18日茅盾照例写来自己的创作规划,依旧充满抱怨的情绪,坚持要“帮助我解除文化部长、政协常委、《中国文学》《译文》主编的兼职,帮助我今年没有出国的任务”。他在文中还藏着一些牢骚意味:“荒弃职守,挂名不办事,夜里一想到,就很难过,就睡不着觉。我几次请求解除,尚未蒙批准。而且,尽管挂名不办事,会议还总得出现,外交宴会也不能不去。”

   他坦言自己所说的尽是废话、怪话,但不说便是欺骗。3月24日作协党组将原信转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并转周恩来、陈毅,并附信介绍道:“茅盾最近病了几个月,身体确是不好,情绪也有点消沉。”信中说,茅盾所提的老问题,还是请中央考虑决定。

   一边不愿担任部长一职,一边却屡屡被安抚,此种政治现象颇为“奇特”“纠结”,一直时断时续,直到1965年初茅盾被免去部长一职、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为止。

   4、茅盾对食品供应的过激反应实属反常

   反右斗争被保护过关之后,茅盾的公众形象较为中性甚至模糊。1959年开始,中共党内对茅盾的内部评价一直低调,所刊出的内部消息多是负面。从查阅新华社的《内部参考》来看,仅见的几则茅盾报道都带有贬义,后来作为典型事例一概收进1964年8月《关于茅盾的材料》中。

   1959年7月,国家经济情况开始发生困难,茅盾为了钢丝床垫没有修好,即从庐山专门写信给秘书,以极其恶劣的态度进行谩骂。

   1961年,他在百货大楼买暖水瓶,因售货员稍微“慢待”了他,就开口骂人混蛋。

   同年六月某一天,他要机关事务管理局卖给他按月供应的苹果,经联系,水果卖完,他又大发脾气,骂人混蛋,并恶言攻击我们的供给制度,还不如日本的配给制度。

   从报道行文来看,像买暖水瓶受怠慢、没及时买到月供苹果,都会引发过激反应,竟然采用这样的谩骂方式。态度这么不耐烦,言行如此失控,对于个人涵养一向较好的茅盾来说实属反常。

   这可能与相关单位过分的汇报、记者过度的阐释有关系,也多少与三年困难时期生活供应紧张所带来的焦虑有关联。茅盾虽然已经享受优渥待遇,但市场上生活物资的大面积缺乏还是打乱了家中原有的日常安排,让他和家人多少增添一些烦燥不安。

   “骂人混蛋”应该是特殊困难时期的变形、失措之举。有意味的是,高层认为这一切言行均属于“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大暴露”,归之于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

   1964年文艺整风运动的关头,文化部党组派人重新核实茅盾“骂人混蛋”旧事,给本来一般日常冲突的事例加重了严重性。

   5、根本没察觉到中央外事部门的不满和恼怒

   在这一时期最让茅盾难堪的是,1962年7月他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莫斯科争取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回国后代表团被中央指责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追究犯错的思想根由。

   中央高层认为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前,在国内就把基调定低了,到会后我国代表在会上没有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迁就上当,以致会议通过的《告世界人民书》没有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和平的敌人,没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对世界各国人民斗争不利。中央对代表团予以严厉批评,以这样斥责的语气通报党内:“应以最近的莫斯科裁军与和平大会为训,决不能放弃无产阶级领导,降低马列主义原则,脱离左派,加强中间派的动摇。”(见1964年8月22日文化部党组致中宣部《关于沈雁冰一九六二年在莫斯科裁军会议期间的一些表现和其他一些表现》)

   茅盾在此次外交事件中只是挂名团长,由老资格的金仲华、康永和任副团长,中共及各群众团体外事主要负责干部王力、唐明照、吴学谦、朱子奇、杨朔等充当团员。茅盾并无实际的授权,所做的大会发言都是代表团起草的,因而不承担主要的责任。但是内外夹击其间,他会前会后几处为难,反复遭受折腾,又理不清其间的道理,在这样微妙的国际政治斗争场合只能“装傻充楞”,曲折地应付北京交付的任务和意图。

   回国后照旧不获信赖而倍受打击,让茅盾一度恍惚惶恐,把出国开会更视为噩梦般的苦差事,看作是不可能完成的高难度任务。

   中国作协党组抓住的把柄是,茅盾在会议期间擅自对苏联记者发表谈话,并主动拜会苏联作协书记苏尔科夫。从茅盾在作协担任虚职而言,按理说,这只能是两国作协领导人一般的礼节性会见,没想到却说到实际工作的具体事项。

   据作协党组描述,在拜会中苏尔科夫表示对亚非作家会议科伦坡常设局的工作不满意,要求与中方共同推动,建议召开常设局会议。中方高层事后分析认为,苏方此举是为了攻击常设局,将常设局迁离锡兰,撤换常设局秘书长森纳那亚克,夺取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领导权。

   当苏尔科夫问及茅盾对此问题的看法,茅盾当即表示同意,并说愿共同推动常设局工作,提议最好在一两个月后首先在科伦坡开会,邀请各成员国参加。茅盾称,希望中苏先以通讯方式协商,并请苏方先写信。苏尔科夫赞成中苏先协商,但要中方先写信。茅盾对此也表示同意,并答应回国后两周内即将信发出。茅盾回国后在致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严文井的信中具体谈及这个情景:“此因常设局开会乃当然之事,拖延过久,则于锡(兰)方愈不利,且我方先函苏方协商,尽可只提一二方端,且看苏方如何答复,再入细节,如此我方不至被动。且我在莫斯科与苏尔科夫会谈时,苏曾请我方最好早些先提意见(即书面协商,我方先发第一函),并以两周时间够不够为询,我曾允之。”(见1962年8月21日原信)

   茅盾此时的述说还非常在理,他根本没察觉到中央外事部门的不满和恼怒。

   中方高层注意到苏尔科夫的谈话中有批评中方之意,譬如他谈到,开罗作家会议期间,中苏双方没有协商,结果意见没有取得一致。而在斯德哥尔摩和平大会上,也由于事先缺乏商量而公开争吵,因此希望今后在国际会议上,尽量先协商。苏尔科夫说到在此处不由感叹几句:“由于事先缺乏商量,结果在大会上面对‘世界公众’公开争吵,很使人伤心。”茅盾知道两党问题的复杂性,只是淡淡地回应几句:“这次裁军大会前,中苏双方已经进行了协商,相信今后中苏会合作得很好。”当时中苏关系稍有见缓的迹象,茅盾只是顺口说了应景的大套话。

   回国后即面临如何根据承诺回复苏方的难题,茅盾对待此事表现出少有的焦虑和认真,“回国后,他积极主张快些写信,作协党组没有同意。”(文化部党组1964年8月22日报告语)。

   茅盾在1962年8月21日致严文井的信中用“似芒在背,常以为念”来形容自己的情绪,为迟迟不能回复而不安:“延时将一个月,而我方尚未发第一函。曾与其事之我,个人觉得未能践两周发信协商之诺,殊觉歉然,而人家也将说我们凡事拖延,工作效率不高矣。但如外办之意,对常设局当故示冷淡,则另为一事,此则非我所敢置喙矣,否则,此事似仍以速办为安。”

   茅盾在意的是承诺和礼仪,而没有顾及国际政治斗争的无常、无理。正在病中休养的邵荃麟对茅盾此时的心结倒觉得容易解开,他在8月底给严文井、张光年的一封信中表示:“关于茅公的材料看了,我觉得要他不必给苏尔科夫写信,比较容易说通。目前情况下,茅不至于坚持。”

   但是没想到的是,茅盾反而在此事上显出几分倔强,表面上应允党组的要求,但心中的不快还是压抑不住。8月底中国作协党组决定以茅盾的名义给苏尔科夫复信,多是虚饰之语,有意回避了中苏两国作协开展常设局工作的议题。茅盾见状情绪大坏,竟拒绝看复信稿,大发脾气说:“我不看了,你们要怎么答复就怎么答复吧。”又说:“我不是党员,我可不受约束。”

   在风云变幻的外事舞台上,茅盾只是一个虚拟的摆设,一个应付的工具,周旋辛苦,其结果是得不到什么赞誉和好心情,还得背负高层的指责和批评。这与他在文化部、作协多年任职所感受到的心境相似,处事如此难堪能让他舒坦一笑?能不让他愤而失态一次?

   刊发在《读书》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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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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