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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义利新解

更新时间:2014-12-24 20:22:13
作者: 秋风 (进入专栏)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这句话,过去三十多年来,反复被人质疑、批判。尤其是赞成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们,都反感这句话。据说,这句话证明儒家鄙视逐利活动,而市场经济的驱动力量,就是人的逐利本能。因此,儒家思想抑制了市场的发育。

   这是出于对儒家的误解。其实,孔子这句话,恰恰很好地说明了儒家思想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育。

   这句话阐明了儒家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义利之辨。对此,需要结合孔子整个思想,做一些澄清。

   孔子从来没有要求人们断欲、绝利,他的教诲是“见利思义”。在孔子眼里,利本身并不在道德上是恶的,君子完全可以得利。子贡是孔子最喜欢的弟子之一,孔子去世后,他为孔子守丧时间最长,也是孔子思想的积极辩护者。子贡就是商人,孔子清楚这一点,故曰“赐不受命而屡中”。

   可见,孔子绝不排斥利,他还教子张以“干禄”之道。他只是要求,君子以义审查利,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进一步,他还教导因商业而积聚大量财富的子贡“富而好礼”。他说,这与“贫而乐”是同样高尚的。

   总之,对利,包括对逐利的工商业活动,孔子持守中道立场。孔子这一立场,实系其教化体系之性质所决定的。

   孔子之教不是神教,而是文教。故在孔子那里,没有神、人之严格区隔,没有出世之向往,当然也就没有义、利之截然对立。人本来就生活大地之上、世人之中,没有什么来世,也就没有一个无利的天堂。没有虚幻的天堂目标,人就安于地上的生活,不必禁欲,也不必苦行,人在利欲的世界中坦然接受利。

   事情并不止此,如果到此为止,也就没有义,也就不可能有健全的社会秩序。孔子那句话指出,这个世上,总有君子、小人之别,由此,也就有了义利之辨。

   但需要注意的是,义利之辨是与君子-小人之别套嵌在一起的,它既涵括儒家社会理论之基本范式,又阐明了君子与小人两者各自的伦理义务。董仲舒下面一句话是对孔子之语的最佳阐释:“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

   也就是说,儒家把义、利分配给社会结构中两个不同群体:一是治人者,也即承担治理之责的君子,尤其是官员,是不可逐利的,因为他们的责任是公正地执行正义,故《大学》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孟子》劈头提出,各级治国之君子“何必曰利”,因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二是治于人者,也即普通民众,从事营利性活动在伦理上却是完全正当的。事实上,从事生产,创造财富,就是他们对邦国的基本义务。没有民众的逐利活动,邦国何以维系?因此,在儒家义理中,普通民众可以成为逐利的经济人,而不必有任何心理负担;每个普通家庭也都可以成为小企业,创造和积累财富。

   对于普通人逐利的事业,儒家从来没有过任何鄙视、责备。相反,儒家对此普遍持一种支持态度,并要求君子于治国之时,力所能及地创造良好条件,让民众可以获利,《论语·子路篇》记载: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孟子对此有更详尽的论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因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告诫君子,对普通民众来说,恒产是最为重要的。是故,明君治国,当“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为此,孟子提出,君王等确保民众具有基本物质生活条件,使民众无衣食之虞,而后“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遵循孔子先富后教的治国原理,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精神之儒家士大夫,比如历代“循吏”,其为政一方的善政中,一定包括为民兴利。越是大儒,这一点越是明显。在儒家理念中,为君王兴利是可耻的,为自己逐利是无耻的,但为民兴利却是令人尊敬的。

   总之,儒家确实重义、利之辨,但首先,此辨在文教框架中展开,故从来没有神教框架中那种绝对的紧张、对立。在儒家那里,义并不排斥利,而只是节制利。故即便儒家士君子,也不会以获利本身为耻。其次,此辨是在君子-小人之别的框架中展开的,重义轻利是儒家士君子之自我要求,而并不适用于小人。

   儒家中道的义利观影响深远,儒家在西汉中期成为主流教化体系后,中国人从精英到庶民,对利,从来就没有严重的焦虑。

   包括儒家士君子,也绝没有绝欲断利之观念。他只是对利保持反思态度,节制利。与普通人不同,君子有自我提升之意,故内心当然有紧张,他必须自我审查。但他只是自我审查、自我节制而已,而不是因为恐惧神或渴望神的拯救,而对利采取一种决绝态度。对于利,儒家士君子内心没有神教信徒那样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在西方神教中是相当严重的。在西方、在印度,有绝欲者,有苦行者,可儒家士君子从来不会这项。

   事实上,士君子逐利,不算少数。汉唐之间,大量世家士族组织企业,从事逐利的农业和工商业活动。司马迁之外孙杨恽曾“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至于南朝士族之经商好财,各史及《世说新语》等多有记载。宋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士人,饱读诗书之后经商。

   士君子是如此心态,整个中国社会对利就采取一种清明态度,因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这样说: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这就是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之一。中国人普遍具有追逐利润的精神倾向,而这是企业家精神的要素之一。

   事实上,对相当多中国人来说,逐利具有安顿生命之终极价值。中国人并不面向来世,而是在现世“立德、立功、立言”,以获得“名”: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对庶民而言,获取科举上的功名当然可以成名,积累财富同样也是立功、成名之一种途径。

   对普通人来说,逐利尤其重要。《孝经》论庶人之孝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庶民生命之根本意义在于孝养父母、抚养子女,自己短暂的生命就在此连环传递中获得永恒。为此,必须从事经济活动,逐利就是生命永恒的内在要求。中国人之勤俭、吃苦、敬业、对家庭负责任,精神根源在此。而这样的生活态度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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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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