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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华峰: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

更新时间:2014-12-26 00:11:32
作者: 庄华峰  
朱大渭《论诸葛亮治蜀——兼论诸葛亮是儒法合流的典型人物》是一篇全面论述诸葛亮治理蜀国政治、经济、军事的长篇专文。朱文认为诸葛亮吸取了先秦两汉以来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刑治”思想,是典型的儒法并用而治国的政治思想家。黎虎《蜀汉南中政策二三事》认为诸葛亮平定南中,对于祖国统一和西南地区的开发,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这是以战争和民族剥削压迫为代价换来的。闵传超《诸葛亮再评价》、谢求成《诸葛亮的成败得失》和尉久丰、杨春友《诸葛亮对人才用而不教》则认为诸葛亮在选拔和培养人才上不甚得当,这是蜀汉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经济史

   屯田研究方面,杨春藩《关于曹魏屯田的规模问题》指出曹魏是屯田空前发展期,国有土地大量增加,私有土地明显减少,但应看到屯田的发展是由其局限性的(军屯更受战争形势的制约),与地主及自耕农的私有地相比,其数量仍占少数。从总体看,曹魏政府剥削的主要对象仍是广大个体小农。屯田的作用只是在曹操统一北方过程中显得突出。西嵨定生《魏的屯田制——围绕其废除问题》对于曹魏时屯田的分布和组织系统等作了细致的研究,并从屯田官和屯田民这两个角度来探讨西晋初废止黄农官及其所掌管的民屯的原因,认为屯田民转化为晋的课田民,而且魏的屯田制具有由汉代土地制度到晋代土地制度的过渡形态。高敏《关于曹魏屯田制的几个问题》认为屯田民的好处有限,屯田民多次以武装起义的形式进行反抗。因此,不能对曹操屯田给予太高的评价,亦不能认为屯田是向农民让步。黄惠贤《试论曹魏西晋时期军屯的两种类型》指出当时的军屯有两种,一种是且耕且守的边镇戍卒,另一种是用于屯田的士家,是注有兵籍的屯田户,受到双重的剥削和奴役。张泽咸《东晋南北朝屯田述略》概述了这一历史时期其它各代的屯田情况,指出由于东晋南朝统治者多未认真兴办屯田,故在屯田的规模、效果和组织机构上,都远不及北朝。关于北朝的屯田,李宝通《北魏太和十二年李彪屯田史实略考》在考察了北魏初至太和年间屯田设置的渊源流变后指出,北魏前期屯效最著者当数薄骨律镇刁雍所修之水田。李彪屯田兴置于西北,时间是太和十二年和次年八月。屯田经济对发展西北农业有巨大作用。屯田的生产者来源有迁移民户、国家编户亦即州郡户,此后,屯民实已构成诸镇“镇民”的主体。屯田最终难以逃脱受地主土地所有制侵蚀而私有化的命运,不过直至魏末,屯田收获的大部分仍为封建政权所夺,边镇屯民的私营经济十分薄弱。在中原地区广泛推行均田制、均田农民对封建政权的人身依附关系较私家佃农已有所减轻的历史条件下,遭受强制束缚的西北边镇屯田农民反抗情绪空前激烈。中原地区与西北边镇均田与屯田的异轨,应可视为北魏末年“六镇起义”的基本原因。

   占田与课田研究方面,史学界的不同观点之多,分歧之大,在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研究中可谓首屈一指。唐长孺《西晋田制试释》认为占田只是空洞的准许人民有权占有法令上所规定的田亩,而不是政权授田与民;课田是督课耕田,田租是以课田为基础制定的,课田和占田一样是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施行的。张维华《对于〈初学记〉宝器部绢第九所引〈晋故事〉一文之考释》通过对《晋故事》的分析,认为西晋存在着两种田制和两种税法,一是依丁为单位的课田制,一是以户为单位的田租和户调制。并提出课田是在屯田废止后,为重新安排屯田民和屯田土地制定的一种方法。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指出西晋的田赋制度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占田、课田以及官吏荫亲属制的本质,决定了这种作用只能是短暂的。伴随着生产力的上升,“豪强兼并”在发展,世族地主在这种制度下,建立起它们的天堂。而农民则由“孤贫失业”转向流亡,或投靠本宗地主。西晋的统治,也由盛转衰。高敏《关于西晋占田、课田制的几个问题》提出占田法令与占田制有密切的关系,但又有区别,占田法令只是政权对当时早已存在的土地占有关系的法律承认和限制。认为占田是私田,课田是与占田相关的税制。高志军《西晋课田研究的剖析》在对国内课田制研究的成果进行综合分析后,认为西晋课田是由曹魏屯田转变而来的,这只是政府经营的公田内部经营方式的改变,不涉及政府经营公田之外的民田,与占田法令没有联系。

   均田制研究方面,唐长孺《均田制度的产生及其破坏》认为均田制与拓跋鲜卑内部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同时,虽然在均田施行前中原地区封建生产方式已占统治地位,但并不妨碍农村公社残余顽强地保留下来,这是使来自拓跋鲜卑的均田制得以推行的社会基础。北魏政权以检括户口、改变赋税征收额等方法配合均田制使依附大族的农民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以增加政权的租调收入。张维训《北朝均田制与鲜卑族的关系》中指出均田制是在拓跋鲜卑的农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对土地的要求日益强烈的背景下出现的,均田制促使拓跋鲜卑进一步转向农业经济,在其封建化中起着重要作用。王治来《均田制的产生及其实质》认为均田制的产生是北魏社会各种矛盾交错发展和相互影响的结果,主要是为了调整政权与宗主督护制下日益发展的豪强大族势力之间的关系,并把人民真正安置在土地上,以维护政权的稳固。唐耕耦《西魏敦煌帐文书以及若干有关问题》在综合山本达郎、西村元佑、池田温等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进行研究,对西魏均田制的具体实施情况及有关的税役制度进行了较深入的考察。此外,西村元佑《中国经济史研究——均田制度篇》、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都对均田制度的起源、发展及破坏的过程作了较全面的论述。

   赋役制度研究方面,高敏《魏晋南北朝赋役豁免的对象与条件》认为魏晋南北朝的赋役制度体现了剥削劳动人民的阶级实质,赋役豁免特权的享有者绝大部分是高门世族地主和各级官吏。这种特权的享有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且不同朝代表现形式也不一致,大致可分为三国西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三个阶段。周国林《曹魏西晋租调制度的考实与评价》认为曹魏时开始的租调制度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是适应的,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对具体租调额的考证中,指出文献中关于曹魏“亩收租四升”的记载是错误的,按当时政权的需要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应是“亩收租四斗”,西晋沿袭了曹魏时的田租额。袁刚、傅克辉《曹魏“亩收租四斗”说质疑》认为曹魏政权的剥削重点放在户调上,田租定得较低,不会影响到财政收支,故文献记载仍是可信的。另外,吉田虎雄《魏晋南北朝租税の研究》对这一时期的租税情况作了较全面的考察。张泽咸《六朝的徭役制度》对建都于南方的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徭役制度进行了研究,指出当时对役龄和役期虽有规定,但实施多不依法令。对劳役的种类进行了分析,提出在正役、运役等之外,还有着众多的杂役。徭役与户籍有着密切的关系,股役与否在户籍上有着详细的注明。这一时期的徭役制度由无限制的征发向有较明确的规定转化,是劳动人民不堪忍受而不断起来反抗的结果。鲁才全《北朝的徭役制度》考察了北朝法令所规定的役龄、年役期和复除制等,指出后期役龄与年役期一般趋于缩短,还出现了纳绢代役,这些变化适合历史发展的趋势,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张泽咸《魏晋北朝的徭役制度》不仅论述了法令对徭役的规定,还对具体实施情况和各代免役范围作了较详细的考察。

   农业生产技术研究方面,成书于北朝后期的《齐民要术》对它以前的农业生产技术作了一个总结,因此,对《齐民要术》的研究成为对这一时期农业研究的重点。万国鼎《论“齐民要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农书》对《齐民要术》的作者、体例和内容进行了研究,认为书中对保墒、轮栽、选种播种等方面都有较科学的认识。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把《齐民要术》中辑存的更早的农学记载与首次出现的原始记载分开,指出贾思勰记载的许多技术较前人有所发展和改进。李长年《齐民要术研究》除对书中记载的农业技术进行研究外,还对其时代背景进行了探讨,认为从生产工具的改进与技术水平的提高看,北魏政权发展农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丛林《齐民要术调查研究的尝试》通过1959年对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的调查,对《齐民要术》中所记载的农具和生产技术有了更多的认识。另外,天时元之助《后魏の贾思勰〈齐民要术〉の研究》也对《齐民要术》中的农业技术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鲁才全《汉唐之间的牛耕与犁耙耱耧》对这一时期的牛耕方式和主要畜力牵引农具犁耙耱耧的发展演变过程作了较详细的研究,认为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并为唐代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张泽咸《试论汉唐间的水稻生产》根据丰富的史料分地区逐一考察了由汉代直到唐代水稻生产的发展过程,对水稻耕作技术的发展也作了详细的探讨。佐久间吉也《魏晋南北朝水利史研究》对这一时期各朝代的水利灌溉工程、漕运路线和水旱灾的情况及应急措施作了详细的论述,并联系各政权的政治条件和所采用的经济政策探讨了民众、豪族与政权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军事史

   制度研究方面,陈琳国《曹魏都督制的渊源和定型——兼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认为,曹魏都督制是在建安年间的战争环境中逐渐形成的。曹操权置都督诸军事以统领、指挥互不相属的军队。东汉以来有御使监军制度,曾或称都督,但却是监督之职,二者名同而实异。都督制度定型于曹丕代汉即魏文帝在位时,史传有明确记载。曹操为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权置都督,但对都督定型持慎重态度。曹丕鉴于即位时的严重形势,以都督诸州军事稳定局面,遂正式确定都督制。旷天伟《十六国时期汉人服兵役之研究》指出,十六国时期胡族统治者驱使汉人服兵役的手段是征发、简点和收编。汉人服兵役一般都有逐渐变化的过程,由不服役到服兵役。汉人成为兵役对象的根本原因是建立政权的各胡族自身人数有限。有时驱使汉人服兵役的目的并不在集兵本身,而是借集兵之名行搜掠之实。汉人在胡族政权军队中数量庞大,但实际作用不应估计过高。汉人服兵役与当时的胡汉分治政策相抵触,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胡汉矛盾,使其更为复杂。北魏的汉人服兵役制度吸取了十六国教训,进行调整,发挥了显著的军事作用。李燕捷《北周府兵组织系统与赐姓之关系》不同意史学界关于赐姓与魏周府兵组织系统密切相关的观点。认为府兵对将帅无固定之隶属关系,而规定从将帅之姓氏的所谓“军队”,非遍指府兵,乃系指部曲而言。何兹全《魏晋南朝的兵制》论述了汉末征兵制度破坏后所采取的召募、强制降户、俘虏及少数民族为兵等方式,对世兵制度形成及其破坏过程的探讨尤为深入。浜口重国《魏晋南朝の兵户制度の研究》专门研究了这一时期兵户制的情况,对兵户的义务、身分、居住地及兵户的解放都作了详细的论述。何兹全《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对这一以前注意不够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北魏军队由以骑兵为主到以步兵为主既是由中原地区的环境决定的,也反映了军队中汉人比例的增大,对落兵、兵户、番户以及军粮、兵绢等军队给养也都作了考察。府兵制是我国兵制史上的重要变革之一,对后代有着很大的影响。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认为府兵源于鲜卑部落兵制,并对府兵制的演变作了研究。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论述了这一制度的建立、发展和消亡的整个过程,还指出府兵制虽是西魏、北周的主要兵制,但同时也还存在着其它兵制,如禁军、州郡兵等,忽视了这一点,也就无法正确评价府兵的作用了。浜口重国《东魏の兵制》考察了东魏的兵制,对当时握有重权的京畿大都督的职权作了较深入的分析。

   兵制研究中论及女兵的不多见。周兆望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兵》一文认为此时期女兵并非罕见,世兵中的妇女也是具有兵籍的士兵。在谪兵、民兵和流民军也有女兵存在。魏晋南北朝特殊的战乱环境和世兵制的盛行,导致女兵的广泛存在,她们活跃于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担负各种职责,其作用不可忽视。

在战争史研究方面,首先要提出张泽咸、朱大渭编的《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编者从正史、别史、金石和类书等史料中辑录出有关农民战争的丰富史料,为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朱大渭《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的几个问题》对这一时期发生的约330次农民起义分时间和地区加以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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