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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建国:大陆法系方法论的科学主义误区与人文主义转向

更新时间:2014-12-24 22:52:13
作者: 魏建国  
而且也用于对法制进步方式的理解。人文主义强调,支撑法制发展的基础是社会道德的积累和进步。作为一个不争事实,“人们确实可以说:法律是因为社会本身固有的进化而不断向理性发展的。”[44]

  

   四、余论:中国的法治建设也需摆脱科学主义的桎梏

   科学主义问题,既是大陆法系国家的问题,也是中国法问题。“百年来,民主、法治、宪政等其他饱含西方文化深厚底蕴的东西……并没有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融入国人的观念和生活,只有科学主义却获得了比其在西方语境中犹过之而不及的地位。”[45]自19世纪以来形成的科学主义对人文社会的影响不仅在欧洲大陆,而且在中国都是深远的,这种科学主义对中国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的负面影响也是极为深重的。即使在今天,科学主义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法治理念,束缚着我们的法制发展。

   首先,科学主义在“集体无意识”地支配和维持着中国法学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诚如刘星先生所言:“中国法学界的学术努力之一,便是在基本层面上将法学知识变为‘科学知识’,而且,这一努力仍在持续之中。在中国法学学者的研究性词汇使用中,‘科学’一词,已经具有普遍的前置基础的预设意义。打开各阶段各类法学文本,均能发现,‘科学’意识化的修辞使用随处可见。”[46]

   其次,科学主义不仅左右和支配着中国法学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且也为我们的社会秩序选择及其正当性认同设定了相应的规定性。或言之,科学主义的知识论、真理观在某种程度上已嵌入到我们对社会秩序及其正当性的论述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集体无意识”地成为评价社会秩序及其正当性的基石。

   再次,科学主义也使得我们倾向于对社会治理的工程化思维。立法万能就是此工程化思维泛滥的一个突出表现。即,一旦社会上暴露了某些问题就会即刻主张加强立法来解决,好像只要法律制定出来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究其根源,在于从本体论、知识论层面思考社会治理,认为在社会生活中有着与自然规律相类似的规律知识,借助这些规律知识的发现和实施,管理者就可以制订出相应的法律和规则,从而实现管理的“科学化”。

   总之,如对上述现象追根溯源,就会发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科学主义倾向相联。正如王麟先生所指出的:“正是由于我们头脑中存在或隐含着的这种将法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混同于科学的研究对象的思维方式,才出现了各种被赋予诸多‘科学’属性并被宣称能够引导、规划中国未来法治的所谓科学的理论设计。”[47]而要摆脱这一链条的惯性运作,必须从源头上树立人文主义的法律观和方法论。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当下法学界对人文主义的关注和引入,以及对法律知识属性及法学学科定位的重新探讨,正推动着中国法律与法学摆脱科学主义的桎梏而迈向新的智识转型。[48]

  

   【注释】

   [1][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505页。

   [2][英]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范祥涛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2页。

   [3][比]R·C·范·卡内冈:《法官、立法者与法学教授》,薛张敏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120页。

   [4]前注[3],[比]R·C·范·卡内冈书,第122页。

   [5]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唯科学主义”,具体言之,“是那种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相信仅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即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方面)的观点”.参见[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即“把科学奉为新的启示,为最后了解人和社会提供了方法,就像它为了了解自然世界提供了方法一样。”参见[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48页。

   [6][德]E·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

   [7][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8][美]弗里德里希·沃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研究》,黄辉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9]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10][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11][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

   [12][德]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版,第6页。

   [13][德]迪特儿·格林:《现代宪法的诞生、运作和前景》,刘刚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

   [14]前注[13],[德]迪特儿·格林书,第33页。

   [15][美]H·w·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页。

   [16][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75页。

   [17][美]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重建》,刘榜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页。

   [18][英]伦纳德·霍布豪斯:《社会正义要素》,孔兆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9][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20][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21页。

   [21][意]蒂托·卢克雷齐奥·里佐:《法律的缘由》,李斌全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22]前注[20],[德]卡尔·拉伦茨书,第73页。

   [23][德]科殷:《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24][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25]前注[12],[德]埃利希书,第396-397页。

   [26][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27][美]丹尼斯·M·帕特森:《法律与真理》,陈锐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347页。

   [28][美]弗·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冯禹等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29]前注[28],[美]弗·卡普拉书,第1-2页。

   [30]杜宴林:《法律的人文主义解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31]前注[20],[德]卡尔·拉伦茨书,第40页。

   [32]前注[11],[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书,第101-102页。

   [33][英]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34][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2、3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56页。

   [35][德]C·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36][比]范·胡克:《法律的沟通之维》,孙国东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37]前注[20],[德]卡尔·拉伦茨书,第87页。

   [38]前注[8],[美]弗里德里希·沃特金斯书,第71页。

   [39][英]约翰。格雷:《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

   [40]前注[7],[美]博登海默书,第89页。

   [41]前注[12],[德]埃利希书,第396页。

   [42]前注[33],[英]迈克尔·欧克肖特书,第4页。

   [43]前注[34],[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书,第520页。

   [44][德]莱塞尔:《法社会学导论》,高旭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6页。

   [45]王麟:《法学的知识属性与进步》,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

   [46]刘星:《法学“科学主义”的困境—法学知识如何成为法律实践的组成部分》,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

   [47]前注[45],王麟文。

   [48]涉及此问题的主要代表性论文有:陈兴良:《科学性与人文性—刑法学研究的价值目标》,载《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1期;王麟:《法学知识的属性与进步》,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胡玉鸿:《法学是一门科学吗?》,载《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刘星:《法学“科学主义”的困惑—法学知识如何成为法律实践的组成部分》,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刘国利、吴镝飞:《人文主义法学引论》,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6期;舒国滢:《寻访法学的问题立场一兼谈“论题法学”的思考方式》,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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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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