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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建国:大陆法系方法论的科学主义误区与人文主义转向

更新时间:2014-12-24 22:52:13
作者: 魏建国  
在于对法律定性的错误进而导致了法律方法论选择的错误。科学主义将人类社会等同于自然界,认为社会有着与自然规律相类似的恒常规则,而法律是恒常规则的体现。可以说,正是这种“本体论”的法律观决定了其方法论的科学主义取向。严格说来,真正的法律是产生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的,法律只能是人类社会的法律,没有存在于人之外的法律。人类社会的法律不是一个“预先给定的”(pre-given)的客体世界,也不能在绝对知识和概念体系中被演绎出来,而是一个由主体间的交往和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一种社会关系秩序,“法律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成果。”[21]“一如语言、文学、艺术、国家或技术文明,法规范也是人类的创作,它是人类世界独有的构成部分。在此涵义上,它不属于‘自然’界。”[22]法律是“人的法律”而非“物的法则”,法的世界是人的世界的组成部分,“它要求我们普遍地把法作为人类文化的现象来观察”。[23]法律被归入人文社会范畴,由此也就决定了对法律的理解和把握根本上不能依赖自然科学方法。概言之,法律本质的社会性、人文性决定了法律方法科学主义不可行性。波斯纳就一再强调,不能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和认知法律,并进一步指出,“法律研究被许多看上去是法律核心的实体之虚幻特点所阻碍了。法律思想不可能通过与‘实在的’世界之相对而成为客观的。无论法律具有什么样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都出于文化的统一性而不是出于形而上学的实体与方法论上的严格。”[24]埃利希也指出,“尽管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法学的方法看起来很接近,但一如伦普夫(Rumpf)令人信服地证明,它们确实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前者服务于知识,后者服务于规范的发现。法学家的观察和一般化活动不会毫无偏见地以科学精神来进行,而是一开始就受制于对规范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对比关系、目的性考量和正义思潮;职是之故,法学上的观察和一般化从一开始就指向与在纯科学的活动中情形不同的对象,也获得不同的结果。”[25]

  

   三、大陆法系方法论的人文主义转向

   (一)危机与转机:科学主义向人文的转向

   大陆法系方法论危机的根源,在于用认知、研究“物”的自然科学方法去认知和研究人类社会。对象决定方法,人类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认知和研究人类社会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法律属于人文社会现象,法学研究在方法上应归属于人文方法。伽达默尔就一再反对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来认知人类社会和精神科学,并指出,“如果我们是以对于规律性不断深化的认识标准去衡量精神科学,那么我们就不能正确地把握精神科学的本质。社会—历史的世界的经验是不能以自然科学的归纳程序而提升为科学的。”[26]因此,我们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法律自然科学化好与不好的问题,而是是否可能的问题。法学能成为一种科学的知识体系吗?历史地看,法学并没有这份殊荣。对于法律和法学而言,“知识和真理是虚幻之物,客观性亦难以得到,基础主义(一种受科学的、物理主义的真理观影响的思想)是一个死胡同。”[27]事实上,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大陆国家的法律制度之所以出现“合法性危机”,就是因为本应以人之为目的的合法性却被科技知识给霸占和“殖民化”了,并试图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知识技术性问题。这样,知识和科技就成为新的合法性形式,于是知识理性和科技理性大行其道,并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现代性危机之渊薮。可以说,欧洲大陆国家所有合法性危机问题几乎都可以从科学主义方法论那儿找到根源。正如西方学者卡普拉所言,近代以来的西方,尤其是欧陆国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有着共同根源,这就是笛卡尔-牛顿的实在观念。……效法笛卡尔和牛顿来思考和行动,于是导致了现今世界的各种困境和灾难。”[28]他进一步指出,“西方社会面临危机,其深刻性和全面性是前所未有的,各种问题是同一危机的不同表现,因而无法通过局部调整来解决。然而,危机又不是无法度过的,……出路在于使西方的整个文化来一个根本转变”。[29]

   大陆法系方法论转机的关键,在于重新树立了人文主义的法律观,并由此促使了法律方法由科学主义问人文主义的转向。面对危机和困境,“人们开始从不同角度反思和自省法律,寻求法律的真谛,从而实现了法律观念性转向。其中一个显明趋势,可以说是众望所归的现象就是法律的人文精神的重新发掘和植入。于是,人类历史在20世纪下半叶又重新刮起一缕人文主义旋风。”[30]从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的转向,反映了当代大陆法系在科学主义困境中所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调整,正是这些调整和创新使当代大陆法系摆脱先前困境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在这里,理解人文主义的复兴,需要清晰它的对立面。事实上,人文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科学主义而言的。无论是广义的人文主义,还是狭义的人文主义,归根结底都是相对于自然科学的一种世界观模式。人文主义致力于将科学主义方法论所遗落的人作为其关注中心,人文主义关注的不是真理问题而是人的自由和价值问题。人文主义不仅可以指示一种新的价值观,而且推动了一种新的法律方法。人文主义推动了法律观从本体论转向存在论,有助于实现法学价值目标的转向,即“为了法”的法学转向“为了人”的法学。

   (二)人文主义转向对法律方法论的影响

   首先,人文主义强调保障人的自由是目的,而知识、法律是手段。在人文主义那里,知识和法律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手段存在的。换言之,不应根据知识标准来评判法律的正当性,而应基于人的标准来评判法律的正当性。人文主义法律又是如何保障人的自由的呢。我们知道,尽管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实践”,是面对不同的具体问题作出的理性处置,然而法律又有其“形式化”的一面,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就事论事”。为了保障公平正义所要求的相同情况要相同处理、不同情况要不同处理,法律有必要成为一种规范性体系。“因为只有借助于多数先前决定所构成的牢固体系,才能确定什么是本质上相同的,什么是本质上不同的。假使这些决定本身不协调,就无法确保对相同的事物作相同的处理。”[31]法律规范与其他规范相比的优势也正基于此。为了使法律具有逻辑自洽性、可预见性和稳定性,高度发展的各个法律制度都力图创建基于法律概念、法律技术与法律规范构成的自治系统。“法律人努力使整个法律系统保持自洽一致性,实是他进行法律思考和公正判决的实质所在。”[32]显而易见,为了保证可操作性,法律规范基本上都是采取普遍主义的运行方式,也表征为法律规范是以一种普遍人性为基础而运行的一套行为规则。也即,一般所称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其中的“人人”是被抹煞了个体差异的“人人”。在人文主义看来,既然普遍主义的法律无力关照个体,那么法律就只能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底线,在满足社会基本秩序的前提下,尽量缩小其干预范围。如何确保法律尽量缩小其干预范围呢?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要保障法律只是一种“校正性”的正义而非“目的性”正义。换言之,不应当自视法律具有为社会生活作出整体性设计的能力,而是将人作为自由、自主、自觉、自决的人。“人民愿意过什么样的生活是人民自己的事,人民不是受保护的孩子,需要政府告诉他们应该选择怎样的生活和理想,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和活动。”[33]人文主义法律观并不主动地为民众设立行为模式,所强调的法律功能仅限于禁止每一个人损害别人的权利,而不禁止每个人行使他自己的正当权利。换言之,法律可以为自由的实现创造一些条件,但却不能用于人们具体的生活安排。“这些规则禁止而非要求采取某些特定种类的行动,其目的乃在于对可以确认的领域提供保护—在这些领域中,每个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选择行事。”[34]

   其次,人文主义强调人类社会秩序正当性本质的价值性和其达成的程序性。人文主义接受和认可人类社会中的价值相对论、价值多元论,并强调人类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在于实现人类社会多元价值的和睦共处与充分实现,而不在于把握和传播规律的普遍性,这对科学主义的知识论、真理论的正当性论证方式构成了直接否定。由此也决定了,在有思想、有意愿的人之间达成正当性应被表述为“应当怎样”,而并不是对规律、对必然因果关系的简单服从。20世纪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就提出了“二元方法论”,其实质在于:“价值思考和实然思考是独立的、各自在自身的范围内同时并存的。”并认为:“应然原理、价值判断、各种评判不能运用归纳的方法建立在实然论断的基础上”。[35]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秩序的正当性问题,属于价值领域的正当性问题。由于价值领域的正当性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绝对规律,因此其达成并不通过主客观认知而是必须通过主体间性的交往与协商。即,“通过持久而又开放、自由的沟通达到一种关于价值问题的共识已经日益成为‘客观真理’的替代。”[36]人文主义由此而将社会秩序的正当性认知从那种本质主义的幻觉中解脱出来,并将其置于与它不可分割的社会协商中去理解,并借助程序、论证和过程而不是通过实体来达成。事实上,在欧陆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中大行其道达两个世纪之久的笛卡尔式的逻辑演绎思维方式已经愈来愈遭致多方面的抨击,作为一种替代,论证、商谈理论和程序正义在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中发展起来。其中,“与数学上的证明或逻辑上的连锁推论不同,理解的程序不是以一种‘直线’、单向的方式在进行,毋宁是以对向交流的步骤来开展,……虽然‘精确’的学科对此种思考方式相当陌生,逻辑学家亦大多忽视它,然而,它在法学中有重大意义。”[37]

   再次,人文主义强调法律的人文性、变动性及认知的技艺性。“法律并不是神化立法者赐给人类的完美礼物,而是一般人经验积累进化而成的东西。任何形式的个人或群体行动,无不对这一经验有所贡献。”[38]人类社会的法律不是从“知识理性”中的“规律”和“真理”上探讨中产生的,而是从社会交往中产生的。社会是变化的、发展的,其法律制度也在变化、发展之中。尊重法律的人文性,有利于促使我们接受法律的多样性、地方性和变化性,避免盲目地把某些历史偶然塑成的法律当作一种普适知识。事实上,“在政治哲学中没有无时间性的真理。”[39]美国学者富勒就曾对古典自然法学的“实体自然法”理论作出了批判,认为“任何试图预先制定一个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典理论,都是不能接受的。”[40]由于法律是内在于社会、内在于人的,因此法律属于社会规范,而“规范发现是实用技艺学,而非科学。”[41]由此,法律的发现和适用是一种技艺而不是一种知识。法律的技艺理性决定了只熟读法律之类的书本知识并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法官。法律的人文性决定了法官不但要追求法律整体的逻辑一贯性和条文之间的关联性,还应对规范背后的社会变迁和价值世界有所关照。显而易见,法律技艺的掌握与纯粹知识的学习存在很大不同,对法律技艺的掌握有赖于长年的实践和经验,而西方学界提出的两种知识区分恰好说明了这一点。“所谓两种知识,即技术的知识和实践的知识或传统的知识。前者是可以通过学习规则、公式、条例或其他书本的东西掌握的;而后者则是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睿智(phronesis)或波兰尼讲的‘默会之知’(tacit knowledge),无法像学交通规则和数学公式那样把它学会,而只能通过长期的实践达到心领神会,运用自如。”[42]法律知识无疑属于后者,属于实践的知识。

最后,人文主义强调法制发展的基础不是本体论的知识,而实践论的社会道德进步。在人文主义看来,法律不可能是纯粹客观、机械和形而上学的知识,而是带有明显道德价值、历史场景和人文社会性。科学主义方法论的一个重大弊端就在于忽视法律的人文性和价值问题,而人文主义者则强调法律的人文性和价值性,并认为法律表现为制度,生成于精神,扎根于社会道德。在人文主义看来,法制发展和完善的可行之路只能在社会中进行,任何单纯依靠知识和智识设计来推动法制发展的方式都是有问题的。事实证明,“使以往的进步成为可能并且还会使未来的进步成为可能的因素,无疑就是那些有助于使某些特定的群体强大起来的道德传统,而不是智识上设计。”[43]哈耶克此语不仅用于对社会进步方式的理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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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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