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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略谈儒家的法治观

更新时间:2015-01-01 23:21:49
作者: 秋风 (进入专栏)  
当然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很多问题,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有人认为,中国根本没法律。对这个问题,需要做很多辨析。儒家讲德治,所以不是纯粹的法治。在这里我们需要对中西之法以及法治的不同,以及不同的原因做一些分析。

   最近和一些朋友在读《诗经》,我们在读《诗经》的过程中,对于人的信仰以及由信仰所生发出来的社会治理的理解,有那么一点点心得,我可以简单报告一点。

   西方人的信仰或者在哲学中所设想的世界本原,一言以蔽之是上帝,是有人格、有位格的神。中国人最根本的信仰或者最高的信仰是天,由此就可以进行推论。这里面要搞清楚一点,上帝和天究竟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是最高的,都是创生者、创造者,是最高的存在,那么,根本区别在哪儿?有很多区别,我们最近读书时发现,最根本的区别是:上帝言而天不言。

上帝言,所以,上帝不断地向人间颁布律法,而且,上帝的存在就是颁布律法。所以大家去看基督教的经典,你会发现,来来回回,上帝都在说话,上帝说的话都是律法,都是LAW,《耶经》里,LAW这个词反复出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样的文明中,人们信仰法律。上帝是律法,信上帝就是信律法。西方人信仰法律,所以在西方社会,完全可以仅靠法律维护社会制度,因为人们对于法律有崇拜的情感,约束力极强。

   可是,中国人信的是天,天有一个最根本的特点是天不言。不言的含义是,天不向人们颁布律法。那么,中国的法律是怎么来的?《周易·彖辞》说:“天垂象,圣人则之”。“天垂象”显示出一些形式,人间的圣人是法天象而立人伦,这里最简单的含义是:法不是天的话,归根到底是人自己制定的规则。所以在中国,任何法则都没有神圣性,不存在信仰什么法、信仰什么则的事情。那么,规则如何发挥效力?靠人的内在自觉和道德,唤醒人们的道德,他们去认可规则,把这个规则化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在中国,法的地位不如西方,这是事实,我们要面对这个事实。如果忽略了这个事实,希望法治作为唯一的社会治理手段塑造秩序,注定了会失败。所以儒家有一个整全的方案,“德礼政刑,四达而不悖,王道备也”,这是王道的框架,你能耐再大,也跳不出去。你以为自己跳出去了,实际上是你犯了一个错误。

   那么,当我们面对西方的时候,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中国确实有一个法治,但模式跟西方不一样。这个法治的模型可能更契合于中国人的信仰,以及由这样的信仰所塑造的生活形态,包括我们的性情。所以,当我们置身于这样一个古今中西纠葛的处境时,我们需要有一个主体意识的自觉。我们要明白的是,我们的使命是在中国文明框架中去建立法治。我想,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我们明白这一点之后,可以从容镇定,然后大步开放。我们理解儒家之义理,研究中国之法史,把中国人所熟悉的法言法语激活,让它进入我们的法律中,同时我们也可以广泛地学习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的法律。但是,我们必须得明白,我们是在为中国人制定法律,不是为德国人制定法律。现在有很多民法学家都立志于为德国制定一部法律,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一种站错位置的顽强努力。这个问题很麻烦,因为会导致法律跟生活的脱节,所以就会出现悖反。

   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说过一句话:现在中国精英制订了一部又一部法律,然而,这些法律不是在维护秩序,而是在破坏秩序。比如,我们的《婚姻法》,按我的看法是“婚姻破坏法”。乡下农民都有婚俗、婚礼,其实那个婚俗在全国大部分地方是比较接近的,但《婚姻法》里提到过其中的哪个环节?一点也没有。完全是人为地为纵欲的青年男女们制定了一部《婚姻法》。这样的《婚姻法》不可能在青年男女之间塑造出持久的情感或者塑造出良好的婚姻环境,所以他们轻易地离婚了,就是因为,《婚姻法》提供了很多便利。现在更麻烦了,《婚姻法》解释三基本上就把家庭当成合伙制企业,连股份有限公司都不是了,夫妻们都可以随时撤股,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还不能撤股,现在我们的婚姻当事人却随时可以撤股。这样的婚姻法,还不如没有。我们现在所制定的大部分法律都不如没有。

   我根据有限的观察,不能不说,中国现代法学从一开始就背对着中国文明,立法者从一开始就是要用法律全盘塑造他心目中的现代生活方式,所以中国的现代法学和法律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反文明、也反法治的道路。

   现在我们要回去,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心智、法学的思维方式以及立法的心智要回去,回去的含义是谦卑,放低姿态,要把自己放在生活之下。刚才任锋教授讲了一句非常好的话:法律是生活之表达。用法律的语言表达生活形态、生活方式。所以,法学家要做一个工作,法学家要像科学家一样。我翻译过一本书,叫《法律与自由》,是一个意大利学者写的,他讲了一句话,后来哈耶克引用了这句话,他说法学家相当于一个科学家,科学家的工作是发现LAW,不是发明、创造、改造LAW。法学家也类似,就像一个科学家,在国民的生活中发现他们中间的法律,然后以系统、而且是国民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最后由国家执行。

   回到刚才我们讨论的法家,法家在礼崩乐坏之后的后封建时代,建立了一个广土众民的社会骨架,但法家犯了一个巨大错误,以为能够创造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它的目光太狭窄,所以失败了。然后有了汉武帝的更化,这其实是扩展了社会治理的方式。我想,我们现在所谓的“回去”,有两种意义:一个是心智的回归,另外一个是创造性回到儒家在武帝时代以后所创立、形成的一套社会治理模式。“礼乐刑政”或者“德礼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也,在这样的社会模式中,法治会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法治既能发挥作用,又不会僭越,同时其他治理机制也会发挥作用。对中国人来说,单靠法律不足以塑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德、礼都要发挥作用。

   我的最后结论是:要做一个好的法学家,就得先做一个好的儒家;要建设中国的良好秩序,就需要迈向儒家式的社会秩序。谢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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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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