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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岩 郝志鹏:“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的化解理念与路径研究

更新时间:2015-01-02 23:20:55
作者: 王岩   郝志鹏  
同样是公民意识的内在价值诉求。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公民意识也日渐增强,但成熟的公民意识所需条件还有所欠缺。在“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中,多数参与者动机模糊,盲从心态强,社会参与能力不足,无法理性地控制自己的行为。这类事件一方面体现了公民权利意识、参与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暴露了民众理性意识、责任意识和守法意识的缺失。因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培育现代公民意识,就要进一步加强公民的理性意识和德性意识培养,理性地对待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尽人意的现象;要积极引导公民的责任意识,在维护权利的同时,把责任与奉献作为新时代公民应有的品质;要积极培养公民的守法意识,引导公民通过正确渠道参与社会事务,合理合法表达自身诉求;要积极引导公民塑造宽容意识,努力培育整个社会的宽容心态,促进协商民主意识的养成。可见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才能为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奠定思想基础。

   (二)以民生建设为核心奠定化解矛盾的现实基础

   以协商的方式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必须以民生建设为基础。“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的产生,大多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折射出当前我国社会分配体制、利益格局和民生发展的弊端。因此,只有不断加强以“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老有所养、弱有所帮、贫有所济”为目标的民生建设,不断提高社会服务水平,才能在根源上解决冲突的诱因,从而确保以协商方式化解矛盾冲突的成效。同时,“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的重要诱因是社会阶层利益的分化和对立。因此,消除对立因素、优化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理顺各阶层利益关系,才能为有效的协商化解冲突提供基础。要逐步消除地域间的差别,使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能公平地获取发展的资源。积极鼓励社会力量投入到公共服务供给中来,逐步实现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随着各类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参与到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来,社会利益关系必然得到有效的调节,“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的利益诱因也会慢慢消除。

   (三)以人大政协和政治性社团为依托完善化解矛盾的制度基础

   “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我国在社会治理体制方面存在的弊端。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主导,构建合乎时宜的社会治理的体制和机制,对于防范和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实现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意义。从我国现有的社会主义协商制度体系建设来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委员协商、政协组织协商、党派团体协商等多渠道协商制度都已具备较为完善的协商功能,因此,发挥和完善现有制度的民主协商功能,有效整合多元利益,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纳各种利益诉求,使广大基层民众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及时为社会心理“减压”,真正发挥人大、政协和工青妇等政治性社团的维权功能,必将为“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的化解产生重要作用。

   (四)以社会组织和网络建设为手段构建化解矛盾的社会基础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质就是为广大公民参与公共政治和社会治理提供广阔渠道和制度平台。除了现有的协商制度,我国还应为不同社会阶层构建多样有效的利益对话平台和权利协商平台。为此,政府要转变社会管理理念,积极扶植、培育社会组织的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存在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公民利益诉求的对话平台,为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提供利益和权利表达的合法途径和渠道,以此来化解社会不满情绪,防范社会群体的不理性行为,最大限度地防止“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的发生。

   网络协商平台作为当下一种时尚的公共空间,具有便捷性、时效性、公共性、广泛性等特点,能克服其他协商方式的诸多弊端,实现民众与基层政府之间直接、有效的对话协商,以此来影响政府的治理决策。对此,政府应当尽快健全网络参与的相关规范制度,推进相关网络平台建设,规范民意表达、利益协商的渠道和路径,利用网络协商平台的便捷性和广泛性,有效预防和应对“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推动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

   (五)以预警机制和应对机制建设为重点健全化解矛盾的实践模式

   在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中,有效的协商对话能积极促进冲突的防范和化解,有效的协商劝导能及时缓解参与者的冲突情绪。因此,除了培育协商理念、完善协商制度和构建协商平台外,根据我国协商民主既有的实现方式,探索具体的矛盾协商机制,是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的重要实践途径。

   一是建立科学的矛盾预警机制。“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体现的对社会不满情绪,有一个持续积累、酝酿和发酵的过程。因此,在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和加强矛盾冲突的预警机制建设,加强全方位的信息预警系统的研究。具体而言,要在容易引发矛盾冲突的改制企业中,在城市拆迁、移民安置、收入增长、教育公平、医疗改革、社保改革等重大民生问题中,在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社区民警、调解代表、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中,加强舆情收集和分析,对一些警示性的舆情认真探讨,对矛盾冲突的苗头进行协商引导,就能有效预防矛盾冲突的爆发,许多矛盾冲突就能化解于无形之中。

   二是完善具体的矛盾处理机制。许多“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的扩散蔓延,是因为矛盾未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因此,要有针对地在重点行业、重点问题、重点人群上进行矛盾过滤排查,进行归类处理和跟踪管理,寻找矛盾的化解规律和办法;积极发挥街道居委会、乡镇综治办的协商调解作用,加强对收入分配、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问题的专门性调解组织建设,大力推进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体系建设;积极引导一线调解部门和基层调解组织有效发挥协商调解作用,把牢基层防线;健全领导干部调研机制,用领导调研代替群众上访,及时把握民众的思想动态,就地协商化解矛盾纠纷。

   三是构建高效的应急处置机制。“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处置工作相当复杂,需要政府各部门密切配合,同时要把握好政策尺度。因此,要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高度重视,加强配合,层层负责,形成系统的化解工作体系。要注重对参与群体的疏导教育工作,控制矛盾规模和程度;加强与群众协商对话,阐明政府立场,对极个别的煽动者要进行必要的警告,用政策来疏导群众,用法律来震慑违法犯罪行为。协商对话无果后,严格控制强制措施的实施,避免激化矛盾。在必要时,也要对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打击,防止冲突升级。要注重事件的后续效应,做好对相关参与主体的调查反馈,把协商对话工作做到实处,真正通过协商对话来消除冲突的诱因,监督处理结果的落实,防止冲突的反复和遗留问题的爆发,从根源上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不断发展,利益格局关系也会发生深刻调整,“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的体现也会越来越复杂多样,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和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应更多地围绕制度创新探索解决路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我们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提供了化解理念和实践路径,对新时期的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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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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