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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河南大学1948—1949纪实》连载(五):南迁北返

更新时间:2015-01-03 14:01:03
作者: 《纪实》编委  

   上篇:南迁苏州篇

   第一章 颠沛流离 弦歌不辍——在苏州三个月复课

   八、 桃李芬芳 香溢边城

   作者:张祖绪

   1948年夏我考入河南大学文学院教育系,因战争关系,学校临时迁到苏州。

   我是1948年10月初赴校报到的,到校时,学校已经解决了学生的食宿和教学用房问题。我们住在一家比较富裕人家的房子,有前后院,睡高低床(双台床)。上课的教室在另外一处房子,每人一把椅子,扶手是一块板子,可当简易桌子用。设备简陋,但也凑合使用。同学们的学习热情还是很高的。

   当时在苏州的河大有文、理、法、工、医、农六个学院。因为房子都是暂时租借来的,所以住处比较分散,我们文学院一年级的学生住在十梓街163号。当时所开课程有文学、教育学、心理学、英语……等种。因为入学考试时参加考试的人多,但录取的却少,我能被录取,深感不易,加之我被录取在教育系,毕业后很可能要教书,所以学习起来特别认真!

   在高中读书时,高年级的一位学长对我的思想影响较大,他的外号是“小字典”。他身上经常装着一本“寸半英汉小字典”,走路时都不放弃背诵。当同学考查他一些单词时,他都能准确地拼音和正确地译意。他的文学成绩也很好,每次学校集会请他上台发言时,他的发言多是用成语与生动词语拼组而成,让人听后非常受启发。在他的带动下,我也经常装上一本英汉小字典,下决心要多记一些单词。我当时认为能达到他的熟练程度当然好,即使达不到,成绩也不至于太差。在河大时,教英语的是一位女老师(姓名记不清了),她教课非常负责和耐心,还经常会推荐一些课外读物。我当时的课外读物主要是两种:一种是英文文法,另一种是英语小说,遇到弄不懂的地方就去问她。她非常耐心地给我讲解,我也非常敬佩这位老师的师德。心理学老师是杨震华教授(据同学们说,他曾经留学法国),年龄可能有五十多岁了,胖胖的,教课非常负责,有少数同学对心理学的重要性认识较差,常缺课,但杨老师也不计较,即使听课的人不多,他却仍然认真地讲课,其精神令人佩服。这些老师认真负责、诲人不倦的精神对我后来从事教学工作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可以佐证的一些事实是:离休后,我的学生经常来看望我,这是使我最愉快的事。学生们聚会时也会邀请我参加,1997年宣威(我原先在宣威一中)的学生来曲靖给我祝寿时(实际上我的生日早已过了),说我年纪已大,洗不动衣服了,给我买了一台全自动洗衣机。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宣威一中1966年高中毕业班的学生约了曲靖工作的同班同学给我送了一块长1.2米,高0.6米,褐底金字“才高德劭”的匾。这是对我过去教育、教学工作的肯定。这当然就激起我对河大期间,对我言传身教的教师们的感激之情。

   1948年10月是我们新生入学的时间,之后不久淮海战役就打响了。战场上国民党的军队天天打败仗,但中央日报却大吹大擂地叫嚷打了“大胜仗”;物价高速飞涨,报纸却说物价稳定……老百姓的生活实际上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此情况下,袁成业、王志军、王德隆和我四个人决定办一个小报——“新报”,揭露社会的黑暗,反映同学们的心声,报导解放区的情况……小报办得有声有色,挺受同学们的喜爱。

   在办“新报”的过程中,李遂昌同学参与后,他主动地为小报组织稿件和解决一些物资方面的困难,还挺积极的!谈起李遂昌,在同学中很有传奇色彩,因为他参加过青年远征军,客观地说,青年军是一支抗日的队伍,在中缅边界一带曾与日寇血战,消灭了不少日本鬼子,重创了日寇,青年军的战士为国捐躯的也不在少数。2006年我去腾冲旅游时,还到埋葬青年军千余烈士的国殇园去凭吊,当地人很重视该园,据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未受到破坏。所以,李遂昌有这段抗战经历,在我们这些学生当中就非比平常了。

   到1949年4月23日,听说解放军要进驻苏州的消息,大家非常兴奋。苏州是个幸运的城,未遭炮火袭击就和平解放了。市面安定,商店照常营业,街上的行人比往常还多,一些同学在街上贴欢迎解放军的标语。4月28日下午,同学们踊跃地到东吴大学参加迎军大会,有40多个单位参加,非常热闹。我们与解放军互相拉歌,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会议结束后,各单位表演了节目。解放军的文艺工作者表演的“兄妹开荒”,令我耳目一新。它有几个特点:歌词通俗易懂,反映了农村的现实生活,对观众有引导教育作用;需要演员少,只要两个就够了;道具简单易找省力,看后对解放军的文艺演出非常佩服。

   1949年五一劳动节,全苏州学生大游行,河大理学院以哈哈俱乐部成员为主的秧歌队参加了游行,敲锣打鼓地“扭”起来,路边老百姓鼓掌叫好,十分热闹。还有一个小型活报剧——《奸商出丑记》参加了游行。内容从化装可见一斑:一个男同学妆扮成奸商,头戴大礼帽,身穿长衫短褂,腹贴千万元金元券,背掛着纸糊的“袁大头”,并用线穿起各种钞票满身披挂,手执算盘,简直像一个妖怪。另一个男同学妆扮成一个银元贩子,举止惟妙惟肖;游行队伍中,也有男同学扮成女角的,非常滑稽。队伍经过的地方,看热闹的人群前挤后拥,拍手称快,大家欢欣鼓舞,气氛热烈空前。这对解放初期那些投机倒把、混水摸鱼的奸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群众也是一个认识奸商进而奋起与之斗争的教育与鼓舞!

   从河大直接到南京二野军大参军的不少,据了解,有些同学在解放初期征粮工作队牺牲了,有些在剿匪中牺牲了(1)。在各条战线工作的同学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绝大多数同学都成了共产党员,评了高级职称,都成了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这些表现不能说跟在河大受的教育没有关系吧!

   ………………

   (1)国立河大法学院在苏州参军的庞伯承同学,后改名庞跃,在西南工作队参加剿匪时英勇牺牲,追认为烈士(见河南省叶县县志)。

  

   九、在苏州河南大学的日子里

   作者:朱锜

   一、1949年初,我应邀到江苏苏州河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担任助教,这就开始了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大专院校的教学研究工作。

   河南大学经济系之所以邀请我回校担任助教,首先是因为我刚从经济系毕业,入学成绩、在校读书情况等各个方面,校、院、系领导都比较了解,毕业前在河南救济分署会计部门兼了一年多的会计员、稽核员,有一些实际工作经验,可以胜任经济系会计、统计课程的教学辅导工作;其次,可能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开封第一次经过解放战争的洗礼后,经济系原有的助教李定中、陈方堃参加解放区的工作去了,宋鸣勋提升为讲师了,剩下刚留校的张综即将面临分配,学校又要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会计、统计课程辅导、批改作业都需要人,经张综推荐,各级领导同意,邀我即刻回校担任经济系的助教,以解燃眉之急。

   我当时正在江西省上饶地区铅山县一个联合中学——大梁联中工作。由于淮海战役刚刚结束,学校组成人员关系复杂,人心思变,人心思动,教学秩序一直没有恢复正常状态,虽然生活上有些必要的安排,总感到不够踏实。一接到河南大学——母校的通知,觉得回去也好。好在可以安心地做些教学研究工作,而且离解放区更近了一些,加之周围许多河南大学毕业的校友都鼓励我回母校担任助教,我便正式提出辞去原有的职务,准备北上。即便经济收入有些下降,也在所不惜。因为那里有我众多的老师,有我念念不忘的图书资料。

   二、河南大学法学院在苏州各界大力支援下,被安置在苏州城内一个银行仓库里,同学们的生活、学习都可以比较正常地进行,教师多半分散住在城内的民宅里,年轻的助教则集中住在校总部。

   我因为是1949年初才参加学校教学工作的,按系主任王牧罕先生和院长方镇中先生意图,让我和分管法学院后勤工作的一位职工,共同住在法学院内与教室相邻比较大的房间里,以便于教学辅导工作,同时,还可以兼顾一下兼职老师的接待,这就增加了我与师生特别是和经济系同学接触的机会。

   我的主要任务是,随堂听王牧罕先生成本会计课程和杜润生先生的高级统计课程,课后根据需要进行相关课程内容的辅导,批发主讲教师安排的作业。由于学生们学习积极性相当高,很少出现缺课和漏交作业现象。有时候主讲教师对批阅过的作业还要随机抽查。

   那时经济系的兼课教师,有在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任职的王传曾先生和在社会教育学院任教的一位经济学教授。他们一位曾留学英国,一位曾留学法国;一个讲国际贸易与金融,一个讲经济学。领导虽然没有要求我做这两位兼职教授的辅导工作,但在与他们接触的过程中,从他们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思想倾向等方面获益良深,至今难以忘怀。

   王牧罕先生从美国学成归国后,长期担任经济管理工作的高层职务,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为他从事高等院校经济系科研教学工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在河南大学经济系开设了会计学、成本会计、银行会计等会计课程,还开设了货币学、银行学等专业课程,甚至可依靠其外国文学素养,指导英语专业的莎士比亚研读。这些都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提高,使河南大学经济系毕业同学在“毕业就是失业”的社会环境里,获得广阔的就业渠道,不但没有“失业”的困惑,还有诸多的选择余地。

   三、在课堂教学以外,河南大学法学院与其他学院类似,民主风气、政治氛围、读书兴趣显得更加浓厚,热情奔放。

   那时候,有歌咏队、秧歌队、剧团、油印小报,还有自发组织起来的读书会、学习小组等,每天绝不是八小时所能容纳消化得了的。

   歌咏队组织同学们练唱带有革命意味的进步歌曲,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等等,使师生们更加向往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盼望和平生活的到来。

   秧歌队组织同学练习解放区流行的秧歌舞,为迎接解放军入城仪式增添了欢乐的气氛。剧团则动员了全校力量,上演了著名的话剧《北京人》。

   油印小报则如雨后春笋,充分调动了广大师生的革命激情。他们纷纷表示自己渴望解放的心情,交流各自阅读进步书刊的体会,有的还传播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新华社消息。

   至于读书会、学习小组,则是在地下党、进步同学的组织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学习与本专业相关的图书、资料,利用课外时间交流心得体会。例如,经济系同学就学习沈志远先生的《新经济学大纲》,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原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等。

   法学院同学与社会教育学院同学还组织过“营火晚会”,大唱革命歌曲,联络革命友谊。

   我个人也参加了一系列学习、讨论、撰稿活动。

   四、1949 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

   已指日可待。河南大学坚持在苏州教学活动的教职员工,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都必然要考虑下一步何去何从的问题。

开封第二次解放以后,中原大学迁至河南大学原址(短期借用河大闲置的校园,于1949年5月至8月中原大学全部离开河大校园,到中原局所在地武汉),直接或间接从开封第一次解放前后参加革命工作、学习的师生员工那里获得的消息非常振奋人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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