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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在改革双轨论范式中探索中国国家治理体系

更新时间:2015-01-03 23:10:27
作者: 沈阳  
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今天有志于中国美好未来的政治思考者来说,在我看来,到了发扬这种“深思熟虑”“自由选择”的盎格鲁·撒克逊精神的时候了。

   对此,本书的结论是,当前正在确立的这个治理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主动将“国家治理体系”进一步“体系化”,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现代化。

   “优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是确认并完善国家哲学及其支配下的、体系化的“国家治理理论”。根据我们一贯的范式,最为合适的国家治理体系应当致力于“各从其类”与“爱人如己”的“合一”,以及我一再强调的“正义一元性的四层次说”。在当前这样一个特殊的改革时代,起点就是反思“改革双轨论”,确立对中国变革之道的准确把握,建立倾向开放社会、成全社会分工合作的中国特色的多中心秩序。

   我对中共中央的人事布局毫无兴趣。政治学的结论是“形势比人强”。我更关心中国的国家治理是否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体制传统的方法论强调在事物的发展过程要在诸多矛盾中抓住能决定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主要矛盾”中抓住这个矛盾起决定性作用的一面。应当承认,国家的治理能力是有限的,一个阶段常常只能完成一个阶段的任务。政府应当朝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持续努力,使体制满足“依法治国”要求。也即,80年代初期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应当被修订,国家应该如八十年代初期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样坚决果断地停止已经持续三十多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治国纲领。

   从政治学角度来说,中国一再呈现的“改革双轨论”既回应了《旧制度与大革命》所提出来的“托克维尔定律”,又与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Samuel P.Huntington所著的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一书所提出的“现代性导致稳定,现代化导致不稳定”这一命题息息相关。换言之,这两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变迁,给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素材。对我个人来说,一度进入体制内的改革机构工作,不仅出于生计,更是表达了一个信念:中国平安度过这次转型震荡,不能单单寄希望于基督教发展,让中国“不流血”至少“少流血”同样是一个利国利民、必须在根本上予以重视的基础工程。我毫不惧怕体制内外哪位“仁人志士”指责我背叛了谁的自由民主事业。道理如此显然:中华民族自古及今严重缺乏关于改革与治理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无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被以任何方式对待,对“改革”的促进及其反思,是中国必须弥补的一课。

   不要忘记晚清宪政改革的遭遇,更不要忘记了在大陆的中华民国曾经发生过什么。不要仅仅拿台湾和我讨论问题。与台湾模式的推崇者一样,我和我的朋友也一再认真讨论台湾的是非成败、喜怒哀乐。不要忘了我们生活在亚欧大陆东部,国土直达中亚。长江黄河两岸,一再刀光剑影,一再血雨腥风,一再饿殍千里。

   在政治发展方面,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有个“冷酷实证”得令人“毛骨悚然”的“中国命题”:“中国官僚阶层‘上下其手’的特权,作为既得利益的集体模式,使得整个官僚体系反对任何改革。任何内部革新的企图,都在这种障碍下破灭。结果是,只有外来的军事征服或成功的武力或宗教革命,才有可能动摇俸禄利益的强固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全新的权力分配和新的经济条件。”

   在实际生活中,自认为基督徒的中国人有个特点:圣经一再批评拜金主义,却争先恐后地投入到商业浪潮中去,而一旦认清福音,虽然圣经几乎从来没有反对参与政治,而是更多抽象地主张基督徒在政治中“不与世界联合”,中国基督徒就倾向拒绝政治参与;这既与当前基督徒制度性参政机制的缺失有关,也与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有的对政治的基于“自我保存”本能而有的恐惧相关。

   这种复杂的局面已经让致力于“快速民主化”的“仁人志士”大失所望,并强烈地说明:中国一般的基督徒,是一群和一般中国人没有太大差异的人。在和平时刻,他们的“亲经济、远政治”非常有助于国家的持续统治。一旦发财渠道被封闭,政府只有依赖基督教会以基督的“十字架舍己之爱”这一“替代性救赎”的“福音”才能归正被中国传统民情激发起来的公共表达激情和现代转型挑战。

   我是中国人。东海之滨有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太平洋西岸生活着无数帮助我走过困苦岁月的亲朋好友。基督在这里陪伴了我35年。为了同样被基督所爱的、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利益,对这个民族甚至连中共党员都“千夫所指”的执政党及其勤奋工作的党员干部,我愿意驻足欣赏这个群体步履蹒跚的现代化进程。

   在中国这个充满底层萨满主义式的民间宗教反抗传统的国家,只有真正的基督徒乐意也欣赏各种社会问题的被解决,却不因为问题的可能注定无解而失去理性和失去忍耐意愿。我欣赏中国基督教会里的温柔、忍耐、节制、宁静与甜美。1912年成立的、1949年在中国大陆消失了的“中华民国”曾经有机会行公义,却无理逼迫基督教会。我更多是作为旁观者来关心台北那些政治人物。可是,如今还在有效运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我有挥之不去的关联。我希望一些官员不要打扰基督教家庭教会里的这份温馨。必须承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少以“不去打扰哪怕失去生命也要给中国传播耶稣基督和平福音的爱心使者”为前提。

   如本书《为什么地方官“怕”内参》等文里所指出,中国缺乏足以支持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专业性“智库”,各级官员更是平庸而治。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体制的“维稳”是专业的,其工作人员具有某种在中国相比之下显然独树一帜的的“战略”眼光。“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私人秘密俨然成为传说。这样,体制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对特定人员的“分类控制”、“精确打击”和“定点清除”。然而,这种专业性和内行性,更多只是职业的敏感性和个体技能之卓越的表现。令人震惊的事实还在于,合纵连横的、以血缘和亲情为中心的人事框架下,除非经过大震荡、大改组,绝大多数“技高一筹”的人员,没有机会主导国家的决策。

   另一方面,“文革”是“改革”合法性的来源。“文革”是发动底层民众通过各种非法制手段打击各级职业官员的一场社会运动。“文革”已经一去不复返:首先,当今缺乏这种“卡里斯玛型”( Charismatic Authority)的、俨然被全民“崇拜”的领导人物;其二,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不再适应“文革”这种极端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各级官员大多数成员没有意志回到“文革”。客观地说,不仅官员,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是如今这种这种“改革双轨制”结构的受益者。

   正是在这种刚性结构下,中国民间社会出现了一种几乎没有多少学者有能力指出的体系性现象:如果政府付诸于传统儒家,主张“佛教型儒家”的他们被迫面对“孟子型儒家”的强行介入,导致体制内儒家和体制外儒家的尖锐对抗(这种对抗在意识形态上看是在争夺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解释权和政治主导权),其特点是辅助个人道德觉悟的启蒙运动的崛起及其影响下的散兵游勇组成的各种街头运动的风起云涌(城市化、高学历化的、以自由民主为口号的现代游民运动);如果走倾向基督教的发展道路,则在原本倾向结社和多中心秩序的社会基础上,政府不得不面对各种基督教社区的基于自助激情而来的更多诉求。

   “稳定压倒一切”的时代充满风险。我一直在观察各种风险及其对策。我对中国基督教的叙述是努力符合事实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逻辑如此显然:不外于人类社会的一般特点,基督教会是由一群罪人组成的;只是正如哥林多前书1:2所说,凡真正的教会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而从社会学考察来说,真正的家庭教会就其地域分布的广泛性、组织形式的分散性、神学理解的多样性,加之其根基(马太福音16:13-19,表现为神学模式)是正确的,至少难以被利用去威胁社会稳定。

   即便在基督教家庭教会中出现了一些令外界感到诧异的人或事,基于上述考察,我坚定相信,真正的教会正在着手解决、至少在努力制衡这些不良因素。应当承认,在中国政府体制内外,没有谁比基督教会更在乎自己的“品行端正”了。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执政党千万不要以为以革命年代的统一战线性的“拉一派,打一派”就足以安抚一颗颗焦躁的心。执政党要知道,与革命时巨大的红利不一样,今天国家体制的人大、政协已经安排不出更多位置给那些期待被“统战”的人。

   执政党更需知道,让罪人悔改重生从而心甘情愿地去顺服掌权者的是“福音”,而不是忍受“胯下之辱”的韩信式的功利主义。爱中国,爱这块土地上掌权的中国政府及其治理下的中国人民,就要承担责任、理性行动。如果没有能力行动,也没关系,至少可以如基督教会要求献上祷告一样献上祝福、表达心意,但不要学习一些官员出于各种因素胡作非为。为了中国,请尊重主日敬拜中的中国人。

   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哪怕是反对基督教的人也分享这份福利。即便“双轨性”是人类地上生活挥之不去的“铁律”,我们也要寻求其弊端的防范机制,而不是如韩非等法家在“法,势,术”中枉然探索社会危机的应对之策;即便为着维护自己的长远利益,也要探索中国语境中能应对挑战的长效机制。

   商鞅变法的结果是商鞅“请君入瓮”而死,并秦二世而亡;中国大陆直到1949年由汉人主导的改革似乎无一不是失败的——一对此,我甚是惊奇。有位朋友问我:“是否包括台湾?”我不知道台湾未来如何与大陆竞争,姑且认为蒋经国的改革是成功的。朋友进一步说,“那可能就不仅是文化的因素,地缘政治更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球接壤国最多的国家,邻国大多是“白眼狼”;换言之,中国共产党正在试图挑战人类迄今关于“优良治理”“大国崛起”等相关命题的传统答案。

   从来“调试”都不一定是好事,也未必是坏事,是一个政治体系客观了的运作过程,关键是看“调试者”的价值观,是否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治国安邦”之能力和优美的节制。为此,我期待阅读本书的公务员和公共政策、社会变迁等研究领域内的专业学者,认真思考这些文章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解决之道。同一公共事件,不同的政体会有不同的回应方式。然而,我们相信,任何形式的善治本身,必须认真回应真理的启示。

   我一直期待的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合法化与制度化自治迄今仍是理想,可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也如是。我越来越认识到,基督正在护理的中国,可能不是美好的,未必符合一些人的心意,但在这里面必然有超出我们所思所想的那份神圣之爱。

   因此我不想多说本书的一些观点和主张如何影响了近三四年变迁的历史进程,虽然我在各种场合主张的劳教制度、信访制度、户籍制度正在被废除或者逐渐改良,制度性的“依法治国”越来越成为共识,更广泛的司法制度改革正在进行。中国还需要继续努力,中华民族需要在道路、真理、生命整体意义上的觉醒乃至重生。

   当民间社会这种趋向定型之后,中国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走开放的路。

   总有那么一天,中国的明智之士会逐步明白或豁然开朗:中国出现了哪些使得体制内外陷入“囚徒困境”的结构性冲突,对这种冲突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方案。

   感谢为我慷慨作序的于建嵘教授。感谢于教授对中国劳苦大众苦难的持续关注与专业分析,也感谢我们的友谊。中国优秀的政治学者凤毛麟角。于教授在政治社会学上的问题研究方法、创新精神以及努力去意识形态化的思维,使我获益良多。

感谢为我激情作序的肖玉杰先生。作为一位在80年代末从北京大学下海经商的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肖先生对中国市场发展有颇为直观的感性体会。他热情澎湃的叙述,俨然完全有别于于建嵘教授“冷酷”得有些让人“压抑”的学术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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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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