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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

更新时间:2015-01-01 21:20:26
作者: 林贤治 (进入专栏)  
一种感动,一种自然选择;阅读是不带任何强制性的个人行为。如果无须经过批评界的自由论争,随意用行政手段实行禁毁,其结果,只能导致出版物的单调划一,正如福斯特在纪念弥尔顿《论出版自由》时指出的那样:“意味着精神上的沦亡”。

   此外,还有评奖制度。目前的较有影响的文学奖项大抵属于官方组织的,姑不论在经济学家呼吁“社会公正”的时候是否存在“文学公正”,不论评委们的修养如何,单看以配额的形式配置评委的做法就知道评奖结果是不堪信任的。像小说《白鹿原》中性描写的篇幅大小,应当减一分呢还是减两分之类的问题,居然成了它是否可以获奖的标尺,于此可见一斑。刘绍棠公开说:“我对官方公开评奖,而且与提级、升官、评职称、分房子等挂钩,一向不以为然。强制与利诱,一手硬一手软,都对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不利的。”当自由和公正得不到充分体现的情况下,我们的文学,就完全有可能陷入如梅列日科夫斯基所描述的境地:“写的比发表的有意义,说的比写的有意义,再说到底,没有说出来的比说出来的有意义。”期待是恒久的。

   意识形态深入到所有相关的体制,正如亚当·斯密形容资本主义市场调节的作用那样,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正常情况下,意识形态恪守自身的规律,在一定的范围内施加影响;但是,它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如果一旦受到鼓励,将会变为脱缰之马,直闯法制的栅栏而肆意践踏。德国学者洪堡特这样描述话语控制:“权势群体及其成员拥有或控制着越来越大范围的,越来越多种类的话语功能、话语体裁、话语机会和话语文体。他们控驭着与下属的正式对话,主持会议、发布命令或法令,撰写多种报告、书籍、手册、故事以及大众媒介话语。他们不仅是多数情景中的积极说话者,而且在言语交际或公众话语中,可以采取主动,固定谈话的‘基调’或文体、决定话题、参与者与接受者”。谁可以在什么情景中说或写什么?谁拥有产生话语的工具?谁可以运用话语的各种形式?一般而言,掌握最高权力的集团或个人,容易形成霸权话语,即有能力控制话语以致话语产生本身。

   延安整风期间,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杂文引起哄动效应的时候,毛泽东开始讲话:“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于是,风向转变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文章同时遭到猛烈的批判,毛泽东最后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结果,丁玲受到保护,王实味则被秘密处决了。一九四九年以后,直至七十年代中期,文艺界许多大大小小的思想批判运动,大抵是由毛泽东本人发动的,其中包括“胡风集团案”,“反右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右派作家姚雪垠在六十年代可以顺利写作和出版历史小说《李自成》,只是因为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他所以能获此殊遇,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的创作思想与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农民革命的政治哲学思想相一致。但是,另一部历史小说《刘志丹》的命运就大不相同了。关于此书,毛泽东批示道:“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于是关押,批斗,死亡,株连极广。意识形态说到底讲“挂帅”,尤其是官方意识形态。评吴晗的《海瑞罢官》,就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出现的。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一贯忠顺的吴晗,就在严厉的监管下黯然死掉了。以思想为战无不胜的武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叫做“意识形态专政”。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实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一种特定的灌输过程。人称“洗脑”,“洗澡”,更经典的说法是“脱裤子”和“割尾巴”;目的是除掉个人——未经权势集团认同——的思想、情感和情绪,并使之失去任何得以再生的可能性。可以举诗人和散文作家何其芳作例子。他青年时出版过一个很著名的集子《画梦录》。建国前夕,郑振铎应召取道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离沪前,即特地找来《画梦录》重读。他对朋友说:“丁令威化鹤归来,城郭已非;将来我倒想重写这个故事。化鹤归来,城郭焕然一新……”这个写作意图好像后来并没有实现,但“城郭已非”确是事实。《画梦录》是一部个人艺术风格十分突出的散文集子,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可是,到了延安以后,他是再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来了。对此,文学史家称作“何其芳现象”。为什么会出现两个何其芳呢?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刚刚开过之后,他的诗作遭到严厉的批评。次年三月,延安召开了党的文艺工作会议;四月,《解放日报》即刊出他和周立波的检讨文章。周立波表示,决心抛弃“知识分子心情”,割掉“小资产阶级的尾巴”,

   不做“上层阶级的文学的俘虏”。他同样表达了思想改造的急迫性,说:“被称为文艺工作者,我们的包袱也许比普通知识分子更大一些,包袱里面包的废物更多一些,我们的自我改造也就更需要多努力一些。

   这种改造,虽说我们今天已有了思想上的准备,还要到实际里去,到工农兵中间去,才能完成。”两年过后,他作为“传令官”驾临重庆,传达《讲话》的精神,写作批判胡风等人的文字,这样,一支忧郁的短笛就变成了一支“棍子”了。

   一九四二年周扬也发表了一篇检讨性的文章,题目是《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其实他是以退为进,试图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作出权威的阐释。他认为,毛泽东是要解决五四以来作家们一直要解决却又没有真正解决的文艺的大众化、与大众结合等问题的。在三十年代,文艺的大众化问题曾经是左联内部的一个热门话题。大众化的要求,的确潜在着与个性化艺术相冲突的成份,但是在当时的讨论中,并没有对左翼作家的创作做出任何方面的限制。如果把文艺的大众化问题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使之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语用层面上,作为一种指令性话语,在文艺家中间施行“思维控制”和“思维干涉”,结果将彻底消解“独立话语”。《讲话》开章明义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对于文艺创作的对象和任务,内容和形式,包括作品的题材和主题,思想和情感,以致具体的艺术手法等等,《讲话》都作了根本性的规定。它划出种种禁区,放逐了“人类之爱”,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放逐了正视黑暗的现实主义精神。一九五八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取代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袭用已久的概念。其实,两者的实质,都在于以官方的政策立场代替作家的独立发现,以虚构的预言代替现实中的真实。否则,我们很难解释《红旗歌谣》的产生,柳青对《创业史》的构思及改写,很难解释浩然的《金光大道》和八个“革命样板戏”何以独霸天下的局面。这决不能仅仅归结于作者个人的失误,因为在几十年间,这种失误是如此惊人的一致,并且如此不间断地大量地发生。

   事物的发展是有序的,可溯的。唐人罗隐写黄河,说是“才出昆仑便不清”。因为创作是被部署了“任务”的,所以才会有“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因为要歌颂理想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并且为工农兵所利用,所以才会有后来的“三突出”;因为知识分子个人往往是消极的,可疑的,不足轻重的,所以才会提倡“三结合”集体创作。

   如果不是把《讲话》看作是战时的特殊环境的理论产物,不是看作历史性文献,不是看作可探讨可批评的文本,而是当作一种永久性的纲领和方针,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势必导致作家的工具化,文学艺术的公式化,概念化和单向化。一九二八年,上海的一群党员作家挥舞“革命文学”的战旗,围攻“三重反革命”的“堂鲁迅”,主张“文学即宣传”,前后比照也都算不得什么巧合。只是,在当时尚可展开自由论战罢了。

   意识形态与“有活力的组织”的结合与互动,具有巨大的“改造”

   功能;尤其是当它与权力者的政治意图相结合而形成群众性运动的时候,必将彻底吞并拒绝趋同的特异者。整个社会,将因此呈现出一种恐怖气氛。美国哈佛大学一位科学史和物理学教授霍尔顿在其名著《科学的想象》中创造了一个概念:“主题氛围”,这个概念对于理解文学创造同样适用。它着重公共空间的观察,在这里,不但跟群体有关,而且跟精神有关;对于处在统一趋向中的个人选择,无疑具有决定的意义。而事实上,可选择的概率是很小的。为知识分子作家意想不到的是,人民——先后被自己作为启蒙的对象和“服务”的对象——成了“主题氛围”的一部分,甚至氛围本身。知识分子原有的独立权利被擦掉了,在一个长时期内,代替它的是“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到底“人民”是谁?马克思说:“如果国家像古代雅典那样把寄生虫和阿谀奉迎之徒看作违背人民理性的例外和痴呆,这样的国家就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如果人民像美好的旧时代的各国人民那样,只让宫廷丑角享有思考和述说真理的权利,这样的人民就只能是依赖他人,不能独立的人民。”没有独立的人民,也就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反之亦然。在这里,独立是不可能脱离理性而存在的,否则,统统都是“看客”。年轻的拉丁美洲产生“爆炸文学”,可以认为,这是民族生命力的爆发,是人民经由理性选择和反抗的结果,是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的改变。

   中国当代作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幸是,他们可承续的两大传统,历时长短不一,反差极大。一个是古代封建文化传统,二千年来,发散着毒气和鬼气的经典汗牛充栋,士子不是皓首穷经就是委身权贵,像嵇康这种不合作主义者是极少的。另一个是本世纪初开始形成的五四新文化传统,文字符号不同于老一套,传递的观念也是西式的,可是头十年过后便基本中断了:独裁专制代替了科学民主,一元代替了多元。此间,新文学的经典寥寥可数;但是必须指出,鲁迅的产生是一个奇迹。往后每况愈下,华章寥落固不待言,知识分子作家的卑屈更是令人扼腕。从四十年代起,他们开始“站队”。我们屈指数数看,他们都“站”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沈从文在一封未寄出的长信中,记述建国初在“革大”接受改造的心情:“在革大时,有一阵子体力精神均极劣,听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说得很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又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信中连续四次写到“个人渺小”,说明在那一代人中间“个人”情结的状况。

   文物专家史树青回忆说:“进去时压力大,沈从文有,我也有。记得那时几千人听艾思奇做报告,场面很大。有的人表态时痛哭流涕,有少数不能毕业,后来都逮捕了。”在文学界,除了萧军、胡风、丁玲、艾青等先后被逮捕和流放之外,余下来的,不是高唱颂歌如郭沫若,就是不断删改和否定自己的作品,如曹禺、巴金、老舍。能够保持沉默是高贵的,也是幸福的。可惜连沈从文也不可能做到,有谁真正做到了呢?除非被彻底剥夺了说话的权利。也就是说,是境遇使人变得圣洁,而不是灵魂本身。这是可悲的。对于中国的文化遗产,我们未必继承了最优秀的部分;但是可以肯定,我们继承了最沉重的部分,那就是文化心理遗产。知识分子整体在精神上是失败的。最近有人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名人”的自杀名单,然而,我们是否认真清理过,计算过几十年来的精神伤亡名单?

   时间来到七十年代的下半叶,中国面临新的历史性抉择。当时,有过一个名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短暂时期,对于打破自我封闭,推动体制改革起了不小的作用。神圣的事物遭到怀疑,一些历史问题得到澄清,民间思想跃跃欲试,到处摸索出口。神州大地又一次西风东渐。许多新名词,新书刊,新事物,进入贫困已久的知识界,一时唤起了清算和批判的热情。“人道主义”,“民主”与“法制”一度成为中心话语。“伤痕文学”刷新了文学主题,显露出与此前成打成打的粉饰性作品完全迥异的面貌,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反响。

   这种情形与五四时期颇相类似,但是,历史毕竟不可能重演。现实中的变革是自上而下的。经济先行,政治后变。因此,市场开拓的叮当声,很快便淹没了思想者的独语或呼号。国际“列强”不再以武力而是以跨国资本,大批商品包括文化商品进入国门。冷战时代结束了。苏东事件倏然而至,成为世纪天幕上的一道最令人眩目的闪电。

中国的变化是迅速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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