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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祎:宗教概念的法律形成

——基于宪法解释方法论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4-12-31 21:48:53
作者: 刘祎  

   【中文摘要】多数国家宪法都包含有宗教条款,但明确阐明宗教之法意涵者,则相当少见,而现代法治国依法治理之要求,又不得不对宗教的法律概念加以厘清。发达法治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和发展中国家中国,都在各自宪政背景下,藉由多样化的宪法解释方法发展出意味丰富的宗教的法概念。在此基础上,借助比较的方法,归纳各国作法,可以得出“宗教”这一基本范畴,其法理形成的一般规律。

   【中文关键字】宗教自由;美国宪法;德国基本法;日本宪法;中国宪法;宪法解释

  

   一、引言

   现如今,宗教自由已为国际人权文书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宪法所确认和保障。然而,受法治国家依法治理之要求,政府在落实宪法之宗教自由条款以及适用与宗教相关的法律条文时,难免于构成要件上产生最终认定权之功能。[1]换句话说,在宪法、法律实施过程中,法治机关仍需就具体个案认定事实涉及之信仰团体、实践行为是否为宗教团体、宗教行为。为避免在具体个案认定上,宪法机关流于恣意,实质上扼杀宗教自由,适当厘清宗教之法定义,为宪法及法律适用提供指导,限缩法治机关认定权限,从而保障宗教自由乃是十分必要的。正如一位宪法法官所言:“宗教自由乃思想自由的范例,是自由社会的精髓。在法律上定义宗教的主要功能在于划定出一块领域,在其中个人根据其信仰可以自由的崇信和实践而不受法律的拘束。……因此,宗教对法律而言,乃是一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概念。”[2]

   除此之外,担心宗教概念被滥用也是一个现实且有充分根据的理由。一旦被定性为宗教,往往能获得法律和财务上的某些豁免,于是,不无讽刺的是,某些团体或个人可能把自身描述为宗教性的从而获得上述利益。[3]有鉴于此,笔者拟从宪法解释和比较法的角度,尝试挖掘出“宗教”在宪法中可能具有的意涵,在分析对象上,选取了英美法系国家,美国,和大陆法系之德国、日本,最后回归至本国加以论述,在参照比较间得出个人见解。希望下面的分析为推进我国宗教宪法的发展,提供微末的论述基础。

  

   二、宗教在美国宪法中的定义

   (一)美国宪法上的宗教条款

   美国宪法上的宗教条文,最重要的莫过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第一款直译为“国会不得制定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的法律”。该款包括两个分句:“确立国教”分句和“信教自由”分句,它们统称为宗教条款。确立国教分句指国家不得把任何宗教确立为“正统”、国家宗教,联邦既不能促进某些特定的宗教活动,亦不可对任何信仰进行打击报复,或用杰斐逊的话说,在政府和宗教之间存在着一堵“分离之墙”(wall of separation),使政府不能以任何方式插手宗教事务。[4]信教自由分句则指宪法禁止制定任何涉及限制宗教实践自由的法律,政府不得对特定宗教进行有意或无意的歧视与打击。

   事实上,第一修正案的宗教条款并没有就“什么是宗教”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它只确立了两个关于宗教的基本原则:不立教原则与实践自由原则。它没有为立法机关的其他有关法律的制定、行政部门的政策制定和司法部门的判决提供什么是宗教的确切定义。”[5]在美国宪法中,宗教的定义是一个有待发现的内容。而这一具体发现的任务乃是由美国最高法院所承担。根据美国宪政体制,只有联邦最高法院才对这两个分句有最终的和最具权威性的发言权。[6]亦即,宗教在美国的宪法定义是由两部分构成的:(1)宪法第一修正案;(2)最高法院对宪法的解释。加尔维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都受宪法制约,但是宪法是法官所说的宪法。”[7]于是,观察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实践就显得意义重大。

   (二)联邦最高法院的主观功能主义判准

   在美国历史的多数时间里,宗教的法律含义是清楚、无争议的:宗教就是履行对上帝的义务。[8]但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持续旺盛的多元主义和价值变迁使得制宪者的宗教观念受到质疑。面对变化的情势,最高法院开始在个案中重新定义宗教。尽管“定义宗教是一件显而易见的困难任务”[9]但是最高法院还是在一些案件的裁判过程中,逐步发展出定义宗教的方法—主观功能主义标准。

   1.在1890年的摩门教徒多妻制的案件中,最高法院首次给宗教下了定义:(1)一个人关于其与造物主关系的观点;(2)这些观点要求他祟敬造物主的存在与品质,服从造物主的意志。[10]继而在1931年的United States v. Macintosh有关归化入籍的案件中,最高法院也表达了相类似的见解:“宗教的本质是一种相信与上帝有着某种关系的信仰,这一信仰所要求的责任高于源自任何人类关系的责任。”[11]这一时期,最高法院对宗教的理解乃遵循美国立宪以来直至当时的社会主流的宗教文化,即创世论的、有神论的、基督教的宗教文化,强调信众与上帝(造物主)的个人关系。判词所透露出来的清教主义的强调个人与超越性的上帝的直接关系的神学思想是非常清晰的。[12]在当时,法院的宗教观点可能符合多数公民的信仰;但今天,美国社会已非常不同了,传统宗教观念受到挑战,最高法院也顺势开始了它的调整。

   2.在1944年United States v. Ballard宗教欺诈一案中,[13]最高法院排除了以传统宗教观念来衡量其他宗教信仰之真实性或合理性的作法。换言之,法院不可以检验、质疑任何宗教信仰或教义内容之“真实性”或“合理性”。最高法院在判词中指出:“在认定‘欺诈’之事实是否存在时,法官不得指示陪审团去决定被告之宗教主张的真实性—不论那些主张多么不可置信甚或荒谬!‘人们有权相信那些他们无法证明之事’且‘不该被要求证明他们的宗教教义或信仰’。”[14]“受到宪法保护的宗教信仰,并不须以其可被接受、合逻辑、一致,或可理解为前提。”[15]从该案开始,最高法院意识到所有我们熟悉的传统宗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在真理观上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如果坚持传统的宗教概念,则其他非传统宗教信仰将有可能被视为虚假、错误,不属于宗教,而这与美国社会中已经出现的宗教多元状况相矛盾。因此,最高法院跳脱出主流基督教的立场,不再以某一宗教教义的真假来衡量其是否应当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16]这在对宗教的理解上堪称一个转向。

   3.在1965年United States v. Seeger良心反战案中,[17]最高法院给出了一个自1890年Davis v. Beason案以来最令人瞩目的现代性的宗教定义。该案所处理的问题乃是“何者为法律明定可豁免于兵役义务之‘宗教”,法院在其中几乎改写了《兵役法》对宗教的定义,最高法院认为,宗教的定义并不能等同于信仰上帝。宗教包括任何“诚挚与有意义的”信念。一个基于良心的反战抗议者,即使其对上帝之存在有所怀疑,但仍能“自我信仰并献身于美德,以及纯粹基于伦理信条的宗教信念”。在这样的定义下,诚挚的道德信念(非神学)也可能成为可豁免于兵役义务的“宗教信仰”。[18]最高法院布莱克法官指出,如果一个人因宗教信仰而拒绝参战,而且他的这种信仰是真心诚意的话,那就足够豁免服兵役了。对此,沃伦法官也认为,法院无须也不应去确定宗教的内涵,对宗教的含义加以限制。他说:“我不知道怎样去确定’上帝‘的内涵,法官们也许不该去做这种事。”[19]最高法院认为宣誓信仰上帝的作法违背了该法的立法精神,即以“至高的存在”来包含所有宗教和排除本质上属于政治学、社会学或哲学的观点。法院进而提出一项测试以判断西格(Seeger)提出的宗教信仰是否符合该法所规定的“宗教”,测试的内容为:它是否“一个真诚的和具有意义的信仰,并且此宣称的信仰在这位反战者生命中所占有的地位,与那些明显有免于服役资格者对上帝的传统信仰所占有的部分是对等的。”[20]

   至此,从西格案始,最高法院开始形成了一种主观功能论的宗教判断取向:即便是无神论的信念,只要该信念在该持有者的生活中占有与传统信仰相对应的地位并达到效果,则应将其解释为法律上所言之“宗教”。

   4. 1970年的Welsh v.United States一案是最高法院坚持西格案路线的另一案件。[21]主笔大法官布莱克(Justice Black)援引了西格案的判准,认为“西格和威尔逊在申请书中确认他们所持有的深沉的良心上的顾忌抗拒参加杀伤的战争。他们都强烈相信在战争中杀人是错误、违反伦理和道德的,进而他们的良心禁止他们参与此类邪恶的行径。”[22]法官进一步言之:“今天和过去的多数主流宗教都包含有超自然神灵或某个超自然实在(上帝)的观念,其以某种方式传递给人们关于什么是正确、应该做和什么是错误、应该避而远之的良知观念。若一个人深刻而认真地抱持无论来源、内容都纯粹是伦理或道德的信仰,而该信仰课予其在任何时候拒绝参加任何战争的良心上责任,则该信仰当然在其生命中发挥如同传统宗教之作用,其当然有权主张因良心上之宗教理由反对战争而豁免于兵役义务。”法院重述了判断的关键:“不论申请者的信仰是否是宗教,而是看该信仰是否如宗教般在申请者的人生中扮演了宗教的地位和功能。”[23]威尔逊案判决的做出,使法院更进一步扩张了西格判例的范围,使得“宗教”与“非宗教”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即使不以宗教信仰为理由,只是良心上的顾忌,如果其诚挚的坚持有如宗教般强烈,换言之,“所有那些在良心上受到深深坚持的道德、伦理、或宗教信仰之驱策,使他们若是允许自己成为战争工具的一部分,将无法休息,也没有平安。”那么,法院认为其也应该获得豁免。

   晚近所形成的主观功能主义标准,基本上乃视宗教为近似于个人宣示之立场。其具体操作内容,可简述为:[24]

   第一,个人主观上相信的事物是否处于个人信仰的中坚位置;

   第二,个人的诚挚性乃是一项原则性要求;

   第三,个人之信仰系统在个人人生中是否起到如同(传统)宗教一般的功能。

   如果某人所持守的立场、信念系统满足如上三项标准,那么就可视之为宗教。

   该判准形成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也获得了支持。譬如,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在“新信仰”(New Faith)一案中,墨菲(Murphy)法官指出:“任何主体宣称信仰超自然神灵或上帝,是否物理的或可见的,像太阳或星辰,或物理上不可见的上帝或精神,或一个抽象的上帝或存在,那就是宗教……任何主体凡是提供一种方式以探寻人生目的和意义,那也是宗教。”[25]

   主观功能主义这一标准以近乎包山包海的方式囊括了无限宽广的宗教定义,在一些谨慎人士看来,最高法院似乎有点越过界了,对其的批评意见相伴而生。

   (三)对主观功能主义的批评

在美国学界,对主观功能主义测试的批评主要有如下几种意见。[26]首先,批评者认为该标准乃是一种重复。为了知道所提出的信仰是否在声称者人生中起到宗教一样的角色和功能,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宗教。其次,会出现过分包容的危险。几乎任何一种在个人生活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信念都可能被包括进去。宗教和非宗教之间的界限有可能被抹去,以至于,对民事义务的真诚违反将会转变为一种宗教自由的宣称。这种违反乃是建立在宗教是特殊的、它应当与世俗哲学区别对待的基础之上,的确,宗教在美国宪法之中被视为第一自由,但在其他国家并不如此。认为宗教是独特的例证都旨在证明宗教义务更高越、先在于民事义务,但这样的例证仅仅来自于美国的历史和传统。除非宗教的特殊地位被普遍接受,否则这种划分宗教/非宗教的方式显得有失武断。主观功能主义的第三个缺陷在于对诚挚的强调。证明某某是真诚的,其困难显而易见。最高法院在西格一案中也仅仅是注意到诚挚问题是一个“必须在个案中加以解决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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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方法》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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