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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勤:二十世纪杜甫研究概述

更新时间:2014-12-30 21:39:07
作者: 杜晓勤 (进入专栏)  
未可信从;(2)崔氏非系出清河一房,而是博陵安平崔姓的后裔;(3)杜集中无海棠诗,与崔氏毫无关系,该因海棠乃一种从海外引进的花卉,杜甫当时根本没有见过。

   妻室据元稹《杜君墓系铭》,杜甫妻子杨氏为司农少卿杨怡女,享年49岁。故本世纪大部分学者均认为杨氏卒于杜甫谢世之后,杜、杨结为伉俪当在开元二十九年,杜甫时年30岁,杨氏19岁。然王辉斌《杜甫妻室问题索隐》则指出:根据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所颁布的"婚姻法",男15岁女13岁以上者须"得嫁娶";故杜、杨结合应在开元二十二年;杨氏约生于开元五年,卒于大历元年秋前;杨氏卒后,杜甫于大历二年的秋天,又于夔州与当地的一位少妇再婚,即杜甫一生凡两娶。杜甫卒后,此继室尚健在。

   三、行踪与交游

   本世纪学界对杜甫一生重要行踪的考察起于二十年代。1929年陈鸣西发表了《杜诗地名考》和《杜诗地图十幅》,以地图的形式对杜甫一生的重要行踪进行了粗略的勾画。此后,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也对杜甫的一些重要行踪进行了考辨。但对杜甫一生行迹的大量考察和杜甫一些重要行止原因的深入探讨,却是在八十年代以后。

   行踪的新发现和详细考察在八十年代初期,陈贻焮对杜甫行踪的新发现比较多,他曾先后发表了《杜甫壮游踪迹初探》、《杜甫携家避安禄山乱经过》、《杜甫秦州行止探(上)、(下)》等系列文章,其中《初探》一文首次揭示出杜甫在十九岁那年曾经去郇瑕(今山西临猗县)一带漫游,并在那里结识了韦之晋、寇锡。而他在《杜甫评传》中对杜甫一生重要行踪的勾勒尤多且细。

   同时或以后,对杜甫行踪详加考证的文章还有王重九的《杜甫弱冠西游考》、沈元林的《唐宝应元年杜甫行迹考》、孙士信的《杜甫客秦州赴两当县考――关于杜甫由秦陇入蜀路线的质疑》、陶瑞芝的《杜甫自齐赴"西归到咸阳"时间考》、陈铁民的《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乔长阜的《杜甫的应进士试和壮游齐赵新探――兼探杜甫初游吴越的时间》等。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实地考察来研究杜甫的行踪,此种研究法以张忠纲的《杜甫在山东行踪遗迹考辨》开其先河,此后有林家英等的《评踪辨迹学杜诗》、张忠的《杜甫陇右纪念遗迹》、杜甫纪念馆的《杜甫川北行踪遗迹考察记》、丁浩的《杜甫两川行踪遗迹初考》、《杜甫两川行踪遗迹资料辑录》等。不过,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最突出的成果还是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集体实地考察后所编写的《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该书不仅纠正了历代杜诗注家的不少地名错误,还发现了许多新的踪迹和新的地望,不少成果为陈贻焮《杜甫评传(中、下卷)》等新的论杜著作所直接援引采用。

   杜甫一些重要行止的原因杜甫后期先后漂泊西北、西南,都是在一地生活一段时间后即离去,对于杜甫离开这些地方的原因的探讨,也是杜甫生平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1、离开华州去秦州的原由。关于杜甫由华州去秦州的原由,旧说认为,属"关辅饥,辄弃官而去,至秦州"。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亦主此说。首先提出新说的是冯至的《杜甫传》,该书认为,杜甫至秦州乃是因为此地有其从侄儿杜佐与友人赞公。朱东润的《杜甫叙论》则认为,杜甫之所以去秦州,是因为他想去蜀中投靠房琯、刘秩、严武等朋友,而秦州是当时由关中至蜀中较为安全的线路上的必经之地,故有秦州之行。此后还出现了一些研究杜甫弃官去秦州的缘由的论文,如冯钟芸的《关于杜甫弃官往秦州缘由新探》、王抗敌的《从弃官西游看杜甫思想的复杂性》等,陆续提出了避乱说,归隐说等。

   2、离蜀的原因。旧说认为,严武病卒成都,杜甫无从依靠,故而离去,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冯至的《杜甫传》、朱东润的《杜甫叙论》皆从之。陈尚君的《杜甫为郎离蜀考》、《杜甫离蜀后的行止原因新考》则认为,杜甫离蜀的真正原因,乃是入京为郎,时间在永泰元年严武未卒之时。陈文还认为,杜甫之被任命为郎官,乃是严武向朝廷奏请所致,与入参严武幕为两回事。后来陈贻焮在《杜甫评传》中吸收了陈尚君这一新说。

   但是张忠纲在《论严杜交谊与杜甫之去蜀》中不同意陈尚君的为郎离蜀说,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商榷,最后认为杜甫离蜀仍然是因为严武死后,无所依从所致,旧说不误。

   3、离开夔州南下湖湘的动机。杜甫南下湖湘的动机,旧说以为是投靠亲友,王辉斌《杜甫出峡后两改初衷探究》则从多方面对之进行了辩驳,认为杜甫南下的真正目的是受功名的驱使与欲解民于倒悬。

   交游杜甫一生交游甚广,诗文中所及时人很多,对于杜甫与这些人的交往情况的考证,也是杜甫生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世纪除了一些年谱、评传、传等专门著作中涉及到杜甫的交游问题,还产生了相当多的研究杜甫交游问题的论文。

   对这一问题进行综合考论的文章主要有卞敬业的《杜少陵朋辈考》、李云逸的《杜甫交游补笺》、杨廷福的《杜甫交游考略》、陶敏的《杜甫交游新考》、胡可先的《杜甫交游补考》等。探讨杜甫与个别诗人交游的文章则主要有:张清华的《杜甫与孟云卿》、卞孝萱的《杜甫与高适、岑参》、蔡川右的《杜甫与郑虔》、沈元林的《论杜甫与高适在蜀时的关系变化》、钟来因的《杜甫与裴虬》等。

   四、卒地、卒因与墓地

   这三个问题,从宋代以来即多有争论。本世纪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杜甫生平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卒地关于杜甫的卒地,学界有两大说法:

   1、耒阳说。此说始于中唐,历代多有从之者。本世纪持此说的主要有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金启华的《杜甫诗论丛》和《杜甫评传》、邓绍基的《杜诗别解·关于杜甫的卒地卒因问题》、朱东润的《杜甫叙论》等。

   2、潭岳之间说。此说起于南宋鲁訾、黄鹤等人。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在批驳"耒阳说"后,对此说作了大量的补证工作,最后认为杜甫于大历五年(770)冬以寓卒于潭岳间。后来从此说者甚众,但观点又小有区别。如冯至的《杜甫传》和四川文史馆编著的《杜甫年谱》均认为杜甫卒于湘江舟中;萧涤非的《杜甫研究》则认为是在洞庭湖的舟中;陈贻焮的《杜甫评传》认为杜甫卒于潭岳途中;丘良任的《杜甫之死及其生卒年考辨》则认为杜甫卒地乃在昌江寓所,即今湖南省平江县境内。

   卒因至于杜甫的卒因,学界更是说法不一。传统观点有三:饫死说、病死说和溺死说。本世纪学界主要继承了前两种说法,但饫死说又派生出了中毒致死说,如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即认为杜甫死于其所食之腐肉中毒(因天热变质而有毒且被酒所促进);病死说的类别更多,主要有急性胰腺病、风湿病、风疾病、肺病、糖尿病、心肌梗塞、综合症等说法。

   墓地据有关资料记载,湖南耒阳、平江、湖北襄阳、河南巩县、偃师等地,均有杜甫墓。经过本世纪学者的研究,发现耒阳的杜甫墓为后人伪托,襄阳墓是纪念墓,但余下的平江、巩县、偃师三地的杜甫墓,到八九十年代也还各有人认为是真墓。如萧涤非《杜甫研究·再版前言》和冯建国的《杜甫四墓考》则认为杜甫死于洞庭湖中,初葬平江,后迁至偃师;傅永堂的《关于巩县杜甫墓问题》则认为杜甫的真正墓地应在巩县,余皆不可信;毛居青的《杜甫墓考》、毛炳汉的《杜甫墓地在平江》、丘良任的《杜甫之死及生卒年考辨》等文则均主平江墓说,认为巩县墓不可靠;熊治祁的《杜甫之死及平江墓》又认为平江墓为后人伪托,未可遽信。

   另外,本世纪还出版了专门研究杜甫卒葬问题的论著,即傅光的《杜甫研究(卒葬卷)》。该书认为杜甫于大历五年(770)夏卒于耒阳,杜甫初葬岳阳,终葬偃师,三者构成了杜甫灵柩归葬的全过程。

   第三节思想研究

   在本世纪的杜甫研究中,思想研究的时代色彩最强,具有十分明显的阶段性:五四运动以前,人们仍然是从传统的封建伦理的角度对"诗圣"的道德内涵进行阐述;五四运动以后,一些学者开始探讨杜甫身上的"平民"意识,挖掘他身上能够引起普通人共鸣的思想情感;二三十年代的军阀混战、三四十年代的日军侵华战争又促使许多学者在研究杜甫思想的同时表达其反对战争、希望和平以及热爱祖国、抵抗外侮的情感;五六十年代,学界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民性的观点来评价杜甫的思想,展开过一次规模不小的关于杜甫世界观的实质问题的讨论;文革中,有些人运用阶级分析的理论给杜甫的思想定性为地主意识,且对之进行了全面的否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不仅重新以严肃、科学的态度把杜甫的思想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而且从性格心理、与宗教之关系、美学思想、人文精神等新的角度对杜甫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但是,由于本世纪上半叶和十年动乱中的有关成果较少,所以下面将主要对五六十年代有关杜甫思想评价问题的讨论和八十年代以后多层次、多角度研究杜甫思想的成果进行介绍。

   一、对杜甫思想和世界观实质的讨论

   杜甫思想和世界观的实质问题,虽然早在本世纪上半叶就有学者进行过探讨,而且八十年代以后也还不时有人论及,但从讨论的规模和激烈的程度看,无疑以五六十年代为最。

   五十年代初较早用新观点来评述杜甫思想和诗歌艺术的文章是颜默(廖仲安)的《谈杜诗》,作者认为杜甫虽然具有时代阶级局限,但是他的"政治抱负是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色彩的","是必须肯定的",当作者读到"安得广厦千万间"时,"感到杜甫心里沸腾着的改变这个使千万人冻饿的世界的自发的激情,是如何地需要政治觉悟的支持啊!"稍后,刘大杰在《杜甫的道路》中也指出,杜甫"在社会实际生活的体验中,逐步地从个人的小天地里解放出来,走向人民,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成为人民喉舌的诗人"。而西北大学中文系杜诗研究小组撰写的《论杜甫的世界观――杜甫研究第二章》则从杜甫世界观的形成、发展及其社会根源;杜甫世界观中矛盾的复杂性和主要矛盾;杜甫的世界观是在矛盾中发展的;人民力量对杜甫世界观的作用等多方面,对杜甫的思想和世界观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分析,文章最后认为,"杜甫是一位伟大的人民的诗人。在很大的程度上,他反映了封建社会中深受压迫,然而还没有觉悟起来的广大农民的思想意义;他表现了他们的力量和局限,民主、天真的幻想和保守、落后的脚步。另一方面,也由于诗人没有最终地、彻底地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所以在他的思想上又保留着统治阶级的偏见,对他的生活与创作,对他的生活与创作,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当时一些杜甫研究著作也用马列主义的新观点来分析杜甫的崇高理想和世界观中的进步性。如冯至写作《杜甫传》旨在揭示出杜甫是"怎样从爱自己的家族转到爱祖国,从抒写个人的情感转到反映人民的生活,他怎样超越了他的阶级体验到被统治、被剥削的人们的灾难"的思想历程。傅庚生的《杜甫诗论》有一章是专论"杜甫的人民性"的,作者指出,"走向人民,处处为人民设想,替人民讲话,是诗人杜甫诗歌创作的特异之处","杜甫跳出了他自己的阶级,投向人民的队伍里,把他的聪明才智和具有极成熟、极强烈的表现力及感染力的一支诗笔,跟人民的需要结合起来了,从此他的诗里的人民性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也发挥了战斗的作用,终于成就了他的伟大。"萧涤非的《杜甫研究》也认为,杜甫思想的主要来源是儒家思想,但是,"由于他一方面能继承儒家思想的若干优点,同时在某些点上又能突破儒家的一些老教条的局限,因而终于成为伟大的人民诗人。"作者还指出,杜甫的进步思想主要有人道主义的思想、热爱祖国的思想、热爱人民的思想、热爱劳动的思想、无贵无富的思想等。

1962年是杜甫诞生1250周年,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和杜甫研究学者都纷纷撰文纪念,这些文章更是充分肯定了杜甫思想中的进步性和人格的崇高。如郭沫若在《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一文中就指出:"他对于人民的灾难有着深切的同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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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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