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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勤:二十世纪杜甫研究概述

更新时间:2014-12-30 21:39:07
作者: 杜晓勤 (进入专栏)  

   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也是被研究得最为充分的诗人。本世纪学界逐渐改变了以前多用封建伦理观、文艺观评价和研究杜甫生平、思想和诗歌艺术的学术传统,代之以民主思想评判和现代艺术分析,取得了十分可观的进展和成绩。

   一、本世纪上半叶

   在本世纪的头二十年里,人们仍然习惯沿用考证、笺注和点评式的传统方法来研究杜甫及其诗歌。最早用现代学术观念和人文理论研究和分析杜诗的成果是1922年梁启超的学术讲演《情圣杜甫》,他在该文中首次对历代诗评家封杜甫为"诗圣"的作法提出异议,完全把杜甫当成一个普通的诗人看待,极力挖掘杜甫诗中的"情"之"真"和"情"之"深"。二十年代末,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也认为杜甫更贴近平民大众。此后以现代伦理观念和人文价值标准来分析杜甫生活、性格和思想的论文逐渐多了起来,其中尤见时代烙印的研究成果则有顾彭年的《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易君左的《杜甫的时代精神》、杜若莲的《民族诗人杜少陵及其生平》、冯至的《杜甫与我们的时代》等。

   与此同时,学界对杜甫生平事迹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将前人数十种杜甫年谱加以汇集笺注,而且注意辑入了当时的音乐、绘画、宗教、文献等史料,把杜甫及其文学创作放到一个大的文化史的背景下来考察,是对传统年谱学的一个创新。而以评传这一新形式叙述杜甫生平的著作则有朱偰的《杜少陵评传》、冯至的《杜甫传》等。

   本世纪上半叶杜甫诗歌艺术的研究是新旧方法并存,有纯用传统方法研究杜诗的,如郭曾炘的《读杜劄记》;有在传统的点评方法基础上稍加综合论述的文章,如玄修的《说杜》;也有引进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特别是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理论分析杜诗艺术的,如耕南的《杜甫诗中的唐代社会》、吴泾熊的《杜甫论》、李广田的《杜甫的创作态度》等。另外,洪业的《杜诗引得》的出版可以说是现代西方的引得编撰方法和中国传统的乾嘉学派的诗文校勘整理的合璧,至今仍嘉惠学林。

   还值得一提的是,四十年代的解放区延安对杜甫比较重视,胡乔木曾经有过关于纪念杜甫的指示信,焕南的《案头杂记》介绍了延安的杜公祠、少陵川,谈到延安纪念杜甫将修葺杜公祠,开纪念会;而同时发表的钱来苏的《关于杜甫》(同前)高度评价了杜甫及其作品,强调了杜甫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气节,指出纪念杜甫的重大现实意义。

   二、五六十年代

   从五十年代初开始,许多杜甫研究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来研究和分析杜甫及其诗歌,在杜甫的生平思想、创作道路,杜诗产生的社会原因以及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冯至在五十年代初期在《新观察》上连续发表的《杜甫传》和萧涤非五十年代末期在《文史哲》上连载的《杜甫研究》。但这一阶段,由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够、运用不当,不少文章生搬硬套俄国和苏联文学理论的名词术语,在对杜甫思想和诗歌艺术的分析过程中有简单化的弊端。当时能够避开政治风潮、思想论争对杜甫诗歌艺术进行深入、独到的分析的文章只有夏承焘连续发表的《杜诗札丛》、马茂元的《谈杜甫七言绝句的特色》等数篇。

   1962年是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杜甫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全国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文化界名流学者更是纷纷撰文纪念,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杜甫的文章有三百多篇,涉及杜甫的各个方面,其中郭沫若在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大会上的开幕词《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对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谓杜甫是"伟大的诗人"、"爱国诗人","和人民打成了一片","同命运,共甘苦"。这一论断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为学界所沿用、发挥。

   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书局在1962年12月、1963年2月、1963年11月相继出版了《杜甫研究论文集》一、二、三辑,汇集了世纪初到1963年间重要的杜甫研究论文,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和总结了大半个世纪杜甫研究的实绩。

   三、文革期间

   1966年开始的文革,使杜甫研究中断了。据王学泰的《二十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一文,1966年底至1967年初,江青审查解放以来所拍摄的国产影片,便对1962年为纪念杜甫所拍的纪录影片《诗人杜甫》大放厥词,说是冯至一帮人为影射现实而拍摄的,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作品。并说毛主席喜欢李白而不喜欢杜甫。于是杜甫、杜诗就被作为封建"四旧"而扫地出门了。文革前六年中,没有一篇关于杜甫的文章,也就不奇怪了。1971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问世了,在该书中他一反1953年给成都杜甫草堂题书的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和在杜甫诞生一千二百周年大会开幕词中对杜甫的高度评价,认为杜甫是一个"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封建卫道士。

   1975年开展的"评法批儒"运动,又使杜甫搅入"儒法斗争"的中去了。梁效的《杜甫的再评价――批判杜甫研究中的尊儒思想》就是这么给杜甫划线定性的,他们认为杜甫的诗是"政治诗",他的诗歌是对当时唐玄宗推行的儒家路线的批判,说杜甫是一个不自觉的"法家诗人"。紧接着,报刊上围绕这篇文章展开了一场规模不算太大的关于杜甫到底属于儒家还是法家的论争,论争的双方虽然观点不同,但是都没有离开"评法批儒"这一总的政治原则。

   四、文革以后

   1977年以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研究的走上正轨,又出现了研究杜甫的热潮。这个时期,学界不但整理再版了大量的明清名家注杜论杜的旧著,如仇兆螯的《杜诗详注》、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杨伦的《杜诗镜铨》、王嗣奭的《杜臆》、施鸿保的《读杜诗说》、金圣叹的《杜诗解》等,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杜诗打下了基础;而且陆续出版了不少当代学者研杜的新著,如傅庚生的《杜诗析疑》、徐仁甫的《杜诗注解商榷》、陈贻焮的《杜甫评传》、金启华的《杜甫诗论丛》等。还出现了专门刊发论杜成果的《草堂》(后改名为《杜甫研究学刊》),除了成都杜甫草堂有杜甫纪念馆,河南的巩县也建立了杜甫纪念馆,四川省还成立了杜甫研究会,并多次召开了全国性的杜甫及其诗歌作品学术讨论会。

   就研究方法而言,近二十年来,人们不断开拓视野,从诗歌艺术本身、从美学、从文艺心理学、从文化史、从杜诗研究史等各个角度对杜甫及其诗歌作品进行了深入、细致、全面的探讨,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

   第二节杜甫生平研究

   本世纪的杜甫生平研究,以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陈贻焮的《杜甫评传》取得的进展最大。其中闻著对前人的杜甫生平研究作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和总结,使杜甫的生平大致明瞭了;而陈著则在有分析地吸取清代钱谦益、杨伦、浦起龙、仇兆螯,以及现当代闻一多、俞平伯、冯至、萧涤非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杜甫的游踪、交往和杜诗的写作年代、地望作了相当多的考订工作,纠补了前人不少阙失,可谓是本世纪杜甫生平研究的集成之作。除此以外,本世纪还产生了相当数量的杜甫年谱、杜甫传和数量更多的有关杜甫生平事迹考订的专题论文,综观这些成果,虽然没有出现大的进展和突破,但大致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一定规模的讨论:

   一、生卒年

   从宋人吕大防《少陵年谱》以来,大多数学者认为杜甫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卒于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享年59岁。清末学者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首次对吕大防说提出质疑,他认为:"按老杜绝笔当在《风疾伏枕》一首。……《耒阳阻水》当在五年春夏之交,《风疾书怀》在其冬,其夏《舟中苦热》已有'耻以风疾辞,胡然泊江岸'之句,则杜公之卒必在大历六年。"

   陈氏此说提出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有人响应。本世纪较早认同此说并对之补证的学者是丘良任。他先后撰写了《杜甫湘江诗月谱》、《杜甫之死及其生卒年考辨》,对杜甫的生卒年予以再考,以证陈说之不误。其中前文主要以作品逐月编次的方式,得出杜甫大历五年冬尚在长沙的结论;后文则据《资治通鉴》,认为杜甫的《献三大礼赋》写于天宝十载,又其中有"行四十载"之语,则杜甫当生于先天二年,以此年下数元稹所说的杜甫享年59岁,则杜甫必卒于大历六年而非大历五年。

   在任文发表后不久,王辉斌也相继撰文对杜甫的卒年重新考察。他在《杜甫卒年新考》中也认为杜甫大历六年仍健在人世,其主要论据是:(1)大历六年春,刘长卿在湖南与杜甫曾赠诗同送"韦赞善"至岭南;(2)卢岳大历五年秋护送韦之晋灵柩至京师后,于翌年夏不曾返长沙,杜甫斯时曾以诗寄怀之;(3)萧十二(一本作萧二十)牧守长沙事在大历六年春后,杜甫于潭州曾写诗求其"一起辙中鳞";(四)《风疾舟中》的"三霜楚户砧"所指为大历四年、五年、六年。后来,王辉斌又撰《杜甫〈风疾舟中〉诗新说》对《风疾舟中》为绝笔说进行质疑,认为其作年在大历六年冬,题旨则是因辛京杳牧潭的胡作非为而发。翌年春,辛京杳被召还长安,萧十二继其任,杜甫以诗赠萧,说明其卒年当在大历七年的春天。

   除此以外,四川文史馆编《杜甫年谱》还对杜甫出生的具体时日进行了考订,他们认为杜甫当生于先天元年(公元712年)的正月一日。但萧涤非《杜甫研究》和陈贻焮《杜甫评传》均认为此说不可信。

   二、世系、母系与妻室问题

   世系本世纪对杜甫世系进行考订的成果主要有冯至的《杜甫家世里的一段(两个姑母)》、岑仲勉的《唐集质疑·杜甫世系》、曾意丹的《介绍一块研究杜甫家世的重要墓志――大周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铭并序》、金启华的《杜甫诗论丛·杜甫世系表》、邓绍基《杜诗别解·关于杜甫的世系问题》等。

   岑文主要针对仇兆螯《杜诗详注·杜氏世系》所进行的考辨与订正,如认为杜甫至晋代杜预为十四代而非十三代,杜位系杜甫的从子而非从弟等;另外,岑文还对仇兆螯世系中的若干阙失进行了正补,使"十四代"之世系更为完整与翔实。金文则是针对钱谦益《钱注杜诗·杜甫世系》、吴景旭《杜陵世系》以及冯至《杜甫传》、四川文史馆《杜甫年谱》中的四种世系,进行了综合考订,他列了两份新的世系表,一为杜预至杜甫的"十四代"表,一为杜预至杜氏得姓起的"杜伯"的"十八代"表,在"十四代"表中,金启华对第六、十两代的人名作了全面的补正,又考证出杜甫为杜预第四子杜耽之后。邓绍基文则对现代研究者的有关成果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最后得出结论:杜甫世系除第五代尚付阙如外,其他都已考出,并列了一份自杜预至杜甫的"十三代"世系表。

   母系本世纪较早对杜甫母系进行探讨的文章是朱偰《杜甫母系先世出于唐太宗考》,该文认为杜甫的外祖母是纪王慎(太宗第十子)之孙,义阳王悰之女,故杜甫母系先世出于唐太宗。但此说后来响应者不多。

   冯至的《杜甫传》和岑仲勉的《唐集质疑·杜甫祖母卢氏考》则考证出杜甫的母亲有生母和继母之分,生母为崔氏,继母为卢氏。此外,《杜甫传》还对崔氏的世系进行了勾勒,认为崔氏系出清河,于杜甫幼年时已死去;杜甫生母的舅父为李行远、李行芳兄弟,李琮的女儿为杜甫的外祖母;杜甫外祖的父母亲为舒王李元名之女。

   四川文史馆编撰的《杜甫年谱》则认为杜甫的生母崔氏乃"文章四友"之一的崔融长女。陈贻焮《杜甫评传·杜母小议》则主要针对崔氏名海棠的旧说进行辩驳;同时指出,清代钱谦益、朱鹤龄等人对杜甫母系的研究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误。

刘衍《关于李贺的家世》则通过对李贺家世的梳理,提出了一种前人所未及的新说,认为杜甫与李贺的父辈有着一种疏远的亲戚关系。王辉斌《杜甫母系问题辨说》则对杜甫母系问题研究中的三个主要问题进行了考辨,认为:(1)崔氏为崔融长女之说与史料不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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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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