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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 祝继萍:媒体采访监所制度的法治化

更新时间:2014-12-23 19:53:39
作者: 高一飞 (进入专栏)   祝继萍  
组织开展对社会开放的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 同年,江西省公安厅明确全省二级以上看守所2010年底全部对社会开放,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公安监管场所可以接受新闻媒体来所采访。 截止目前,江苏、宁夏等许多省都实现了全省看守所敞开大门接受监督。

   在监狱系统,自1999年7月司法部颁布《监狱系统在执行刑罚过程中实行"两公开、一监督"的规定(试行)》以来,全国监狱系统积极开展狱务公开工作,进一步增强监狱执法的透明度。2001年10月12日,司法部进一步颁布了《司法部关于在监狱系统推行狱务公开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意见》中强调"要借助媒体的力量,对狱务公开过程中的重要活动,可以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组织新闻单位来监狱采访等形式进行重点宣传。" 2003年,司法部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行政系统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首次明确媒体采访监狱的具体程序:"监狱、劳教单位接受新闻机构采访,要严格审批,加强管理。对新闻机构采访监狱、劳教单位的,应报所在省(区、市)司法厅(局)领导批准。对涉及重大、敏感问题的新闻采访,除报省(区、市)司法厅(局)外,还应同时报司法部新闻办公室。被采访单位需经上级有关部门的批准后,方可接受采访。国(境)外新闻机构申请对我国监狱、劳教工作进行采访报道的,首先要提交采访报告,经本省外事主管部门同意后,报省(区、市)司法厅(局)审批。对到监狱、劳教所进行采访的记者,监狱、劳教所应进行必要的资格确认,审核采访记者的有效证件。记者采访后形成的文字稿件、图片、音像资料等,应主动送省(区、市)司法厅(局)审查。"这使得媒体采访监狱在规范层面变得有"章"可循。实践中,有关"狱务公开"、"监狱开放日"的探索也在轰轰烈烈进行着,各地纷纷出台了狱务公开的实施办法,对媒体采访监狱问题进一步予以明确。如2012年《江苏省监狱系统狱务公开实施办法》颁布实施,其中第8条规定:"省局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适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监狱重要的执法活动和重大新闻事件;定期组织新闻媒体进监采访监狱执法工作。"同时,各省监狱管理局也相应地制定了新闻机构进入监狱采访服刑人员办事指南。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关下运行。"明确"以公开促公正"的模式为未来立法重视构建我国新闻媒体采访监所制度提供了政策依据。2013年,随着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监所开放的形势越来越明朗。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随后司法部副部长在11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相关规定推进司法公开,毫无疑问要继续推行狱务公开。工作重点一是围绕着监狱执法的关键环节,进一步完善公开的内容。二是公开的方式要调整和改进。从最初只是张榜、上墙这些简单落后的方式,向更现代化、信息化的手段去使用,让公开的方式更加便于外界了解和监督。"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司法机构开始在创新公开方式,畅通公开渠道方面积极推进司法机关建设官方微博,设立新闻发言人,建立公众开放日,向社会各界定期开放办公场所,完善媒体采访监所制度,增加司法机关、执法机构的工作透明度。

   近几年来,随着民众监督意识和人权保障意识的觉醒,媒体对监所的监督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较以往有了质和量的飞跃,越来越多关于监所的问题被暴露在阳光下。从2009年2月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发生的"躲猫猫"事件,到随后各地曝光的"喝水死"、"洗澡死"、"睡觉死"等一系列非正常死亡事件,媒体在披露监所阴暗面中所发挥的作用无可替代。除此之外,媒体还报道了种种有关监所管理混乱、违法执法甚至贪污腐败等现象,其所扮演的"监督人"的作用不仅是对现有检察监督的有益补充,而且是目前实践中社会影响力最大,最有力度的监督方式之一。目前,越来越多的监所开始意识到媒体的力量,一改过去排斥媒体的封闭保守的态度,开始尝试对媒体有限度的开放。尽管如此,我国媒体采访监所的现状仍然不容乐观,媒体走进监所进行采访仍然困难重重、乱象丛生,评估我国关于媒体采访监所问题是构建我国媒体采访监所的前提。

   (一)媒体采访监所的法律法规存在滞后性

   从法律层面而言,我国未对媒体采访监所问题予以明确。无论是《看守所管理条例》、《监狱法》还是《刑事诉讼法》,都没有提及媒体采访监所问题,我们只能在2003年司法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行政系统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中可以找到关于媒体采访监狱的规定,《意见》的法律效力较低且缺乏具体实施细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媒体采访监所无法可依是目前我国媒体采访监所"乱象丛生"最根本的原因。举个典型的例子,2010年10月16日晚,李某醉酒驾驶轿车行驶至河北大学新校区生活区内,将两名女生陈某、张某撞伤。伤者陈某因抢救无效死亡。然而,肇事司机李某初期竟若无其事,还开车去接女友,并口出狂言称:"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10月22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正被关押在保定市看守所李某及其父亲表示道歉的新闻报道。此新闻一经播出,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质疑声。被害人陈某的委托律师张凯公开质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讼诉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只有公(安全)、检、法工作人员和律师才有可能进入看守所,其他人根本不可能进入。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提讯人犯时才可能进入,而且必须持有提讯证或者提票,提讯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否则看守所应当拒绝提讯。至于律师进入手续更加复杂。在众目睽睽之下,央视居然可以走入看守所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媒体采访犯罪嫌疑人这样情况在中国并不稀奇,我们常常可以从各类法制新闻节目中看到媒体采访犯罪嫌疑人的场景,然而公众对于这种采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质疑声也从未停止过。媒体采访监所关乎言论自由与公众知情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媒体采访监所是监所有限公开改革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然而现实中法律法规的缺失导致公众对媒体采访监所的强烈需求与法律法规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尽管各地相关部门纷纷出台相关规范对本地区的媒体采访监所问题进行规范,但是这些地方规范纷繁复杂,所设定的规则本身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且法律效力等级不高,与媒体采访监所问题的重要性严重不符。

   (二)监所对监所采访持消极态度

   当今时代,随着传播媒介的多元化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信息传播媒介的结构和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覆盖率高、传播信息量大、影响面广、冲击力强等特点。可以说,公众接触信息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传媒的身上。 在公众了解监所的过程中,媒体就扮演着桥梁的作用。媒体采访被监管人员,通过一种独特的视角帮助公众了解、关注、监督监所的工作,同时可以传递监所的声音,打破公众对监所的神秘感,树立其监所良好的形象。然而,目前我国的监所并没有认识到媒体的重要性,不重视与媒体的沟通,对媒体要求进监所采访往往是抵触、排斥的态度,在缺乏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以各种借口回避、拒绝媒体的采访申请。在各地的实践中,媒体能否走进监所进行采访完全取决于各地监所内部的规定。通常,媒体到监所采访,需持介绍信到监所负责宣传工作的部门办理手续,待报请监所领导同意后方可进行采访,采访时必须由相关负责宣传工作的人员协调。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条件,缺乏确定的规则和程序,这往往导致媒体采访监所受监所消极态度的影响不被允许或者受到种种限制。例如,在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躲猫猫"事件成为新闻舆论热点后,由15名网民代表组成调查委员会,参与调查"躲猫猫"事件的真相,但是最后网民调查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称,查看监控录像和会见当事人的要求都被拒绝,探寻真相还是要靠司法机关。由于新闻舆论监督缺乏法律依据和手段保障,因此在实践中有的监狱、看守所会以依法维护监管安全、保守国家秘密等借口来抵制媒体和记者的调查采访。 监所的这种消极态度使得监所的工作得不到广大民众的了解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也侵害了新闻自由和公众的知情权。

   (三)媒体采访报道忽视保障被监管人员的权利

   忽视媒体的公开报道与被监管人员人权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目前媒体采访监所问题遭遇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媒体采访被监管人员是一种开放性的新闻传播活动,且媒体作为"经济人",有扩大影响和盈利的天然冲动,通常会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或满足公众感兴趣的话题,而将采访中获得的有关被监管人员隐私的信息予以公开,如有关被监管人姓名、年龄、住址、电话、亲属情况等等。对于被监管人员而言,与案件无关的隐私信息的公布可能会对被监管人员的家属造成伤害,同时不利于被监管人员回归社会。除了隐私权以外,媒体对犯罪嫌疑人的采访还可能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公平审判权。媒体的话语立场通常是道德化的,诉诸于公众的情感和直觉,因此,在犯罪新闻报道中,为激发公众的关注,时常对犯罪事实及其对被害人一方的伤害情况进行过度的夸张和渲染,显然这损害了犯罪嫌疑人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 药家鑫案件是个典型的例子,在药家鑫案件中,有一些媒体刊发了所谓法律专家的观点,旗帜鲜明地表示犯罪嫌疑人"该杀"或者"不该杀";也有一些媒体登载了指向明确、结论不二的评论文章;还有一些网络媒体将网民划分为"保药"和"杀药"两大阵营,组织进行声势浩大的激烈辩论。 无论媒体是出于何种目的,对药家鑫案件的过度讨论侵害到了犯罪嫌疑人的公平审判权。然而,我国实践中却常常忽视这种矛盾,未对被监管人员的隐私权和公平审判权予以足够重视,对媒体采访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缺乏正确的引导和有效的监督,从而引起公众对媒体采访被监管人员的质疑和不满。

   三、构建媒体采访监所制度应当考虑的因素

   (一)维护被羁押人的司法人权

   监所被视为窥探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的窗口,我国清末改良监狱之父沈家本就曾经援引西方学者"觇其监狱之实况,可测其国程度之文野"一说,在《奏议复实行改良监狱折》中认为"东西各国以囹圄之良窳觇政治之隆污"。 监所由于其封闭性,往往积淀着这个国家最阴暗、野蛮的一面,因此将监所作为反映一个国家政治文明、人权状况的一面镜子是最恰当不过的。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2条所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涉及人们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属于每一个人,包括因犯罪被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人。有学者指出,一个国家人权保护的水平,不仅在于这个国家如何对待正常人,更重要的是如何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而且由于这部分特殊公民被限制或者剥夺了人身自由,处在被动、弱势的地位,其合法权益更容易受到侵犯,因此这些公民更加需要特殊保护。

目前,我国已批准和加入了一些保护罪犯权利的国际条约和公约,这些国际条约和公约促使我国借鉴吸收国外的先进理念和监所管理经验,不断向国际人权保障标准靠拢,而学习借鉴国外的媒体采访监所制度正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第10条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1975年)第6条规定:"每个国家应对在其领土内被剥夺自由的人的审问方法和做法,以及拘押和处理这种人的安排,有计划地进行检查,以防止发生施行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事情。"明确了被剥夺自由的人应当享有人道待遇及人格尊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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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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