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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意根: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上将们

更新时间:2014-12-26 09:50:33
作者: 李意根  

    

   庐山会议上,他们处于尴尬的境地

   今年是1959年庐山会议50周年。

   1959年的庐山会议包括两次重要会议:7月2日至8月1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在这一会议中,解放军57位上将中在地方担任领导的3人参加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乌兰夫上将、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上将,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韦国清上将。由于第一阶段的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尚处于保密阶段,而其他上将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因此对庐山风云一无所知。

   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按照中央通知精神,所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都不得请假。因此,除乌、叶、韦3人已经参加会议外,身为中央委员的上将李克农(时任副总参谋长兼中央调查部部长)、宋任穷(时任二机部部长)、肖克(因1958年反教条主义被免职,只保留中央委员身份)、邓华(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刘亚楼(时任空军司令员)、王震(时任国务院农垦部部长)、肖华(时任总政副主任)、赵尔陆(时任一机部部长)、谢富治(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吕正操(时任铁道部代部长兼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等10人,以及候补中央委员上将杨得志(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时任防空军司令员)、甘泗淇(时任总政副主任)、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宗逊(时任副总参谋长)、韩先楚(时任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李涛(时任总参谋部第三部部长兼政治委员)、陈奇涵(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志民(时任高等军事学院政委)、苏振华(时任海军政委)、黄永胜(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阎红彦(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兼四川省副省长、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洪学智(时任总后勤部部长)、宋时轮(时任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钟期光(时任军事学院政委)、周桓(时任任沈阳军区政委)等18人,总共31名上将参加了八届八中全会。

   在全会上,上将们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原因与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批判有关。一方面,他们和元帅们不同,元帅们和彭德怀有着相同辉煌的经历,且是平级,相互之间说话比较随意,而上将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曾在彭德怀手下长期浴血奋战,和彭德怀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很难对彭德怀说三道四;另一方面,上将们多是一线工作的具体执行者,执掌一方生杀大权的“诸侯”,发言具有代表性,特别是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出了“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的话后,他们不得不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表明立场。因此,这次会议,上将们经受了一场政治与灵魂的考验。

   随着岁月的流逝,那段历史逐渐拂去了蒙在上面的灰尘,上将们在会议上的情况也逐渐披露出来:要么是一些上将在回望他们的革命生涯的时候,或多或少记录下来了一些当时别样的心情;要么是那次会议的见证人,无意中记录下了上将们的表现。从目前公开的资料来看,上将们在会议上主要有4种态度:一种是极度的同情,如和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共事过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洪学智,他们详细记录了自己的言行;二是同情却被逼表态的,如韩先楚、杨得志、杨勇、李志民等,他们在回忆录中或多或少地写下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三是觉得出了口怨气却又深深不理解的,如在此前不久遭到彭德怀严厉批判的肖克,他也记下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四是对彭德怀进行严厉批判的,如黄永胜、苏振华、肖华等人,这些记录主要见诸于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

   这次会议还改变了他们中一些人的命运:有人被长期清理出了军队,有人获得了升迁,有人很多年后还一直受到牵连……因此,不管从那个角度上说,庐山会议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国军界的第一次公开分裂,对中国军队的建设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宋任穷在会上批判了彭德怀,邓小平给他泼了一瓢凉水

   宋任穷上庐山的时间是在7月14日,原来庐山会议预定是日结束,宋于此时上山是向彭德怀和聂荣臻汇报工作。此前7月4日,宋任穷将二机部党组讨论的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后可能遇到的情况,向在庐山参加会议的分管领导聂荣臻作了汇报,并提出了对原子能建设采取的方针和做法。聂帅让宋等庐山会议快结束时,与刘杰、万毅一起到庐山向他和彭德怀汇报。宋任穷等人14日赶到。

   宋任穷一上庐山,原来准备结束的会议延期了,并一下由反“左”转向反右。宋任穷由于当时存在着“左”的思想,也表示不同意彭德怀的看法,在会上作了批评彭德怀的发言。

   庐山会议后,宋任穷同国务院另外几位同志一起到北京医院去看望邓小平,邓因为腿受伤未能上庐山。邓小平躺在床上,一条腿上了石膏,吊挂在床架上。宋任穷等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向他讲了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彭德怀的一些情况,邓小平沉思了一会儿说:“彭德怀同志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斗争中都有很大的功劳,不论他有什么错误,这些功劳都应当充分予以肯定。”邓小平在批判彭德怀的调子越来越高的当时讲的这番话,对彭德怀无疑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而对宋任穷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左”的思想,头脑不够清醒的人泼了一瓢冷水。

   1980年4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又讲到庐山会议,他说:“1959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在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对于这次错误的批判,宋任穷后来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这说明我觉悟不高,认识片面,应当引以为戒,作自我批评。”

   邓华“假批判真保护”,被打成“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7月中下旬,身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接到参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通知,便乘飞机匆匆飞往庐山。从8月3日起,全会分成3个大组,分别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与张一组)4人。邓华被有意分配在批判彭德怀的那个组,因为邓华是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时的副司令员,按当时的逻辑就是“捆在一根绳上的蚂蚱”。

   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对于彭德怀等人所谓“右倾”问题的揭发批判已形成了“一致”的意见,而且根本容不得彭德怀申辩。邓华心里很不是滋味,从内心里讲,他是赞同彭德怀的观点的,因为“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种种怪异现象早已让他忧心忡忡,他本来都已酝酿好准备在分组会上讲一讲这个方面的问题。但是一边倒的形势,邓华不得不避重就轻地说了几句违心的话,但很快就招致一阵指责,说他的发言是“假批判,真保护”。

   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继续揭批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这次会议上,邓华和洪学智、万毅、钟伟等人被错误地划为“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被迫交代“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也趁火打劫:“老实交代你跟彭德怀的黑关系!”“彭德怀爱骂人,许多人都骂到,就是没骂过你,这是为什么?”“你长期跟林总,却是格格不入,为何一到朝鲜就跟彭一拍即合?”邓华听后轻蔑地说:“他骂你是因为你打皮绊,玩女人。我没有男女作风错误,当然没有挨骂。”台下哄堂大笑。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听取林彪汇报时给邓华和彭德怀的关系定了调:“邓是彭的人。但是,邓与彭是有区别的。”会后,撤销了邓华党内外一切职务,退出军界,并于1960年6月,发配到四川省担任分管农业机械工作的副省长,从而开始了长达16年的副省长生涯。

   洪学智会上一言不发,被赶出军队达17年之久

   庐山会议召开期间,时任总后勤部部长、中央候补委员的洪学智正在西藏,了解西藏平叛和物资供应情况,因此一开始的会议他没有参加。第二阶段因为要公开批判彭德怀,中央通知他一定要参加第二阶段的会议。就这样,洪学智上了庐山。

   洪学智一到庐山,会务组先安排他听了毛泽东的一个讲话录音,内容是批判彭德怀写的那封信,批判他右倾保守。对于这封信的看法,洪学智是这样看待的:“彭总的信,我也看了,总觉得彭总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敢讲真话、讲实话,是忧国忧民的表现。”

   洪学智感到彭总的信反映了真实情况,和他在路上的见闻差不多:他在广东时曾目睹了一些怪事,如地里的庄稼熟了没人割,人都大炼钢铁去了;为了大炼钢铁,连一些军营里的松树都砍了,对此洪学智也有看法。因此,会上在讨论彭德怀的信时,洪学智没有说话。他是这样解释的:“说什么呢?因为讲真话不是时机,违心的话我绝不会说的,没有事实根据随便讲不行。”

   目前能查到的洪学智在庐山会议上的唯一一次谈话是为彭德怀辩驳的。会上有一些人对批判彭德怀很“积极”,说“大跃进”怎么怎么好,彭德怀怎么怎么右倾,这等于火上浇油,使争论越来越激烈。以后,又有人说彭德怀出访东欧,是里通外国。这一点洪学智想不通。他说:“彭德怀出访东欧是中央批准的,他又不会说外语,会谈都有翻译在旁边,他怎么能里通外国呢?”

   庐山会议结束以后,接着在北京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主要是揭发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这次会上,有人把洪学智也给扯了进去,让他揭发彭德怀的问题,说什么总后是彭德怀的“黑窝子”,彭德怀和洪学智不是一般关系,对他进行批判。

   听到这样的责难,洪学智哭笑不得,有口难辩。他对彭德怀历史上的情况了解不多,抗美援朝战争时他们在一起合作得很好,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结下了革命情谊。这是很正常的关系,有什么可揭露的?在这次会上,对他的所谓揭发批判,主要是围绕以下3件事:

   一是说洪学智当总后勤部部长与彭德怀有关。这件事情有一个背景,志愿军成立后勤司令部时,洪学智提出回国后不再干后勤工作。彭德怀回国前对洪学智说过“回国后如果让我当参谋总长,跑不了你还得干后勤”,结果成了他的一条罪状。当时,洪学智心里真是不服气。他当总后勤部部长是军委集体讨论、毛泽东任命的,怎么能说是彭德怀许的愿的呢?但没人听他申述,申述也没用,反而说你态度不好或不认识自己的问题。

   第二件事,在朝鲜打第五次战役前研究作战方案时,彭德怀问这次战役该怎么打,洪学智建议把敌人放进来打,但没被采纳。不幸的是,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60军及180师几乎全军覆没。彭德怀后来在总结时说过“洪学智要把敌人放进来打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当时我没有采纳”的话,被人说彭德怀器重洪学智。

   第三件事是朝鲜给彭德怀授勋之后,彭德怀在一次志愿军党委会上说过“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这个大勋章从大后方讲应该给高岗,从前方讲应该给洪学智”的话。有人就说你看彭德怀多么器重你洪学智,连朝鲜授予的勋章都想让给你。

   这次批判会的结果,就是在彭德怀被撤了国防部长职务之后的1959年10月,洪学智也被免去总后勤部部长职务,下放到吉林省当农业机械厅厅长、重工业厅厅长、石油化工局局长等职,一待就是17年!但不管怎么艰难,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开会批斗洪学智时,让他揭发彭德怀的问题,他还是坚持自己在庐山会议期间的观点:“我跟彭德怀在朝鲜战场几年,出生入死,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当然,他免不了又要受一顿皮肉之苦了。

1974年11月29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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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精华》200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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