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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忠明:清代中国的爱民情感与司法理念

——以袁守定《图民录》为中心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4-12-23 21:00:45
作者: 徐忠明  

   (1)《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记》曰:有父之尊,有母之亲,而后可以为民父母。州县非他,父母也;所莅非他,吾子也。官之与民,何等亲切。但以官自居,而以民视民,失父母斯民之意矣。

   (2)刘宽为南阳守,视民如子;召信臣为上蔡长,视民如赤子;钟离意为堂邑令,抚循百姓,如视赤子。人情之爱子也,无所不至。三公视民如子,则爱之无所不用其极,宜乎民之爱之若父母矣。阳城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杜慧度为交州刺史,为政纤密,有如治家;王宏为汲郡守,抚百姓如家,耕桑树艺、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人情之为家谋也,无所不至。三公治民如家,则谋之无不曲尽,宜乎之从之若家长矣。

   (3)李桐客为通州刺史,民呼为慈父;辛公义为岷州刺史,民呼为慈母;召信臣、杜诗先后为南阳太守,有遗爱,民歌之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古之为政者,有明无不烛,人颂神明者,可谓精能矣,而君子不重;所最重者,若父若母,有长育顾复之意焉。但曰治之,犹是第二义。

   (4)存爱民之心固已,更须噢咻之,如慈母之噢咻其子也;行爱民之政固已,更须抚摩之,如慈母之抚摩其子也。噢咻抚摩四字,居民上者最宜玩味,用之于民最为亲切。(19)

   上述材料中,我们实在看不到袁守定阐述“爱民情感”的大道理,而只是征引了“经史”记载的原则与故事,旨在强调一个“爱民如子,治民犹如治家”的根本道理,并且揭橥“州县非他,父母也;所莅非他,吾子也”的拟制的血缘家族关系,从而给“爱民情感”提供了必要的心理基础(20)。稍可注意的是,这种叙述方式与《图民录·自序》确定的“静对古人,景彼嘉行”的写作策略吻合。也就是说,袁氏并非通过抽象的话语来阐明“为政”必须以“爱民”为基础的道理,而是采用古人的“嘉行”故事来作为州县牧令追慕和师法的榜样,它与儒家一贯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的著述传统也颇为切合。而其措辞之朴质亲切——如“噢咻抚摩”等,读来却能使人深受感动。

   至于究竟用哪些具体措施来支持或落实“爱民情感”的政治原则,《图民录》也有不少例证,其中特别强调:安静宽简,勤政廉洁,俯顺人情以及约束胥役(21)。其他条目,只是更为具体的措施和技巧,囿于篇幅所限,不予一一胪列。

  

   二、从《图民录》看爱民情感的司法理念

   清代中国的州县衙门号称“一人政府”,也称为“全能衙门”(22)。这意味着牧令必须掌管辖区内部的方方面面的事务,但事关官员考成的事务有二:赋税与司法(23)。清代中国,除了当兵和纳粮,庶民百姓与州县衙门交涉的事情,惟有诉讼一途。清人王凤生在《从政要言·亲民在勤》中的如下说法颇具典范意义:

   州县官名父母,又曰亲民之官。父母云何?谓与子孙痛痒相关,得以随呼辄应也。亲者云何?谓与小民朝夕相见,勿使隔绝不通也。故官之亲民,凡于听讼,必坐大堂;官之爱民,凡于命案喊禀验伤,必随到随即坐堂。命案登时查讯,固易得情;即喊禀验伤,事或出于架捏,而随到随审,亦可真伪立明,无事差传拖累……果能挨期编审,日以为常,官将习惯忘劳,民若不期而会。每于体察入微之际,两造真情毕露,俯首无辞。堂下欢腾,如出一口。真有上下情联官民一体之乐。欲得民心,未有捷于此者。(24)

   据此足见,听讼决狱是“亲民”的要途,也是“亲民”的体现。反之,州县司法之良窳,也可以作为观察州县官员“爱民情感”与司法技艺的一个适宜的窗口。

   那么,袁守定在历任“三县一州”(25)过程中的司法状况如何呢?

   前引蒋士铨“礼部祠祭司主事易斋袁公墓志铭”记载了数则袁守定经办的案件,抄录如下,以见一斑:(1)“洪江有僧复智,携一侄一徒同居。有城隍庙与通县道僧借宿,向复智以修城隍庙为词贷金,未应,即杀之以报,藏其衣与米于小楼。公以盗可疑,搜得衣与米,僧始伏法。”(2)兼桂阳时,“一日往乡,见古井中有烟直起,公令人淘之,得尸。公反覆穷究,乃木工行窃,投井而死者”。(3)“黔阳游丐羊氏,先是与杨乙通,后羊氏与杨乙同乞者累年,子与?{禁之。一日,羊与杨遇,愤不得复合,约两人自杀。前令以杀之者,必子聓,重刑诬服。公往验之,得情,遂活二人。”(4)“永年盗鞘银者,公筮而获之。”这些故事几乎没有叙述袁守定审理案件的情感偏好,但是从“凡事为民请命,下乡只带吏役?数人,无扰民间,所过以袁青天呼之”(26)的赞辞中,我们仍能感受到“爱民”的浓浓情感。

   另李祖陶《国朝文录续编·袁叔论小传》记有:在兼篆桂阳州时,袁守定兴办了诸多善政,“而法疑狱为最多,尝曰:‘当此平世,无水旱干戈之患,所谓忧民之忧,惟听讼一端而已。事无太小,必小心谛察,务尽人情。’邻邑讼者多争质于庭,无不称平以去。百姓德之,所在立碑志不忘”。与“墓志铭”不同,传记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袁守定听讼折狱的具体情况,但是我们却能从中体会到他审慎狱讼、平恕执法以及“务尽人情”的特点,从而与循吏“哀矜折狱”的风格吻合。要做到这一点,没有“爱民情感”的贯彻,似无可能。

   现在,我们来看《图民录》关于“爱民情感”的具体阐述。笔者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写作策略,是因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但可以了解袁守定自己的司法风格,而且还能够将其与《图民录》关于“爱民情感”的表达结合起来,从而取得相互参证的效果。换句话说,袁守定在《图民录》中表达的司法理念,并非徒托空言,也非仅仅摘录历史故事,而是结合自己的亲身经验和司法心得作出的阐述。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姑且摘录若干材料:

   《吕刑》曰:告尔祥刑。又曰:监于兹祥刑。刑,凶器也,谓之祥者,有慈良恻怛之意焉。用刑者,须识此意。(27)

   也就是说,刑法/刑罚因具有惩罚性或暴力性而被视为凶器。但是,由谁来用刑,以什么情感和心态来用刑,乃是使“凶器”转变成“祥刑”的关键所在(28)。袁守定接着说:

   (1)《吕刑》曰:非佞折狱,惟良折狱。言非口才便给之人,可以折狱;惟温良忠厚之长者,乃能折狱也。或者恣其才辩,以口给御人,以致愚民应对失措,遂以为能穷其说,塞其口,矜其听断之能,为余人所莫及,是直谓之佞耳,非真能折狱者也。

   (2)人必至明,方可折狱。苟明不能极其至,不敢以狱为试也。《易·旅》之义,火在山上。火至明而又在山上,明无不烛,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贲》之义,火山下,火虽明而在山下,明不能及远,故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3)盛吉为廷尉,每至冬节,罪囚当断,妻夜执烛,吉持丹笔,夫妻相对垂涕决罪。隽不疑为青州刺史,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为饮食,语言异于他时。或亡所出,母怒为之不食。夏原吉尝夜阅爰书,抚案而叹,笔欲下辄止。妻问之。曰:“此岁终大辟奏也。”此皆慈祥恻怛,得祥刑之意者。

   (4)《汉书》载于定国父于公为狱吏,决狱平,闾门壤,父老共治之。公曰:“少高大门闾,令容驷马高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至定国为丞相,《后汉书》载虞诩祖父经为狱吏,案法平允,务存宽恕。每冬月上其状,泣涕随之。尝曰:“于公高为里门,其子卒至丞相。吾决狱六十年,虽不及于公,其庶几乎!子孙何必不为九卿邪?”故字诩曰“升卿”。后诩为尚书令。夫狱吏之微,但能平恕,遂克当天心若此。唐崔仁师曰:“治狱主仁恕。”盖仁恕者,天地之心也。能以天地之心为心,天必福之矣。(29)

   (1)和(2)中,袁守定试图回答“由谁来用刑”的问题。换句话说,一个优秀司法官员必须具备的资质,乃是“惟良”与“至明”两项;惟有这样的官员,方能胜任司法工作。倘若只有“慈良恻怛”的道德情感,则很有可能因软弱而不能胜任司法工作,从而出现放纵罪犯的危险后果;如果自矜“明察秋毫”的洞察力,则又有可能沦为不识大体的俗吏,一味据法断案,从而有违儒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论语·子张》)(30)的训诫。(3)与(4)中,袁守定旨在回答“以什么情感和心态来用刑”的问题。为此,他征引了历史上的循吏本着“慈祥恻怛”和“仁恕平允”的道德情感听讼折狱的若干故事,以此作为仿效的榜样。笼统说来,所谓“慈祥恻怛”和“仁恕平允”云云,不外乎是“哀矜”两字。那么“哀矜”又是什么意思呢?曾云乾释作:“哀敬,敬当为矜,怜也。言以哀矜之心折狱。”(31)可见,所谓“哀矜”,即是怜悯同情和慈良恻怛之心。总之,只有将“惟良”与“至明”结合起来,才能达到刑罚“咸庶中正”(《尚书·吕刑》)的境界。对此,袁守定在《听讼之术有三》中写道:

   《尚书大传》曰:听讼之法,大略有三:治必宽,宽之术归于察,察之术归于义。夫察则推求详细,物无遁情;义则处置攸宜,克中人隐;而又宽以治之,不为已甚,俾小人之意消,而后此之殃熄。三者诚听讼之要道,不可偏废也。(32)

   这说明了,所谓“宽”,实际上是“容情”,但并非毫无原则,而是受到“义”的约束;换句话说,这里的“义”乃是介乎“宽”与“察”之间的平衡原则,而“攸宜”即是此意。

   笔者认为,如何对待百姓,怎样看待诉讼两造和囚犯,这是最能体现帝国官员“爱人情感”的一个向度。对普通百姓,袁守定主张采取“公廉慈爱”的态度:“公廉慈爱,为得民之本。”(33)对诉讼两造和囚犯,同样要有“体贴”和“体恤”之情感:

   (1)凡体恤百姓,须无微不入。虽一跪一立之微,皆当留意。吕文清曰:夏月问罪人,早间在东廊,晚间在西廊,以避日色。待罪人且然,况平民乎!避日色且然,况其他乎!

   (2)世间苦况,无如囹圄罪人,辞父母,别妻子,只身入其中,寒暑饥渴,既无可告诉,而一隙之地,聚处多人。臭秽熏蒸,至不可向迩。况越狱之禁愈严,所以防闲之者愈酷。昼则手足桎梏,不能自如;夜则群入木仓,以长木相比,剜孔如半月状,罪人卧定后,各以一足纳孔中,而锁其端于柱,谓之上压栿,以至辗转伸缩,欲粪欲溺,皆不能得。况狱卒之勒索私刑,其楚更非意计之所及哉。须知,民虽有罪,犹吾子之不肖,而偶罣刑网者也。勤加抚问,时其饮食,便其起处,夏给扇,冬给衣。勤戒狱卒,毋致私刑,既不使之得逃,又不使之过苦,不骪法,不毒人,斯两得之矣。(34)

   材料(1)之体恤百姓和罪囚,可谓小心在意,考虑周全,真是无微不至。其中,一句“待罪人且然,况平民乎”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尽可能不歧视罪犯的良苦用心,而“避日色且然,况其他乎”更反映出吕文清和袁守定体恤罪犯之心意的细致入微。材料(2)对囚犯苦况与监狱黑暗的揭露,可谓毫不留情。也因此,袁守定希望州县官员能够给罪犯以必要的人道待遇,所谓“勤加抚问,时其饮食,便其起处,夏给扇,冬给衣”者是矣;同时,也希望他们“勤戒狱卒,毋致私刑,既不使之得逃,又不使之过苦,不骪法,不毒人,斯两得之矣”。这无疑是寻求“情法”或“宽严”之间平衡的努力。而尤可措意者,乃是“世间苦况,无如囹圄罪人,辞父母,别妻子,只身入其中”以及“须知,民虽有罪,犹吾子之不肖,而偶罣刑网者也”两句。前一言,道出了身陷囹圄的罪囚“辞父母,别妻子”的值得同情的苦况;后一语,点出了州县官员之所以应该同情罪囚的原因,罪囚也是人子,只是偶尔举动失措,以致罣误罹刑。这种态度的背后,大约是预设了“人性本善”的底线。

   在清代中国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理念的语境下,贯彻“爱民情感”的关键举措,按照袁守定《图民录》的设想,我们可以整理如下几项内容:

其一,民间诉状,不得滥准。袁守定提出了“凡呈状无不准无滥准”的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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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哲学》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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