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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兴替

更新时间:2014-12-28 15:46:57
作者: 蒋寅 (进入专栏)  

   自从唐、宋两大诗学传统形成以来,对唐、宋诗的取舍、接受即“宗唐”、“宗宋”就成了后代诗人面临的首要问题。无论出于对传统的尊重,还是出于对“影响的焦虑”,人们都就唐、宋诗的评价及接受方式发表了各式各样的见解,到清代遂演成尖锐而复杂的论争。要理解各种分歧很大的看法,并不是容易的事,需要对清代诗学史的线索作一番细致的清理。近见束忱《朱彝尊“扬唐抑宋”说》(《文学遗产》1995.2)一文,有个很好的说法:“纵观有清一代诗歌发展全程,‘宗唐’、‘宗宋’常常是诗坛论争的交点”,“对该问题作出的不同解答毫无例外都可视为其总体诗学认识的基石。因而,诗人们对唐宋诗的选择并不仅仅是个人趣味的体现,对唐宋诗的评价也不以作家的成就及影响为唯一标准,而往往与时代精神、诗坛风会、诗人个人学术修养、生活经历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有关。”不过他论朱彝尊扬唐抑宋的内涵及原因,在注意到诗坛风会的同时却忽略了风会的时序及演变。他指出朱彝尊对宋诗的批评实际针对的是程孟阳、钱谦益一派之推崇宋诗主要是陆游,不无见地。但他所举朱说,乃发于康熙中叶,此时钱氏早已下世,诗坛风会已非牧斋所主宰,而是为王渔洋所左右了。竹垞对当时宗宋之风的批评与其说着眼于四十年前的程、钱一辈,不如说着眼于当时诗坛的风气。据我对清代诗学的考察,清人的任何理论主张都与诗坛风会,与流行的诗风密切相关。或者说理论的矛头始终都指向一定的创作实践,一个理论口号的背后必有相应的创作背景在。本文不打算辨析朱彝尊的扬唐抑宋,而只想讨论一下与此有关的清初宋诗风气。这个问题我思考、准备了很久,束忱的论文促使我把初步形成的一些粗浅看法表达出来。

     一、清初宋诗风的兴起

   论及王渔洋诗学,谁都会注意到俞兆晟《渔洋诗话》序所引渔洋晚年对平生论诗的回顾:

   少年初筮仕时,唯务博综该洽,以求兼长。文章江左,烟月扬州,人海花场,比肩接迹,入吾室者,皆操唐音。韵胜于才,推为祭酒。然而空存昔梦,何堪涉想?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良由物情厌故,笔意喜生,耳目为之顿新,心思于焉避熟。明知长庆以后,已有滥觞;而淳熙以前,俱奉为正的。当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争相提倡,远近翕然宗之。既而清利流为空疏,新灵寖以佶屈,顾瞻世道,惄焉心忧。于是以太音希声,药淫哇锢习,《唐贤三味》之选,所谓乃造平淡时也,然而境亦从兹老矣。

   这段话在渔洋本人,不过意味着自己的诗学所经历的不同阶段,可联系到清初诗风的嬗变来看,它就包含着一段曲折的诗史,一股流动的诗潮。渔洋的“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不只是他个人诗歌观念的阶段性变化,影响所及,在一段时期内,整个诗坛都流行着宋诗风。时过境迁,这段历史象干涸的河流一样被岁月的尘沙湮没了,我们的教科书和论著中看不到它的踪迹。虽然上面那段话经常被引用来说明渔洋诗学的演变(注:如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钱仲联《清人诗文论十一评》、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等。),但真正注意到这段话所包含的历史事件的,我所见只有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清代文学批评史》、台湾陈惠丰《叶燮诗论研究》和友人张健《王士禛论诗绝句三十二首笺证》前言(注:青木正儿《清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陈惠丰《叶燮诗论研究》, 1977年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 张健《王士禛论诗绝句三十二首笺证》,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青木先生曾就所见的文献约略论及清初的宋诗风气,张健则探讨了渔洋提倡宋诗的时间,但两位对宋诗风气消长的过程本身及其诗史背景却未加深究,遂使这一富有考古价值的课题错过了被发掘的机会。

   王渔洋主盟诗坛近四十年,康熙朝的诗风演变与他有关是毋庸置疑的。他自述宋诗风起于他的倡导,也并非过甚其辞。计东的话可以证实这一点:

   自宋黄文节公兴而天下有江西诗派,至于今不废。近代最称江西诗者,莫过虞山钱受之,继之者为今日汪钝翁、王阮亭。(注:计东《南昌喻氏诗序》,康熙刊本《改亭集》卷四。)

   钱谦益确实提倡过宋诗,但他去世太早,康熙朝的宋诗风与他没有直接关系。相比之下,汪琬应该说是当时宋诗阵营中的一员主将,但钝翁本以古文名,在诗方面的影响远不能和王渔洋相埒。现存资料表明,只有王渔洋才是康熙诗坛宋诗风的真正领袖,不过他还不是最早提倡宋诗的人。这是个需要澄清的问题,在此我想不避繁琐地征引一些史料,以便勾勒出宋诗风萌生、发展的整个过程。

   据我考察,诗坛对宋诗风产生反响, 最早的资料是康熙十一年(1672)沈荃为曾灿《过日集》所作的序。沈荃说:

   近世诗贵菁华,不无伤于浮滥,有识者恒欲反之以质,于是尊尚宋诗以救弊。(中略)今之号为宋诗者,皆村野学究肤浅鄙俚之辞,求其如欧阳永叔所云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者,百不得一焉。此不过学宋人之糟粕,而非欲得宋人之精神也。(注:曾灿《过日集》卷首,康熙十二年刊本。)

   此所谓“尊尚宋诗以救弊”者,我认为是指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同编的《宋诗钞》,其书选于康熙二年(1663)夏,

   刊于康熙十年(1671)秋,翌年已流行于世(注:吴之振《黄叶村庄诗集》卷二《寄雪客》自注:“在都下时以《宋诗钞》赠雪客,答云将归献老亲也。”按:此诗作于康熙十一年(1672),是年吴之振上京。雪客,即周亮工子在浚。)。吴之振自述其对宋诗的看法,曰:“自嘉隆以还,言诗家尊唐而黜宋。宋人集覆瓿糊壁,弃之若不克尽,故今日搜购最难得。黜宋诗者,曰腐。此未见宋诗也。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中略)今之黜宋者,皆未见宋诗者也。虽见之,而不能辨其源流,则见与不见等。此病不在黜宋,而在尊唐。盖所尊者嘉隆后之所谓唐,而非唐宋人之唐也。”他不仅揭示宋诗的佳处,同时也对明代以来的尊唐提出一针见血的批评,所以马上赢得学宋诗者的响应。是年汪琬有《读宋人诗六首》(《钝翁类稿》卷八),首云:“夔州句法杳难攀,再见涪翁与后山。留得紫微图派在,更谁参透少陵关?”后历论南宋大家及元好问。是冬,李良年也有《题宋人诗后》(《秋锦山房集》卷五)一诗,首云:“三唐已渺典型在,俨若金石万古垂。有明晚叶吁可怪,弃厥根本寻其枝,小儿开口笑宋诗。岂知良工意惨淡,能事不贵师藩篱。”嗣后历数有宋名家的造诣,连四灵辈都不吝褒词。末云:“呜呼往哲秋云高,愧从井底论妍媸。少小只解弄柔翰,鼓柁欲涉无津涯。藏书万卷发未半,劫火到处宁吾私。拟抛生事访遗帙,手欲缮辑力已疲。”当时宋集流传稀少,宋诗选本只有明代李子田的《宋艺圃集》,《宋诗钞》的出现客观上为宋诗的走红创造了条件。不过,以吴之振的人微言轻,学宋诗并未立即形成强大的潮流。这从几年后吴之振的感慨中即可体会到,《黄叶村庄诗集》卷四《次韵答梅里李武曾》写道:“王李钟谭聚讼场,牛神蛇鬼总销亡。风驱云障开晴昊,土蚀苔花露剑芒。争诩三唐能哜载,敢言两宋得升堂?眼中河朔好身手,百战谁来撼大黄?”此诗约作于康熙十五年(1676)(注:《秋锦山房集》卷五有《吴孟举以宋诗选刻并所作种菜诗见贻走笔奉柬》,即李良年赠吴之振的原唱,列于《哭刘蒲庵吏部》之前。据李绳远撰集序,卷五所收诗为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冬“(由黔中)抵家历戊午及近游滁颍间诸诗”,考刘体仁卒于康熙十五年(1676)春,知吴诗作于康熙十四至十五年间。),吴之振回顾明季以来的诗学嬗变,慨叹世人竟趋三唐,无视两宋,希望能有人挺身而出,举起宋诗的大纛。其二云:“钝翁类稿读题词,遥想尧峰唱和时。莫到外间殊不尔,且容吾辈共论之。”汪琬是当时有名的宋诗作家,吴之振读汪、李二人的唱和,引为同志,正表明了他与时尚趣味的对立。此外,宋荦《漫堂说诗》回顾自己诗风的演变,曾说:“康熙壬子、癸丑间屡入长安,与海内名宿尊酒细论,又阑入宋人畛域。所谓旗东亦东,旗西亦西,犹之乎学王李学三唐也。”这表明,《宋诗钞》在京师流传后,朝官间已开始有议论宋诗者。曹禾序陈廷敬《午亭集》,说康熙十三年九月十三日与田雯、谢重辉夜访陈廷敬宅,读其诗,有云:“先生之诗,眉山氏之诗也。今人动诋诃宋诗,不知承唐人之宗者宋人也,而承杜、韩之大宗者眉山也。”(注:曹禾《午亭集》卷首,康熙四十二年刊本。)这一记载正可与吴诗相印证,说明起码到康熙十三年至十五年间,宋诗仍是遭轻视的。即使有陈廷敬、曹禾这样的爱好者,也未形成风气。显然,宋诗风之盛行还有待于王渔洋的提倡。

   那么王渔洋提倡宋诗是在何时呢?这个问题他自己没说过,只能由他人的说法来推定。考陆嘉淑有《与王阮亭》诗云:“风雅历绵祀,遗芳一何繁。无论汉唐彦,变化难具言。扬波挹其澜,岂必卑宋元。鲜妍杨诚斋,沉至虞道园。吾家老放翁,笔力差澜翻。盛明起诸子,才力洵绝伦。欲使百家废,坐令群论喧。不闻杜少陵,崛强妄自尊。阴何与庾鲍,时时见推论。蜩螗沸排击,大雅弥荒屯。矫矫王仪部,沉博破其藩。网罗八代遗,英华列便蕃。朗然发光耀,如映朝日暾。”(注:陆嘉淑《与王阮亭》,《辛斋遗稿》卷三,道光间蒋光煦刊本。)诗中对王渔洋反潮流的功绩给予了肯定。王渔洋官仪部即礼部仪制司员外郎是在康熙七年正月至十年二月间,其中八年九年两年是在清江榷署,诗只能作于康熙六、七年间。但这似乎是对渔洋《论诗绝句》在观念上肯定宋元诗的赞赏。因为据曹禾《海粟集序》回忆:“往予与纶霞、蛟门、实庵同官禁庭,以诗文相砥砺。是时渔洋先生在郎署,相率从游是正,时闻绪论,益知诗道之难。予辈时时讲说,深痛俗学之肤且袭,而推论宋之作者如庐陵、眉山、放翁、石湖辈,皆卓然自立,成一家言,盖以扩曲士之见闻。使归其过于倡导之渔洋先生,夫有祧有祢,则有学有不学,是乃世人之学耳,岂论诗者溯流穷源之意哉?”(注:顾复渊《海粟集》卷首,雍正八年刊本。)这才是渔洋倡导宋诗的时候。渔洋于康熙十一年典四川乡试,随即丁母忧,至十五年五月方补户部四川司郎中,则曹禾等人闻其绪论只能在康熙十五、十六年间,即《居易录》卷五所载丙辰、丁巳间宋荦、王又旦等十子“皆来谈艺,予为定《十子诗》刻之”的时候。看来王渔洋大力提倡宋诗,是在乡居服阕入朝以后,宋诗风在他的倡导下方始强劲起来。曹禾反对将学宋诗的流弊归过于渔洋,自然是为老师开脱,但这恰好表明了渔洋在煽动宋诗风气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张健曾据渔洋《论诗绝句》与计东《宁益贤诗序》中所述渔洋对黄庭坚的推崇,将渔洋提倡宋诗的时间推断在顺治末。这似乎太早了些,个人趣味与提倡于诗坛毕竟是两回事。

   王渔洋提倡宋诗的具体言论,除了《鬲津草堂集序》(《蚕尾集》卷七)说的“唐有诗,不必建安、黄初也;元和以后有诗,不必神龙、开元也;北宋有诗,不必李、杜、高、岑也”,我想大约与金居敬《渔洋续集序》所述渔洋之言相近:

   世有相沿之论,曰诗当为唐诗,又当为大历以前诗人之诗。夫唐之文章至元和而极盛,其诗之传者隽异瑰玮,非其人未有能为之者也。谓元和以后之诗可废也,抑固矣。凡名为为唐诗者,必诋诃宋诗,而訾毁西江尤甚,斥之为山魈木怪,著薜萝之体。实则西江之音节、句法皆本于唐,其原委不可诬也。盖有宋诗家自欧阳文忠公、王文公推扬李杜,以振杨刘之衰弱,而靡声曼响中,于习尚未能遽移,至黄鲁直而后,有以窥三唐之窍奥,力追古之作者,而与子瞻苏氏抗行于一时。其后学者派分为二,所谓各得其性之所近云尔。其一唱一和,于彼于此,之变之正,或离或合,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论者顾弗之深考与?

   可与这段文字及上文对渔洋提倡宋诗时间的推断相印证的,是当时诗歌批评对宋诗风气流行的强烈反应。众多诗人、诗论家对此的关注,即使在今天仍使我们感受到宋诗风给诗坛带来的强烈冲击。毫无疑问,它在当时是一个谁也不能回避的话题。请看当时诗人们的反应:

康熙十七年(1678),施闰章致颜光敏书:“诸诗伯持论,近多以宋驾唐,殆为肤附唐人者矫枉,去唐渐远,山海之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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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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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199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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