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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曼荣:公理与富强:近代中国接受西学的两个不同路径和选择

更新时间:2015-01-04 00:21:54
作者: 郝曼荣  

   晚清时期,西学涌入中国与中国人接收西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以1840年为起始,西方列强带着贸易、传教、殖民、探险等多种目的来到中国,给中国带来了枪炮、鸦片、宗教、知识、工业品等等。中国人对西方的这一切,经历了从一开始的拒斥到后来的被迫接受,而后主动了解,以至于再后来大量派出留学生学习西方文化的变化。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西学的形象,由夷学,而西学,而新学,而显学,而救时之灵丹妙药(邹容语),地位在不断上升,使命被不断加重,西学东渐的旋律,自然依时代主题的切换而改变”[1](P21)。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人们大都对近代中国人拒绝接受西学的原因很感兴趣,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很多。而对于中国人开始理解并接受西学的原因却缺乏考察,并习惯于笼统地将之归结为救亡、革命、了解世界的需要。但实际上,中国人接受并引进西学远非如此简单,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动机。

   一

   鸦片战争爆发后,古老封闭的中国被强行拖进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对外国列强入侵这一新的局势,中国知识阶层作出了积极回应,包括观念、认识、方法等等,汇集为两本重要著述,一是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一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从知识论的角度看,这两本书并无太大区别,它们都是地理与社会知识著述,其目的是帮助当时的国人建立一个完整的世界概念,并针对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这一数千年未有之一大变局,提出多种的回应方法。但如果从内容与主旨上细读之,这两本书还是有着很多细微的差别。在《海国图志》中贯穿着一条特别明显的服务于国家政治目的的意图,即要了解西方列强、学习西方列强、战胜西方列强,用原书的话来说就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相比之下,徐继畬《瀛环志略》的写作虽然也有强烈的现实目的,也是为当时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而作,但具体的政治与军事需要却并没有在该书中占有什么地位。相反,该书却有一个超出当时的现实急需的军事和政治目标的文化观念的目标贯穿在其中,在写作该书的现实需求的背后,还有一个更高的文化的、精神的需求隐藏在该书之内。这一点正是《海国图志》所没有的。《瀛环志略》中有一段话是对美国总统华盛顿的评语:“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熊月之在记述徐继畬的这些话的后面,追加了下面一段文字:“在这段按语的手稿上,作者加以浓圈密点,特别是‘几于天下为公’六字,可以看得出,是写了圈,圈了再写的。可能在写这几个字时,颇费思索,考虑再三,最后才决定加上的。”[1](P247)。通过此种记述,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在写作这些文字时,已经把这本本意是在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著述,变成了一本传达文化理想与精神憧憬之情的思想启蒙著述了。作者肯定知道书中传达的这种观念与世俗的成见有多大的差距,但他更知道这些文字的分量之重,故权衡再三,还是要把自己内心的真正想法表达出来。

   正是这一深层的理念,使《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这两本书的主旨有了根本的不同:前者着重在文化取向,后者着重在现实取向;后者看重的是西方的船坚炮利等硬件设施,前者更看重西方的文化精神等软件优势;后者学习西方是着眼于现实生存,是为了在与西方列强对抗中获得军事优势,前者则把文化精神的共同之处放在更重要的地位,是为了求得思想文化的公理。尤为重要的还是两本书贯穿着完全不同的主题,亦即向西方学习的出发点不同:在《海国图志》那里,学习西方是基于一种生存的必须,学习西方是为了战胜西方,中国与西方,不论有多少共同之处,永远是生存的竞争对手。魏源开口闭口称西方列强为“夷”,这并非简单的是对西方的蔑称,更重要的是在表示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敌对关系。

   《海国图志》中包含的这种对西方列强的深刻敌意,使很多来自西方国家的外国读者甚为反感,而中国的东邻日本却对之非常赞赏,他们不仅接受了该书传播的知识,同时接受了该书包含的理念,而日本学习西方的最重要的动机,就是基于生存的竞争需要,并且排除了其他所有干扰。把所有一切力量都汇集到一个目标,这是近代日本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相比之下,《瀛环志略》包含的思想远没有这么简单。从动机来讲,徐继畬与魏源本来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基于现实的需求,基于中国睁眼看世界的愿望,但落脚点却大相径庭。《海国图志》是从现实出发,最后仍归结到现实;《瀛环志略》也是从现实出发,落脚点却归到思想观念与文化理想之中,由与西方的竞争与敌对关系,最后回到了共同的文化理念之中。从这一层转折之中折射出的观念就是:西方列强不仅是我们的对手,更是中国文化与精神的导师,是思想的膜拜对象。中国与西方在表面的敌对关系背后,是更重要的文化同构关系。在这种文化同构关系之下,作者一时忘却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生存竞争关系,把学习西方上升为一种纯粹的文化需求,而不再包含现实的功利目标,而西方的优势,在作者的诠释之下,由原来的船坚炮利这些纯粹的物质主义和武器力量,变成一种道德与理想的精神力量。

   二

   晚清知识界对西方列强入侵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应对,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却极为麻木,既不关心知识界的反应,也不主动应对西方列强的侵略,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机遇。直到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二十年,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挫折与太平天国运动的惨痛,晚清政府在曾国藩、李鸿章、奕?、文祥等官员的推动下,才开始了自强运动。对于这一运动,后代学者称其主旨为“内须变法,外须和戎”,还有人称之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这都是不准确的。晚清自强运动的主旨,其实就是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就是说,要以实际行动学习西方,强大自我,以实现与西方列强各国的平等相处。全面表达自强运动理念与规划的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在该书中,冯氏把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的要求作了全面发挥,对中国需要向夷狄学习的紧迫性、必要性作了充分陈述,他提出的自强之策有采西学、制洋器、善驭夷、改科举、改会试、广取士等十几项措施,较为完整而深刻地道出了中西各方面差别,认为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至于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对学习西方的哲学依据,冯桂芬作了非常实用主义的解释:“法苟不擅,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那么,学习西方的目标是什么呢?冯桂芬的回答是:“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此中所透露的信息,与魏源的观念如出一辙,都是把大清帝国的现实生存需要作为学习西方的唯一依据与目标,学习西方就是为了与西方列强争夺生存空间,争夺生存资源,争夺生存地位,始则学习西方,终则战胜西方,这就是他们划定之目标。在自强运动的四十年,在大清帝国许多人的头脑中,都存在这一庄严肃穆的气氛,他们舍弃帝国的傲气,忘却中华的尊严,屈尊与他们心目中的蛮夷周旋。在对帝国体制与孔孟文化充满自负感觉的同时,学习西方列强的各种技术与文化。晚清自强运动虽然没有实现其应有目标,但领袖所执着精神与怀抱的理念却具有永久的历史价值。这种理念与精神在今天可以概括为几下几点:

   第一,以我为主的取舍态度。清王朝在与西方列强遭遇的过程中,最初以天朝大国自居,鄙视对手。但在一连串的交锋之后,军事、商战、外交均居下风,于是开始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去学习西方,但仍然保持自尊,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或者是“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等等。总之,在他们看来,西方列强之强,只是强在船坚炮利这些微末技艺,中华伦常文明的优势则是西方列强无法相比的。今人批评这样的观念时,认为这是对西方文明的无知。孰不知,这正是晚清提倡自强的思想家和先行者的高明之处,在西方的军事、经济、文化大举压境的局势中,他们仍然保持了一份对中华传统和文明的自信与尊严,保持了自己在与西方列强交往中的以我为主的信心,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仍然怀有对西方的藐视态度,即学习西方,绝不崇拜西方。面对西方列强的种种优势,他们只选择对自强有用的东西,对其他文化毫不理会。这就是他们的以我为主、唯我所用的态度。

   第二,清醒的现实主义眼光。后世人们评价自强运动的领袖人物,认为他们“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2](P43),又称他们“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源……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2](P43)。这种评价是对自强理念的极大误解。实际情况是,自强运动的领导人既懂得兵事,也懂得民政;既懂得外交,也懂得内治,而且对于当时的世界大势也颇有自己的一定见解和主张。以李鸿章为例,他不仅了解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大炮、军舰的结构、功能,了解当时最先进的数学、化学和物理学知识,对当时西方的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等体制也无不通晓。甚至多次给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科学学校上海格致书院出题,题目包括化学元素名称的翻译问题、中国的周髀经与西方算术关于平弧三角研究的比较问题等等。由此可见,自强运动的领袖人物对西学的理解自有其深度、广度和分寸的。之所以没有如后世所期望的那样搞文化革新、政治革新之类,是因为限于当时对外部世界认识的有限性认为在与西方进行生存竞争的环节,这样的改革不仅难以成功,也是没有必要的。当时的中国急需充斥生存竞争的力量,急需在船坚炮利与物竞商战上下功夫,没有必要设置其他改革的环节。虽然清末自强运动有许多失误,但他们清醒的现实主义眼光和与西方列强从现实生存角度进行竞争的选择,应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条件下唯一的出路。

   三

晚清自强运动为中国下一步更深刻的变革积累了充分的物质和知识资源,并最终促发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果说自强运动是对魏源《海国图志》理念的发挥,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对徐继畬《瀛环志略》核心理念的承续。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浩浩荡荡的文化革新课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看来,近代中国的一系列失败根源在于还没有找到中国衰弱的根由。他们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致力于船坚炮利,致力于铁路、电话、电报,致力于煤炭、纺织、化工等所谓的近代化事业,稍后又致力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但这些动作都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中国衰弱依旧、混乱依旧、无望依旧。检讨这一系列失败的历程,“五四”思想者们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不在船坚炮利,不在政治体制,而在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与民族性格,因此提出了“改造国民性、启发国民意识,重塑国民品格的选择”[3](P3)。这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给自己提出的空前绝后的文化革命课题。这一课题的思想与文化目标,究其来源,显然是西方文化思想与社会风俗观念在中国普及乃至对中国的占领。“西方有多少主义,中国就有多少市场。”[4](P237)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有的是法国思想的崇拜者,有的是美国思想的崇拜者,有的是俄国思想的崇拜者;有的师从叔本华,有的师从尼采,有的师从杜威,有的师从罗素,有的师从克鲁泡特金,还有的师从易卜生。这些与中华文化观念完全迥异的外来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眼中代表了全人类的共同观念和标准,是人类的普遍的公理,不会因为各国文化传统不同而有所差异,完全可以充当中国的思想导师,教导中国人的所有行为。如果说近代中国思想家徐继畬首次注意到人类思想观念的共同性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则再次关注并最大化地放大了这一问题。徐继畬认为,人类思想的统一性在于中国的古老观念,就是天下为公。新文化思想领袖认为,人类思想的统一性在于西方的观念,就是民主、科学、自由、个性、进化等等。中国要学习西方,并不仅仅因为西方在军事上、经济上是强大的,而是因为西方的观念与准则就是真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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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1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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