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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凌:曹思源 壮志未酬身先死

更新时间:2014-12-30 15:11:31
作者: 袁凌  

  

  

   编者按:曹思源先生系爱思想网专栏作者,多年来给予本网众多支持,谨转发《博客天下》报道以资怀念。

  

   享年68岁的曹思源,一生致力于宪法研究和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拖着病身、顶着坏天气,不错过任何一次宣讲法治和普及宪法理念的机会。这是一条铺满荆棘但也开满鲜花的险途,曹思源孤独地穿越喧嚣的时代,为一个国家寻路。

   本刊记者 | 袁凌

  

   2014年11月27日晚上,曹志芳和奶奶一起从加拿大飞回中国,赶到301医院重症监护室的门外,只能透过玻璃瞥见插着吸氧管陷入昏迷的父亲。没有人能够再与他对话。最后几天,妻子陈彬彬和探望的友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被消音的曹思源。

   这不是平素口若悬河,引导全场话题的他。

   12月2日,八宝山殡仪馆东厅数百名簇拥告别的人群中,曹思源躺在棺木里,像生前一样平和亲切,只是失去了口齿清扬的神采,唯余一副镜片微微闪烁,似乎往日思想的余光。在轻柔的圣歌与音乐中,这位一生投身于时代喧嚣中的思想者,终究归于平静。

   “他比较寂寞。”博客网创始人王俊秀告诉《博客天下》,曹思源曾经发来以落实宪法为主题的诗歌邀请他唱和,王俊秀没有回应,电话中曹思源有些失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曾经名满天下的“曹破产”缺少社会活动,“我请他讲座,他特别高兴,说要珍惜这个机会”。

   和曹思源同门受教于学者于光远的周拓称,曹思源虽乐于投身社会思潮的漩涡,终身不怠,实际却难逃游离于体制、又超前于同代人的宿命,“思想超前两步是先烈,超前一步是先驱。他在烈士和先驱之间晃悠”。

   从江西景德镇的偏僻小巷出发,到上世纪80年代因推动《企业破产法》出台名震遐迩,再到时代转折后的沉郁,以致近年热烈与寂寞的双重变奏,曹思源和他身边次第逝去的80年代“先行者”同人一样,注定行走在时代喧嚣与精神孤独的双轨之间。

   或许是出于孤独感的催迫,68岁的曹思源走得快了一些,早了一些。2013年患癌后,曹思源曾经写下诗句“壮志尚未酬”。生命的最后一年多,曹志芳感到父亲在与时间赛跑。最后时刻,几乎无人预料到他急迫的脚步戛然而止,所有人都对讣告觉得意外。

   他是那个独自撞线的人,尽管终点尚未抵达。

  

   思想的口粮

   2012年,新华社甘肃分社原社长林治波发表微博,称“3年困难时期”未曾大规模饿死人,引发曹思源在内的诸多学者激烈批评,最后以林治波道歉承认史实告终。

   曹思源加入此番论争,无疑含有早年的记忆触动。1946年曹思源出生于景德镇一幢两家合住的老旧竹笆房里。高中同学项英芬回忆,他的饭量大,票证供应量却有限,经常吃同学匀的饭,也常和同伴搭伙省钱,到学校的坡下买荞麦糊糊充饥。当时的照片上,少年的曹思源体貌清瘦,与以后判若两人。

   但对于这个喜欢戴围巾加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少年来说,知识是更不可或缺的口粮。曹思源出生于裁缝世家,父亲曾经想让这个独子承继父业,幸亏同样是裁缝的母亲开通,学校老师又到家力劝,“会读书”的曹思源才幸免辍学。

   曹思源读的远远超出了教科书。1964年中苏论战期间,曹思源负责给全年级同学讲解中方报纸登载的“jiu ping 苏联共产党”,时间长达两堂晚自习,包括了大量他自己的思考发挥。与他搭档念报的项英芬和同学们一样感到,晚自习的时间比“照本宣科”的政治课过得快得多,甚至有人提议政治课改由曹思源来教。

   “他的口才好,讲的好多是课本和报纸上都没有的。”班主任韩振铁回忆,早在上初中时,曹思源就在学生会担任全校报纸的收发,阅读了大量时事知识。曹思源自己也曾透露,他初一已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韩振铁老师和另一个同学黎维英,担当了曹思源的购书助手。韩振铁曾帮他买过厚厚的《汉语大词典》。黎维英和曹思源是隔一条弄堂的邻居,因为在新华书店有亲戚,她从中学开始帮曹思源买书,一直持续到“文革”后期,其中包括内部发行的“灰皮书”。一本《朱可夫回忆录》,花去了曹思源十多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重大开销。曹思源母亲王桂香曾告诉黎维英,曹的工资“全换成了书”,生活费则由家里负担。

   1964年,政治科目突出的曹思源,如愿考上江西省委党校,不久却赶上了“史无前例”,毕业后“下放”到景德镇黎明制药厂,担任缩合车间工人。当时曹思源曾在诗中慨叹“出世以来多风浪,未料今朝做缩合”。但他吸收思想口粮的进度并未停止。曾在车间和他搭班的赵永林回忆,“三班倒”工作间隙,曹思源在热腾腾的车间里埋头看书,从不参与工人们的牌戏。曹思源当时写下的诗句里,还有看书一整天错过吃饭的记载。

   除了让黎维英帮助买书,曹思源的另一办法是利用节假日坐车去南昌母校借书,提满两个大旅行袋带回来,下一次节假日还旧借新。这种锲而不舍的“取经”,让当时交游的同学黄河浪感到非常佩服。

   在匮乏的年代里,吸纳了多于平常人的口粮,自然会有所产出。早在“jiu ping”读报期间,曹思源曾对项英芬表示,中苏交恶后会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与小国阿尔巴尼亚的交好得不偿失。

   “文革”之初,曹思源属于“保皇派”,埋头读书。教师戴高帽挨斗的场面使他受到惊吓,以致生病休学。连带早年对于批判“右派”老师的怀疑,让他早早开始反思极左体制。他的名字,也在这时由早年的曹海泉改成了“思源”。1968年9月,曹思源夜游住处附近的莲花塘,写下“叩问缘何遭此劫,腥风血雨苦追寻”的诗句,透露了改名的含义。

   追寻的成果,使他在1976年于景德镇党校工作期间,开始写作生平第一篇论文《左倾领导路线剖析》。在“文革”尚未结束的情形下,写作颇有风险,关系密切的黄河浪也只是听说有这篇文章。

   这篇长文可称曹思源早年的思想探索总结,他从“大跃进”开始系统梳理极左路线的经济脉络,重点涉及所有制和分配问题,其中并不避讳地提及领袖毛泽东个人的推动作用,又总结了极左路线“全面专政”、“践踏宪法党章”的政治特点。这奠定了曹思源此后注重所有制和宪法实施的学术方向。

   对于曹思源个人来说,这篇文章帮助他跨越了从景德镇到北京的命运门槛。1979年曹思源报考中国社科院研究生,英语不及格,导师于光远看过曹思源的论文,认为他对政治路线的见地在当时是凤毛麟角,再加上长期苦读使得曹思源对《资本论》的某些章节“倒背如流”,考虑再三决定破格录取。

   这篇文章还给曹思源带来了陪伴终生的伴侣。妻子陈彬彬回忆,起初她对相貌平平的曹思源并无感觉,但看到了他写的这篇文章,惊讶于他对“文革”反思的超前与清晰。陈彬彬当时熟读法国文学,认同一位文豪说的“不一定要有伟大的身躯,要有一颗伟大的心”,因此接纳了外地来京的曹思源。

   背负着沉甸甸的思想口粮,曹思源从景德镇源河路的陋巷出发,辗转来到了政治和学术中心北京,站在时代思想的一线。这是他在喧嚣的政治年代里,孤独摸索而得的唯一道路。

   因主持起草了中国第一部企业破产法,曹思源遂得名“曹破产”。他创立的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曾鼎盛一时。

  

   破产风云背后

   1979年的一天,北京东四十四条胡同一间烟雾腾腾的平房里,《今天》编辑部成员的一次烫火锅聚会上,陈彬彬初次见到了曹思源。并非文学青年的曹思源参加这个聚会,是出于对风行一时的民间刊物和其背后社会思潮的兴趣。

   对时代思潮的敏感,很快在读研的曹思源身上显露出来,使他这个来自偏远地区的学生,往往成为课堂话题的焦点,不过更多是批评的焦点。于光远习惯于让弟子们轮流宣读自己的论文供大家讨论,曹思源受到的质疑最多,据陈彬彬回忆,最激烈的批评声往往来自周拓。

   虽然如此,周拓却认为曹思源拥有多数出身城市的同学不具备的“底层思维”,在对时代敏感点的把握上天赋异禀。提出制订破产法和修宪,都是这种禀赋的体现。

   早在1981年,修改宪法的决议刚刚通过,求学中的曹思源就在《民主与法制》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修改宪法的十条建议》。破产法的思路,则从黎明制药厂时期已经发端。“文革”时期流行磨洋工,某个企业连续亏损十几年,宣布整顿一年后无效,上级毫无办法,让曹思源对于企业永远不死的后果有痛切之感。读研究生期间,他发表了论文《试论国家所有制的问题》,开始尝试探讨让国有企业“破产”。

   在从中央党校调入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后,借助当时的总理“制定一批经济法规”的批示,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开始推动“企业破产法”的制定。这几乎是把一个在国人脑中斥为“资本主义”的货色,硬塞到80年代半生不熟的现实里。

   当时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的李曙光,这一时期成了曹思源的助手。二人结识之后,曹思源向他咨询破产在法律方面的依据,“第一个问题,就是债权债务在法律上怎么说”。此后曹思源让李曙光帮助他寻找破产法资料。本国法治史上,曹思源只能找到一本民国时期出版的教材,以及李曙光提供的晚清破产律和日本等国的法律。借助贫瘠的资料,并无法学背景的曹思源开始勾勒破产法的蓝图。

   李曙光对此事起初并无兴趣,是曹思源在大学讲演时的热情,以及两人到武汉、沈阳等地调研时接触的实情说服了他。陈彬彬回忆,每次曹思源从外地回来,都带着一大箱子回收的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是普通的企业职工和干部。

   在人大推动这部法律面世,更是艰苦无匹,担任“破产法起草组长”头衔的曹思源,更像是对着风车挑战的堂·吉诃德,不仅要面对人大的阻力,还要平息起草组内部的争论。从最初的零票支持到最后的高票通过,妻子陈彬彬印象最深的,是曹思源游说人大代表的锲而不舍。

   曹思源1988年1月出版的《企业破产法指南》,有一篇前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作的序。而在几个月前,黄华还不认识曹思源。曹思源先将自己生平的第一本著作《谈谈企业破产法》寄给各位人大常委,又利用国务院的电话机,挨个打电话去询问,然后上门拜访。身处高位的黄华就是这样从素不相识到被他说服。

   女儿曹志芳的感受则是,她很难见到父亲。为了打电话方便,曹思源经常住在单位宿舍,曹志芳在同学们眼中成了孤单的孩子。“我的感觉是她爸爸总是不在”,和她要好的同学王某说。偶尔曹思源从单位带回来好吃的东西,成为亲情的难得慰籍。

《企业破产法》在1986年底通过,“曹破产”名声大震,却在体制内愈形边缘化。陈彬彬对《博客天下》回忆,由于曹思源心思扑在破产法上,一再趁公派出差之机搞民意调查,引起单位领导不满,短短数年间辗转了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体改委几个单位,级别工资一直原地踏步。由于名声太著,曹思源难以被单位容纳,到了发表文章都不能署名的程度。有媒体记载,一向心地宽阔的曹思源,郁闷之下曾在下班时握拳捶墙,旁人询问只能回答“锻炼身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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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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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博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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