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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华峰: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

更新时间:2014-12-26 00:11:32
作者: 庄华峰  
指出由于典型的自然经济和长期的分裂割据,各地区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和激化程度很不一致,因而使这时期的农民战争带有分散性和地域性的显蓍特点。由于少数民族的参加,使一部分农民战争带有民族战争的特点,这对于胡族政权的封建化和各民族的融合起了积极作用。农民利用宗教神学作为思想武器发动起义,也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之一。潘民中《汲获之战是官渡之战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殿文《蜀汉将领东征探微》,王汝涛《扣(志)识小录》,漆侠《西晋末年以流民为主的各地起义》,朱大渭《孙恩徐道复起义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冯君实《北魏前期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唐长孺、黄惠贤《试论魏末北镇镇民暴动的性质》等文章对这一时期的战争作了具体的论述。

   四、民族关系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问题非常突出,因而此时期的民族关系问题成为引人注目的重要课题。黄烈以《五胡汉化与五胡政权的关系》为题研究了民族同化的条件以及政权在民族同化中的作用。指出在西晋统治下,各胡族的内迁部分都还保持着各自民族特性,没有同化于汉族。西晋政权灭亡后,五胡相继建立起政权,但这些在汉族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只能是地主阶级的封建政权,是离开本族社会基础的升化产物。因此,五胡政权反过来加深本族的分化程度,导致本族共同体的解体。各族人民在原有的社会组织解体后,才最大限度地密切了与汉族人民的各种联系,迅速走向汉化。对于十六国时期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之间的关系,蒋福亚《刘渊的“汉”旗号和慕容廆的“晋”旗号》指出,“汉”旗号是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晋”旗号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由“汉”旗号到“晋”旗号之间的变化,正是民族矛盾逐步上升,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反映。邢友德《从刘渊、石勒起兵看十六国时期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以西晋灭亡为界限把十六国时期分为两个阶段,认为第一阶段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西晋政权与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刘渊、石勒起兵是各族人民反晋斗争的一部分;第二阶段的基本矛盾是胡、汉地主阶级与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是民族矛盾掩盖下的阶级矛盾。韩国磐谈谈石勒》和张秀平《关于石勒的再评价问题》两文都认为以前对石勒评价过低,从石勒建立政权前后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分析,他应被列为十六国时期较有作为的统治者之一。白翠琴《论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对汉族发展的影响》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汲取了边疆民族文化精华,极大丰富了自身的物质及精神文化。汉族的迁徙及融合使人口分布较前广泛、合理,与其他民族一起对恢复北方的社会经济和开发江南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为隋唐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淝水之战性质研究方面,田余庆《前秦民族关系和淝水之战的性质问题》认为从当时苻坚所代表的民族,所代表的政权,所代表的整个北方与南方的相应情况对照,南方民族的差异非常明显,其时还不存在南北统一的现实可能性,南北战争只能是一场民族灾难,所以他认为淝水之战带有统一战争性质,但本质上仍是一场民族入侵战争。黄烈《关于前秦政权的民族性质及其对东晋的战争性质问题》一文的发表,使这个问题在较大范围内引起争论。黄烈认为前秦政权已经是封建汉化政权,淝水之战的实质是南北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一场兼并统一的战争。徐扬杰《淝水之战的性质和前秦失败的原因》赞同黄烈的观点,并进一步认为前秦方面是统一中国的正义战争,东晋方面是保卫士族腐朽统治的不义战争。孙祚民《处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重要准则》和《试论淝水之战的性质及有关的几个问题》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前秦政权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实行了民族压迫,不应对前秦政权的汉化程度估计过高,前秦发动的是一场民族侵略战争。黄烈《民族融合与淝水之战》针对孙的观点又进行了反驳,指出前秦政权是继承了汉族封建政治传统的氐、汉相结合的政权,

   民族性质是氐汉双重的。故此,将淝水之战称作民族战争是不恰当的,称作南北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战争较为符合历史实际。李季平《再论淝水之战的性质》认为苻秦发动的灭晋战争,是以进行“统一”为名,而行扩张、掠夺、民族压迫之实的战争,苻坚所谓推行“王化”和“以济苍生”等自我表白都是谎话,背后隐藏着的真实目的,则是维护以他为首的氐族贵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

   东晋南朝民族问题研究方面,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对魏收所记载的江南各少数民族逐条作了考释,并研究了其与梁末江南政治力量演变之间的关系。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考察了侨人、南人和各少数民族在南朝境内的分布,以及南朝政府对蛮、俚等少数民族的政策。朱大渭《南朝少数民族概况及其与汉族的融合》主要分析了蛮、僚、俚三族的分布地区、人口和社会经济结构,指出这三族的部分人口就在三百万左右,占南朝国家掌握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各族虽在不同程度上保存着本族的文化习俗,但与汉族人民都有着较密切的联系。南朝政权和地方官吏对少数民族进行长期残暴的征伐,强迫少数民族为其提供巨大的人力、物力,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引起少数民族的不断反抗。但封建统治者在征服少数民族后采取的某些措施,在客观上起到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个别封建统治者实行的减轻歧视、压迫的政策,对各族人民的接近与融合,也起了推动作用。而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南方的开发过程。

   有关鲜卑族的研究一直是民族史研究中的重点。这一研究由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更引起史学界的关注。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佟柱臣《嘎仙洞拓跋焘祝文石刻考》等文章介绍了在大兴安岭北段嘎仙洞发现了北魏时期告祭先祖的祝文,可以确定嘎仙洞一带即拓跋鲜卑的早期居住地,从而结束了根据文献对拓跋鲜卑起源地所进行的争论。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二》、《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通过对考古发现的整理和研究,初步勾勒出拓跋鲜卑离开大兴安岭后的迁徙路线和大致时间。并通过对墓葬制度以及随葬品的分析,与文献结合起来研究了拓跋鲜卑的进化过程。在对拓跋族社会性质的研究上,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通过对北魏前期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认为拓跋部落在猗卢时期开始形成国家,而这一过程完成于拓跋珪统治时期。当形成国家时,拓跋族所采取的发展道路乃是由家长奴役制向封建制转变的道路,虽然在此期间奴隶生产占有相当的比重,但不是最基本的生产关系。黄烈《拓跋鲜卑早期国家的形成》提出从猗卢的祖父力微时开始,以拓跋族为核心的部落统一体,走向形成国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是旧有氏族制度机构的改造,一是新的国家机构的设置,到什翼犍时期,已粗具国家的规模,作者称为“拓跋早期国家”。认为拓跋族由原始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过程中,有过一个不典型和不发达的奴隶制阶段,拓跋早期国家的性质应是奴隶制的。

   北魏孝文帝改革。北魏孝文帝时期的改革,是北方民族融合史上的一件大事,历来都给以较高的评价。马德真《论北魏孝文帝》对孝文帝的作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认为孝文帝统治的二十九年,尤其是他亲政后的九年,是北魏一代改革最频繁,而又最富有成效的一个历史阶段。陈汉玉《也谈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认为北魏前期胡矛盾不激烈,孝文帝的改革也不是为了解决胡汉矛盾,而是要用儒家的礼教去代替一切。他所进行的改革加速了北魏政权和拓跋民族的衰亡。川本芳昭《北魏高祖の汉化政策ㄈついこの一考察——北族社会の变质との关系からた》从祭天礼仪、军制以及婚姻形态三个方面考察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孝文帝的改革,指出作为北魏统治者的北族是由多个血统与习俗相同的小集团组成的,但由于随北魏政治变动和经济发展而进行的阶级分化,整个北族集团在孝文帝改革前已处于崩溃状态,孝文帝改革是北魏政权在政治危机情况下的历史必然产物。

   五、思想文化史

   百年来尤其是近年以来,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极为活跃。有总论一个时代思想的,有专谈某个方面风俗的,成果殊多,风采各异。就思想史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有何变化?地位如何?这是讨论最多的问题。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理性主义与自然相结合,从而加深了人对自然的认识。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明确宣布为匡时济世,这是当时儒学演变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洪廷彦《魏晋南北朝的儒学》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受到各种思潮的冲击,不能再垄断思想界,但仍保持着优越地位,在政治上起着重要作用。孔毅《论儒学知识分子与西魏北周的强盛》认为儒学知识分子对西魏北周建立,巩固和强盛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他们以既通晓儒家文化,又兼达政术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促使西魏北周有弱转强,最终以关陇一隅之地统一北方。

   魏晋玄学研究方面,唐长孺《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对这一哲学史上的重要课题作了较系统的考察,指出汉末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士人开始批评东汉所奉行的名教之治,并建立起一种新的统治理论——名理之学。由于理论本身的发展,更由于现实政治的发展,名理学就归本于道家而形成了玄学。拥护司马氏政权的正统玄学家为了排除别派玄学家在封建秩序中的破坏作用,发挥崇有的理论,在适合于统治阶级需要的理论上解决了名教与自然的矛盾。汤用彤、任继愈《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认为魏晋玄学是在魏晋时代中、小地主阶层与豪门世族争夺政权的过程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并指出了汉末今文经学衰败的原因和汉末荆州学派与玄学之间的渊源。赵克尧《魏晋风度论》认为魏晋风度体现在思辨理性,理想主义,批判精神三个方面。魏晋玄学注重义理分析,抽象思辨,在学术上开创了完整性、伦理性的一代新风,为宋代理学开了先河。对完善中国古代哲学体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标志着哲学觉醒阶段的到来。

   佛教研究方面,张弓《中国中古时期寺院地主的非自主发展》一文认为中国中古时期寺院地主经济具有非自主发展的特点,并将其发展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宫川尚志《五胡十六国と泰山の竺僧朗教团》,考察了竺僧朗与十六国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指出这一时期的沙门由于辅佐统治者的建设工作,得到国家的支持,这是佛教获得较大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僧朗镇虎的记载分析了佛教怎样向旧有的民间信仰领域渗透,从而适应生活于不安定之中的民众的要求。何兹全《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和塚本善隆《北魏の僧祗户と浮图户》,对这一时期的寺院经济作了较深入考察,谢重光《中古佛教寺院为社会文化中心说》指出:在中古时代佛教寺院作为一个兼具宗教和政治、经济职能的社会组织,发挥了多方面的重要的文化功能,既能满足宗教生活需要,又是娱乐的主要场所、学术论坛、教育阵地、中外文化交流桥梁,堪称为当时社会的文化中心。

道教研究方面,唐长孺《魏晋时期北方天师道的传播》,认为曹操平汉中后,北迁张鲁及其臣僚,使其宗教信仰与宗教组织也传播到北方,但在曹操与曹丕时期禁祠祀的情况下,活动较困难,到曹睿时禁令渐弛,天师道才恢复活动。刘琳《论东晋南北朝道教的变革与发展》,指出在这一时期道教经历了重大变革,由原始幼稚的五斗米道发展成完备成熟的宗教。制作和传播新的经典是士族对道教改革的先声,对教义、教理的充实一是大量引入佛教教义,另一方面吸收儒家学说。组织形式的改变主要表现为祭酒制的衰落,道馆的兴起和道官的设立。熊铁基《魏晋时期道家思想的流行》,认为政治的不稳定动摇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给道家思想的流行创造了机会,而道家思想的流行,是一次冲破儒家精神枷锁的思想解放。张国安《道教与刘宋皇帝》一文指出:以往人们对南朝刘宋王朝荒淫暴虐之主辈出、君主行为多怪诞不经如大肆杀戮宗室及亲属之间乱伦无礼等千古罕见的现象多迷惑不解,作者经过研究发现刘裕家族深受南方流行的道教影响,道教是其传身立命之密缘,他们许多怪诞行为多与此有关,而刘宋宫廷政治剧变多为道士、道徒的阴谋所致。这有利于加深对道教及其社会功能和传统等问题的认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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