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时殷弘: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

更新时间:2015-01-03 20:27:52
作者: 时殷弘 (进入专栏)  
至于克劳塞维茨透视到的战争活动的第二大特征,则在于不确定性、偶然性和不可预料性的广泛存在和重大影响。有了这个理念,并且将它排在战争的基本层次上,是克劳塞维茨的革命性创造,导致他的战争哲学更是活生生的战争哲学。最大的不确定性大概源于往往最难预知的意志力的作用;此外,还有其他一切突发和可能层出不穷的变故、事故、差错等,连同它们对于决策、士气和战斗、战役乃至战争的结果的影响。然而,孙子在此问题上乐观得多。如果说孙子的理论可以用一个字浓缩,那就是"知"。纵观《孙子兵法》,"知"字共出现79次,此外还有一系列相同、类似或相关的概念如"智"、"计"和"谋"也多次出现。孙子不仅极端重视事先周密地了解情况,而且对能够完美地做到这一点表现得信心十足。在他那里,可以说没有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没有"战争迷雾"。如果有,那也是己方的智谋给敌方造成的,属于精心构设的"诈"--兵不厌诈。与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悲剧意识(关于它由于激情、暴力逻辑和偶然性大有可能摆脱人的控制的意识)相比,孙子表现得满怀"理性主义浪漫"和"理性主义乐观",以致就此而言违背常识和经验,虽然这么做就争取得到君王纳用来说是合宜的,因为后者不会将军事乃至国运委予一个声称没有制胜把握的人。⑦

   顺便说,对比孙子学说和克劳塞维茨学说,还可以发现一个歧异,它本身的含义至关紧要,不过与上述两大反差相比显得比较有限和含糊。孙子有时倒置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而不像克劳塞维茨那样始终念念不忘政治应有的对军事的统帅地位和管控作用。他曾反诘吴王阖庐:"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并且将此信条载入《孙子兵法》。⑧ 此后,包括司马穰苴和周亚夫在内的若干中国古代名将和军事理论家一次又一次地援引这"可爱的"信条⑨ --事实上同样被老毛奇和麦克阿瑟之类人物钟爱的信条。它异于克劳塞维茨的一大原则:政治领导和政策的全面统帅地位。《孙子兵法》首篇还说:"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⑩ 这大可被愿者界说成军事家(或将领)是主体,军事胜利是目的,而君王(政治领导)如同客户,前者可以自主选择是否为之效劳。一句话,孙子的若干名言有可能被用做军事意愿压倒政治目的、军事职责规避政治控制的权威理由。

   三 "精致迂回"和"朝贡和平":迫于实力羸弱的弱势外交

   以"精致迂回"、规避激战、不冒风险和严控成本为首要特征的"孙子式"战略传统有其外交意蕴,而且特别在汉初有其历史性的至关紧要的外交意蕴,因为中国经春秋、战国、暴秦、秦末战争和楚汉战争连续近600年的战乱、毁坏、凋敝及暴政之后,处于要构建一个统一、安宁、繁荣和长寿的新帝国的极重大历史关头。如前所述,战略传统与外交传统有相当的共通性,与之一起"镜面"互补式地反映民族基本特性和政治文化,同时它对外交传统的形成和演化必定有其殊难揭示清楚的重要影响。然而,就汉初这特定的历史时期而言,有一项分明最重大的决定因素,决定初生的华夏汉帝国对匈奴帝国的战略和外交,那就是汉与匈奴相比显著的战争实力羸弱。它规定从高祖到武帝在位初期的约70年里,汉帝国大致实行一种战略寓于外交之中的"外交防御"--主要依靠外交的防御,而这种外交一言以蔽之就是"朝贡和平":汉帝国向匈奴帝国朝贡以求和平,即不遭强大凶猛的匈奴帝国的大规模武力入侵和破坏。无疑,在广义的战略形态和精神气质上,这外交防御和朝贡和平是"孙子式"的。与此同时,特别是事后来看,它们还可以被称做历史性大反攻之前"韬光养晦"似的漫长前奏,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武帝发动一次次全然非孙子式的大规模远程打击,以至击毁作为大帝国的匈奴,永久结束它对汉帝国乃至华夏的致命威胁。

   此前的整个这番史事有个事先既存的千年背景,那就是近700年里华夏在匈奴面前的总的战争力量劣势和同样长久的世纪性斗争。匈奴有其在史籍上被含混地称呼或宽泛地界定的祖先和亲族,(11) 到战国时代后期大概已经过多世纪的联盟、分解、征服融合和发展等,成为一个巨大的多血缘、多语言的游牧部族联盟。可以说,至少从西夷犬戎在其"华夏盟友"襄助下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而西周灭亡开始,这个意义上的匈奴与华夏族诸侯国和帝国进行了长达七个世纪的、以暴力摩擦和大规模冲突为首要特征的斗争。尽管七个世纪里这文明冲突和政治争斗从未真正决胜,但游牧蛮夷对农耕华夏大体上占有优越的战略或军事位势,反过来农耕华夏则有过寥寥几次可称辉煌的战略性反攻,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元前215年至公元前214年蒙恬率军30万从匈奴收复河套地区的大规模远征,以至"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12)

   然而,"蒙恬死,诸侯畔[叛]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於是匈奴得宽"。(13) 不仅如此,在凶猛无情、同时雄才大略的冒顿单于之下,前不久创立的正式的匈奴国家急剧崛起为强大的匈奴帝国,并且发动急剧的武力扩张,特别是"大破灭东胡王",同时开始大规模蚕食中国领土,"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遂侵燕、代"。(14) 汉帝国伊始,面对拥有骑兵大军几十万、且作为汉初诸异姓王叛乱的直接战略伙伴或战略后盾的冒顿匈奴,高祖曾不听杰出的边防战略家刘敬规劝,于公元前200年贸然亲率大军二十余万征伐匈奴。结果,"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仅凭天才谋略家战术家陈平的奇计才得以逃脱七日之围。(15) 灭顶之灾的巨大风险过后,高祖采纳刘敬之策,开启了一种孙子式的外交防御,一种在中国历史性羸弱时期里作为大战略的"绥靖"政策,它对华夏民族和汉帝国来说是低成本的,但对皇帝私家而言却非如此。

   高祖曰"善"的刘敬之策在于:第一,"以適长公主[高祖吕后女鲁元公主]妻之[指冒顿],厚奉遗之,彼知汉適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单于正妻],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第二,"[匈奴]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馀彼所鲜[汉多余而匈奴少有的财货]数问遗[多次抚问赠送],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所期望的战略/外交效果是或主要是和平:"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16) 这就是"精致迂回"、"外交防御"和"朝贡和平",或可曰军事实力劣势规定的孙子式外交,同时也是"国家理由(raison d'etat)"指导下的忍辱负重的战略现实主义。起始贯彻之中仅有一个小周折,即"国家理由"因吕后的为母亲情给打了个"兵不厌诈"性质的折扣:"吕后日夜泣……上[高祖]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17) 公元前198年,高祖"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朝贡和平时代由此开始,"冒顿乃少[稍]止"。(18)

   "冒顿乃少止":几乎从一开始,直至汉帝国到武帝在位中期发起大反攻,朝贡和平始终是一种脆弱的和平,数度间有相当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甚而真正的有限战争,因为匈奴的文化习俗、游牧生存条件和军事强势地位必然导致它间或地大举入侵和劫掠。然而,对汉帝国和农耕华夏的这样的大规模武力侵害仍待朝贡和平开启过后约20年,此前它大致只经历了随高祖去世而来的一项潜在危机:在"汉初定,故匈奴以骄"的大背景下,冒顿依据与汉设定的"昆弟"关系而遣书吕后,"妄言"要将匈奴"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收继婚"习俗应用于这位高祖遗孀和汉帝国太后。结果"高后大怒",欲"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只是名将季布急谏汉廷武力远不敷用,这位"为人刚毅"、杀伐决断的女主才贬称自己"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不足以自污",同时隐忍延续这羞辱性的朝贡和平,"复与匈奴和亲"。(19)

   汉文帝于公元前180年即位后,即"复修和亲之事",然而三年不满,匈奴帝国就大举入侵汉地,"杀略[掠]人民"。于是文帝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为节俭自律、惜下爱民的伟大君主断然展露了他的武德勇气,"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进军击敌。事情以匈奴军队撤退和文帝被迫调兵弹压某诸侯王叛乱而告中止,朝贡和平在即将死去的冒顿单于遣书表示"原[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之后旋即恢复,包括给刚继匈奴主位的老上稽粥单于送去宗室女公主充做其后。就此,汉廷战略讨论的即时压倒性共识在于,弱者必须拥有和平,哪怕是朝贡式的("汉议击与和亲孰便。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和亲甚便'")。(20)

   公元前166年,和平再度破裂:老上单于亲率14万骑兵大举入侵汉地,烧杀掳掠一直打到汉都长安附近300里。已经显示过他那"双重战略"的文帝再度被迫坚决抵抗,调遣和部署两股大军,分别"军长安旁以备胡寇"和"大发车骑以击胡"。搭箭在弦的这个大规模军事行动因匈奴大军撤退和汉军"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而中止;随后,便是单于复言和亲事与文帝答复"前事……皆不足以离兄弟之驩[欢]",两帝国相约"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约者杀之,可以久亲"。(21) 不过,匈奴帝国一如既往不惮背约,朝贡和平也一如既往脆弱可断。公元前158年,老上单于死后即位的军臣单于"绝和亲",大举入侵汉边,于是军事/外交事态的老模式--匈奴杀掠汉民、汉军挺进边境、匈奴撤往塞外、汉廷收兵罢征、朝贡和平恢复--又重复一遍。不过这一次,恢复朝贡和平是由公元前157年继位的汉景帝成就的。他先挫败与吴楚七国之乱配合的、赵王与匈奴"合谋入边"的阴谋计划("汉围破赵,匈奴亦止"),然后"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22)

   多少令人惊异,景帝时期的朝贡和平是一段"漫长的和平":历时约15年,"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23) 接着便是一个为时又约15年的过渡时期,或历史性根本转折时期,既就至少长达约600余年的广义匈奴与华夏民族之间的斗争而言,也就蒙恬远征开始华夏帝国与匈奴帝国之间的"汉匈百年战争"而言。汉武帝于公元前141年继位,随即十足地延续朝贡和平("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可是公元前133年,军臣单于在内应配合、鲸吞边邑的诱惑下发十万骑兵大举入侵。武帝随即部署三十余万大军,意欲进行一场奇袭式的大规模伏击战;然而,单于"识破汉兵谋"率军撤往塞外,"以故汉兵无所得"。(24) 自此,"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於汉边,不可胜数",(25) 总共历时近70年的朝贡和平终告破裂。

   汉武帝的根本特质不是外交家,而是"战争霸王(war lord)"。对天然容易接受孙子式战略方式和儒家政治文化的农耕华夏来说,拥有这么一位在其漫长历史上甚为罕见的战争霸王去击破多个世纪的一大(甚或首要)致命威胁--差不多天然喜战善战的广义匈奴和强大凶猛的匈奴帝国--是真正历史性的幸事,尽管他在完成这项伟业之后的长期后续政治大抵是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奢侈荒唐和妄生内乱,以致民不聊生,国库空虚,国家混乱。

公元前127年,武帝发动"漠南之战",派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战神"卫青以大规模远距攻伐的方式,打退入侵边地的匈奴大军,"取河南地,置朔方郡";公元前124年,匈奴右贤王数侵扰朔方,武帝遣卫青统帅几路大军凡十余万人击之,大胜;公元前121年,武帝发动"河西之战",中国历史上又一位特别伟大的将领、"战神"霍去病两次率骑兵大军远征打击匈奴,大胜;公元前119年,武帝发动"漠北之战"--中国史上最长距最辉煌的大规模歼灭式远征,令卫青、霍去病各将五万骑兵分道击匈奴,后者深入两千余里,斩敌七万余人,直至可能是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的狼居胥山。是后匈奴远徙,"漠南无王庭"。(26) 强大凶猛并几度致命地威胁汉帝国的匈奴帝国被完全击垮,而且从此直到12世纪初至13世纪后期女真族金帝国和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先后向南大举征战和杀戮劫掠为止,华夏民族从未再度遭受来自中华国度以外的游牧族强权的致命威胁。(27) 可以说,无论是富有孙子式战略意味的朝贡外交,还是武帝的完全非孙子式的大规模直接反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张容川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2125.html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11年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